宋代“三教合一”思潮初探

倡导“三教合一”是宋代思想界的基本特征，本文通过对宋代儒、释、道各家“三教合一”思想的考察，分析了每家的理论特色，指出：宋代的“三教合一”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唱，佛、道为伴唱而共谱的时代之曲。宋代“三教合一”思潮不仅完成了三教之间的理论整合，推动了理学的形成，而且造就了以“和合”为特征的深层民族心理结构，对中国社会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     

韩拙《山水纯全集》对前人画论的引用与发展

宋代开始，一些绘画评鉴大师为了集画论之大成，多把前人画论抄掇一遍，然后再加入一些自己的观点，最具代表的是韩拙的《山水纯全集》。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此书“抄袭”之处较多，并随意修改原著，态度很不端正，学术价值较低。然而，韩拙虽然“抄袭”很多，但有些思想却是对前人画论的再发展，意义重大。韩拙在郭若虚“三病”基础上“召匡”病的提出，在王维“意在笔先”思想下的“预想目前”、“笔法推之”观点，以及对荆浩“四势”、“六要”的新解和新“三远”的阐发，都是他有意对前人理论的思考和创新，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     

郭熙“三远”论的美学思想溯源

郭熙的《林泉高致》是中国古代山水画论的重要著作,彰显了山水画本体价值和功能。郭熙提出的“林泉之心”既溯源于老庄“游”的美学思想,也受到唐代“中隐”理论的影响。郭熙在“游”的思想基础上推扩为“游目”的审美观照方式,并且最终将“游之所向”物化为具有整合、凝炼意境功能的“三远”理法,从而使之成为山水画论与山水画创作的审美范式与规则。     

宋代庄学评点中庄子思想批判析论

评点是宋代庄学的重要构成形式和内容,主要是对庄子思想中具体观点的褒贬评判,直接透显出时人对待庄子及其思想的多元态度,是对庄子思想系统诠释的重要补充。宋代庄学评点中对庄子思想的诸多批判主要表现为：从事物客观实然的角度批判庄子的“齐物”思想;斥庄子的“神人”之说为谬妄;认为庄子的存身处世之道乃“贼德之尤者”;对《庄子》寓言中的诸多观点提出异议和批评,认为“庄周寓言,陋语良多”;批判庄子为“判圣人者”,斥庄子之书为乱世之书。上述批判与宋代新儒学复兴的背景直接相关,实是宋代儒家立足于自身立场的一种门户之见,出于其维护自身正统地位之需,从中可以窥见宋代庄学的另一侧面,也可以更直观地感知宋代儒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杨时的文学思想

杨时是宋代洛学派的重要人物,他坚定地秉承并进一步阐扬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其<龟山集>所体现出的文学思想无不打上理学思想的烙印,主要表现为特别强调作者的正心无邪、作品的温柔敦厚和冲淡自然的风格.     

论宋代文学精神的对立统一

“睿智”是宋代文学精神的精髓与灵魂，在它的统摄下，宋代文学精神呈现出继承与独立、理性与情欲、悲观与达观等多元化矛盾的和谐统一。生发“睿智”这一精神核心的根本原因是宋人能将儒、道、释三种思想实现内在融合，从而生发的睿智的人生哲学：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治世哲学，以道家思想为主的养生哲学，以佛家思想为主的修身哲学。     

论宋代的理学、禅学与诗学

在宋代特定历史条件下 ,以理学为核心的宋学一方面以儒学为本 ,另一方面又广泛汲纳道、释、玄学思想特别是佛教禅宗哲学 ,以构建“新儒学”体系。比之儒家思想促成道德教化与道家思想促成自然情趣的文学规范 ,禅学显然更具有艺术性实质 ,而比较各种文体 ,诗又显然是最具禅意的文学 ,宋代诗学由此形成以禅论诗的观念。宋代理学对禅学的含容利用与以禅论诗的宋诗观念的形成 ,其间有着互为影响的作用。首先 ,诗、禅关系促使儒、释文化渊源相交织 ;其次 ,诗人构思、儒者求道、僧徒参禅三者在最高境界上的相似 ,促使文人在不同的领域中形成方法的通用 ;再者 ,在宋代诗学建构中 ,除诗人言理习禅与理学家以诗禅言理之外 ,诗学理论的空前繁荣则构成更为重要的因素 ,而宋代诗论往往正是理学与禅学、理学与诗学、禅学与诗学交相融汇的结果     

