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国维“三境界”源出尼采说

王国维《人间词话》有“三境界”论:“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首蓦见(按:应作“蓦然回首,),那人正(按:应作“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此论以思情艳情之词喻严肃的     

注释要有助于读者理解原文

鲁迅在《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中认为:拿别人的姓氏籍贯来开玩笑,这是无聊的攻击。因为姓氏籍贯是“从上代传下来的,不能由他自主”。与此同时,鲁迅还认为:“一个作者自取的别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想,譬如‘铁血’,‘病鹃’之类,固     

从《摩罗诗力说》谈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意义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早期最重要的一篇文艺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鲁迅所阐述的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家的责任,文艺的特点等基本观点既是这篇论文的核心,也是鲁迅整个文艺思想的核心。对鲁迅毕生的创作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他在一九三三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说的:“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文艺“为人生”这个观点正是最早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来的。鲁迅写道:“文章之作用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故文章之于人     

释“悳”

鲁迅先生在他的《名人和名言》中曾写了如下的一段话: 还有江亢虎博士,……谈到小学,说“‘德’之古字为‘悳’,从‘直’从‘心’,‘直’即直觉之意”,却真不知道悖到那里去了,他竟连那上半并不是曲直的直字这一点都不明白。这种解释,却须听太炎先生了。(鲁迅:《名人和名言》) 一九七二年底,我的一位朋友给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作注,要我帮他解决一下有关“悳”字的形义问题。他既问道于盲,我则义不容辞。曾先后给他写了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     

“恣君之所使之”中“所”字之我见

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第一册,把《触龙说赵太后》中的“恣君之所使之”解释为“任凭你怎样支使他”。在《古汉语通论》(十二)中,又把“所”称为“特别的指示代词”,认为这“所”字指代“使之”的方式方法。其后,郭锡良等编的《古代汉语》承此说,认为:“所使之:指支使他的方式。‘所’:指示代词,指代‘使之’的方式。之:     

“刀光火色”辨

鲁迅一九一九年发表于《新青年》六卷五号上的随感录《五十九“圣武”》,是一篇研究鲁迅前期思想的重要文章。多年来,人们尽管对于能否从它看出鲁迅当时已接受马克思主义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把“刀光火色”一词,当作鲁迅所赞颂的十月革命的代用语,这一点却几乎是共同的。鲁迅这篇文章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这是明白无疑的。但认为“刀光火色”就是他所颂扬的十月革命,我觉得是和原文含义大相径庭的一种错误理解。《五十九“圣武”》,是《五十六“来了”》一文意思的进一步阐述,二文紧密相连,可以说是上下篇。《五十六“来了”》中说:“‘过激主义’不会来,不必怕他;只有‘来了’是要来的,应该怕的。”那么,“来了”到底是指什么呢?《五十九“圣武”》中讲得很清楚:“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与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这两篇文章里讲的“来了”也好,或叫“刀与火”也好,是指历来统治阶级的穷兵黩武,争权夺利和对人民的残酷镇压,以及广指“从古到今的扰乱”。总之,它不是褒词而是贬词。所以鲁迅讽刺道:如嫌不好看,改称“圣武”,便好看了。明白了“来了”和“刀与火”的含义,就可以进一步看看鲁迅讲的“刀光火色”到底是什么意思。那整段话     

鲁迅论《金瓶梅》及《鲁迅全集》中的注释正误

鲁迅对古典文学名著《金瓶梅》有高度的评价。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明代“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金瓶梅》“作者之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时说部,无以上之”。他不同意对该小说进行贬低或作     

论《庄子》的艺术虚构

《庄子》一书以其治翰恣肆的文思,深蕴广博的气势,瑰丽奇绝的语言而为世人所瞩目。李白在《大鹏赋》中赞叹道:“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清人刘熙载则曰:“意出尘外,怪生笔端”(《艺概》)。而刘凤苞却着眼于庄子的讽刺艺术,评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南华雪心编》)。金圣称其为“天下第一奇书。”鲁迅先生则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说:“其文汪洋辟,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而郭沫若则进一步评论说:“不仅‘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秦汉以来的一部中国文学史差不多大半在他的影响之下发展”(《庄子与鲁迅》)。     

继承·模仿·创新——重读《马氏文通》

《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在本书《后序》中说:“斯书也,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证繁引以确知华文义例之所在。”《文通》确有强用西方语法比附汉语之处,因此一直受到批评。吕叔湘、王海棻先生指出:“其实正如他在上面引文中所说,他不仅‘求其所同’,同时也‘求其所不同’。在这方面,大家只注意到他在因袭西方的八个词类之外增加了一类助字,是‘华文所独’。却很少人注意到他还在好些别的地方指出‘华人所独’。(吕叔湘、王海棻《<马氏文通>评述》,《中国语文》1984年第2期)这个意     

试论鲁迅笔下的两位女性形象——祥林嫂与子君之比较

鲁迅 1 92 4年 2月写的《祝福》中的祥林嫂和 1 92 5年 1 0月写的《伤逝》中的子君 ,是对中国历史、现实深思后创造出的两位女性形象。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写道 :“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 ,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 ,以为必须是‘为人生’ ,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 ,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 ,意思是在揭出病苦 ,引起疗救的注意。”《论睁了眼看》中也写道 :“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他的血和肉来。”在《南腔北调集》中又称“要改造‘国民性’”。鲁迅通过祥林嫂和子君 ,提出了浓烈的封建…     