从“已发”到“未发”——李侗对程颐“中和”诠释的转变

“中和”思想源自于《中庸》,因其丰富的心性理论为宋代理学家所重视。北宋学者程颐从“已发未发”的视角对“中和”概念进行重组建构,将其抽象、提升为心性论的高度,并提出了“已发之后求中”的心性理论。而南宋学者李侗将程颐的“中和”概念进一步内化,提出了“未发之前求中”的心性理论,更加突出了“心”的作用。李侗对程颐“中和”思想的全新阐释,在宋代《中庸》的研究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山谷诗的自由王国

黄庭坚作为宋诗的典型,在诗艺的诸多层面继承并拓展了传统,成为“句法诗学”的集大成者.语序是山谷“句法”的核心之一,平仄、节奏以及押韵等因素限制了诗歌语序的形成,但经过诗人的自觉追求,可造就一类特殊格调.山谷的“用典法”已构成了一套独特的“典故体系”,其重要方法如“用全语”“错本旨”等多能体现其“瘦硬”精神,而用典的“程式化”更是宋人诗学的一大异观.在“远境”的追求中,山谷于“篇中远”及“句中远”独擅胜场,以句法的承接、断裂、省略来营造“句中远”,则更具“山谷风味”.要之,黄庭坚的“句法诗学”为古典诗歌带来了全面突破,已足以构成一座诗歌领域的“自由王国”.     

儒家价值信念的彰显——论王畿哲学对老庄思想的批判性吸收

宋明时期,儒、释、道三家思想已成融合之势,释、道二学日益渗透于正统儒家思想中。王畿作为心学派王守仁的得意门生,其思想颇受老庄影响,特别是在本体论架构中,即关于对“道”的虚无性、自然性的继承和主体性思路的延伸方面流露出明显的道家痕迹。与此同时,王畿对老庄思想中不合儒家价值信念的地方予以了批判和改造,体现在功夫论中“自信良知”学说与老庄“绝圣弃智”观点的分道扬镳,及由此而形成不同的社会态度和人生理想。     

简论杨时的理一元论思想

杨时,是我国宋代著名理学家,福建将乐人。晚年隐居故乡龟山,学者称龟山先生。他是二程的得意门生,与谢良佐、游酢、吕大临并称程门四大弟子。他二十九岁先拜程颢为师,别时有“吾道南矣”的传说,成为理学家们的美谈。四十一岁又拜程颐为师,所传“程门立雪”的故事,足见其求学之诚心。杨时浸淫六经,推广师说,是北宋末南宋初传播“伊洛之学”的首要人物。他的学生有一千多人,著名的有王萍、吕本中、关治、陈渊、     

从淡远到空灵:论宋代文人画空间结构的转变

人们一般将文人画在宋代的独立归因于苏轼, 正是通过这位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 文人画拥有了明确的理论与主张。不过,将这一理论主张的后果指向与画工画不同的文人画派的出现,则是对这一现象似是而非的理解。从根本上讲,苏轼的文人画论彰显的是文人自我意识的觉醒,这一觉醒源起于宋代以来思想世界的深层变化, 最终以艺术方式落实于文人的绘画实践。如果说山水画自魏晋以来因自身存在的特殊性而迅速实现了由技到道的转换, 使得画作得以指向整体的山水世界, 那么苏轼所引领的宋代文人画实践则以独特方式改变了画作的空间结构。一方面,整体的山水世界交互融通, 呈现出由远向淡的空明化转向,另一方面, 具体的山水物象各自显出, 彰显其不同于整体山水的灵动个性。在文人画作中, 这两个因素彼此独立又相互结合, 形成的是空与灵的内在交织,透露的是生活世界的近世转换。     

论契嵩佛学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及其对宋代士林风气的影响

中唐以后直至宋初,佛教在士人知识分子的揭露批判声中,日益暴露出其弊端。为了补偏救弊,为佛教争得更大发展空间,北宋僧人契嵩在融合儒释方面作出了不懈努力,他选择以“孝”为突破口,对佛教的孝道思想进行了新的诠释,力图找到佛教与儒家思想的契合点。契嵩的融合儒释,一方面表征了他对佛教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张显了他思想的入世归儒倾向。契嵩入世归儒的思想和实践对宋代士大夫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为宋代士人礼佛参禅画卷涂抹了重彩一笔。     

论汉代新儒家

在历代鼓吹儒家道统的影响下,人们很容易忽略区分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儒家,后世虽有汉儒、宋儒、清儒之类的说法,但对不同时期儒家的不同特点,注意是不够的。汉代新儒家经过叔孙通、公孙弘和董仲舒的发展,理论上日益成熟,继承了先秦儒家学说,以从政、为政为主要目标,在政治实践中不断演变。汉代新儒家适应政治统治的需要,大量吸收和运用阴阳五行学说,兼采各家思想,构造儒家思想的新体系,倡导大一统、君权神授、三纲五常等思想,把先秦儒家思想系统化、理论化、神圣化,有很高的实用价值。汉代新儒家思想理论发展到一定高度之后,加上政治、制度等方面的一些外在影响,它继续前进,又有更新的因素注入,从而继续在理论和方法上更新。东汉从专经到通儒,兼及诸子,到魏晋、隋唐士人转向佛、老探求,直至宋代新儒家的出现。     

仙乡中的“仙翁”——论欧阳修亳州诗文对道教的接受

欧阳修早年坚定地信奉儒家思想,认为“仙翁释子”皆为“异说”,但晚年开始倾心于道教,以儒者的身份吸收道教思想。这种思想转变是在多方面因素共同影响下而产生的。从时代环境来看,宋代三教合流的背景为欧阳修思想的转变提供了前提条件;从个人身体条件来看,晚年身患“消渴症”、双目眊昏的他已经不能再担任要职;更重要的是,欧阳修晚年乞求致仕不成,出知亳州之后,受这一空间的触动,心灵和情感得到了升华,使他对道教的态度发生了改变。欧阳修在亳州时期创作的诗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在遣词造句方面极具道教特色,大量使用与道教相关的典故和人物,反映出他对道教养生思想的接受和推崇。     

论汉初统治者对儒学的态度

从西汉初期刘邦以黄老思想治理国家起,汉初各代统治者对与之并存的儒学态度不一,直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确立了以儒家思想为主的意识形态.     

论储光羲诗歌的民本思想

民本思想是我国儒家的传统思想之一,早在《尚书》中就有“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记载。儒家的“亚圣”孟子则是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提出:“爱民”、“恤民”、“制民以产”、“不违农时”、“劝民农桑”的观点,又以“与民同乐”为最高表现。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储光羲,一生爱民、恤民,有着深厚的“民本”意识,其诗歌的字里行间充溢着浓郁的“民本”情怀。     

一个士大夫的进退出处－－范成大晚年归居退闲生活与佛道思想

儒佛道三家思想的融合 ,对宋代士大夫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南宋著名的士大夫 ,范成大的出处风范在当时便受到了士林的推崇。本文以他晚年归居生活为研讨对象 ,意在探寻佛道思想对其人生思想和出处态度的影响 ,揭示其精神世界中“三教融合” ,且“以儒治世、以佛修心、以道养生”的格局和在现实中追慕放浪丘壑及歌酒欢娱的怡情生活     

胡安国理学地位探析

胡安国是宋明时期的著名经学家和湖湘学派的创始人之一，其治学理念上承二程，下接谢良佐、杨时、游酢，在理学发展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胡安国对于心、理、性等理学范畴的研究虽尚未形成规范的理论体系，但其以心为本、心与理一的思想却对后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代画评中的艺术伦理思想及其生命蕴涵

宋代画评中蕴涵着丰富的伦理思想,画评家倡导的“胸中士气”和“心胸的涵养”是艺术心胸的成就,强调的是个体人格的建构,体现了自我生命的确认;立品和载道则是基于作品展开,在作品与创作者及天地宇宙关联中生发作品的价值意义;而“大其心”“观生意”“尽物性”“比德”等品评思想彰显的是天地之大德,凸显了宋代艺术伦理的大生命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