也谈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

在《中山大学学报》今年第一期上,我看了中大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写的《陶潜的<桃花源记>和田园诗》(简称“中文”)后,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一陶潜是“隐逸诗人”吗?不首先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正确理解陶潜及其诗文。“中文”以肯定的语气说:“陶潜是隐士,也是逸民,合称隐逸。南朝诗论家钟嵘说陶潜是‘隐逸诗人’的老祖宗,这话是不错的。”鲁迅写过一篇杂文,对所谓“隐士”有十分精彩的分析。他说:“真的‘隐君子’是没法看到的”。“非隐士心目中的隐士,是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但这种人物,     

从“金刚怒目”式谈到陶诗的艺术风格——兼与高振中同志商榷

高振中同志《论陶渊明的“金刚怒目”式作品》一文,(《延安大学学报》1980年第一期)根据鲁迅先生的教导,对陶诗作了新的探索,应当说这是一个有意义的课题。但是不顾陶诗的实际情况,硬把鲁迅的指示绝对化,把它当作固定的格式去套,几乎把陶诗全部归结为“金刚怒目”式作品。鲁迅先生指出:“陶诗中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金刚怒     

“交错体句式”索解

宋陈骙《文则》指出:“文有交错之体若缠纠然,主在析理,理尽而已,……《庄子》曰:‘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末始也者。’又曰:‘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明祝允明在《罪知录》里说:“文体既立,其状自殊。”他列举了十四种类型。其中,有萦纡缠乱,反复钩连者,指的就是这种交错之体。 这种文字,“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散,彼因自谓猖狂妄行而蹈乎大方也,学者何不从大方处求之?” (清刘熙载《艺概:文概》)这种交错之体,《庄子》用得最多最成     

学习鲁迅手稿 改进语文教学——读《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手稿

鲁迅非常重视文章的修改。他在给叶紫的信中,告诉叶紫在文章写成之后,不急于拿出去,“搁它几天,然后再来复看,删去若干,改换几字”。在《答北斗杂志社问》中说:“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鲁迅又非常重视向大作家的手稿学习。他在《不应该那么写》中说:“凡是已有定评的大作家,他的作品,全部就说明着‘应该怎样写’。只是读者很不容易看出,也就不能领悟。因为在学习者一方面,是必须知道了‘不应该那么写’,这才会明白原来‘应该这么写’     

鲁迅未向茅盾表示同意解散“左联”

《鲁迅全集》新版六《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题解”谓:“‘左联’的解散曾经由茅盾征求过鲁迅的意见,鲁迅曾表示同意,但是对于决定和实行这一重要步骤的方式比较简单,不够郑重,他是不满意的。”题解的意思似乎是说,鲁迅曾向茅盾表示过同意解散“左联”的意见。这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     

“一面有残毁者,一面也有保全、补救、推进者”——鲁迅与文物

鲁迅先生是一位伟大的高瞻远瞩的爱国主义者,他非常热爱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他说:“我们有艺术史,而且生在中国,即必须翻开中国的艺术史来。”(《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他认为,祖国琳琅满目的文化遗产,是自古以来的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一切文物,都是历来的无名氏所逐渐的造成。”(《南腔北调集·经验》)鲁迅先生对文物的珍视,体现了他对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尊重、爱惜。     

试论鲁迅的悲剧艺术

鲁迅是我国在理论上提出合乎科学的悲剧学说的第一人.这些理论,贯彻在他的创作实践之中.(一)鲁迅在《我怎样做起小说来》中写道:“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     

“我不如陶生”与“我生不如陶”

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第一首首句“我不如陶生”,宋景定本作“我生不如陶”。纪昀说:“于义应作‘我生不如陶’。然(第)四句乃有‘生’字,则原本固‘陶生’矣。此称未免生造。”王文诰《苏诗编注集成》认为。“一本作‘我生不如陶’,此后人疑‘陶生’二字不类而妄改也。……今据渊明《饮酒》诗云:‘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下     

读《伪自由书·后记》

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到五月间,鲁迅适应现实的阶级斗争的需求,以他“感应的神经,攻守的手足”的杂文,在《申报》的付刊《自由谈》上,和敌人进行了短兵相接的斗争。《伪自由书》便是这次光辉的战斗的结集。鲁迅说:“所谓‘自由谈’,其实是不自由的”,“‘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伪自由书·前记》)。这些杂文,在当时“文禁如毛,缇骑遍野”的白色恐怖下,只能是“带了锁链的跳舞”。“伪自由书”的命题,便是对国民党反动派辛辣的讽刺。附在《伪自由书》出版时的《后记》,并没有另外发表,但《伪自由书》发行后,     

浅谈“孰与”

在古代汉语的一种疑问句中,“孰”、“与”经常连用,形成一种“……孰与……”的习见格式。句中的“孰与”,从语法角度分析,它是怎样一种结构?从语义角度训释,它究竟表达怎样一种内容?对此,历代语法学者问或有所论述。如清人王引之在他的《经传释词》中说:“书传中言之‘孰与’者,皆谓‘何如’也。”他认为“孰与”盖等于“何如”。杨伯峻先生在《古汉语虚词》一书中也持相同看法,他说:“‘孰与’还可以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