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均势"的基本含义

本文为界定“均势”建立了一个区别层次且各层次之间相互关联的分析框架。在该框架内,阐释了均势的基本含义:国际体系层次的均势秩序、国家层次的均势外交和介乎二者之间的均势机制。文章对均势秩序的形态作了区分,重点区别了均势与霸权;对均势外交的原则作了深入剖析,重点分析了联盟战略;对均势机制的历史脉络作了梳理,重点揭示了其存在的延续性。最后,提出了把均势与中国的和平崛起相联系的问题,以进一步强调研究均势的现实意义。在研究中,作者主要运用了现实主义(包括传统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视角,同时又从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机制理论中获取了重要借鉴。     

社会资本与外交转型:嵌于全球关系网络的中国崛起之路

在一个相互依赖的"网格状世界"之中考察中国外交转型,需要具备一种关系性思维,将"联结"本身视为一种比权力更加重要的战略性外交资源。当中国不断融入世界、与外部的战略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传统外交渠道与新型网络共同构成了中国崛起的实力支撑。长远而言,中国影响世界的最好方式是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提升在关系网络中汲取、动员外交资源的能力。在东亚地区,评估中国蕴含的社会资本存量,可以从宏观—微观、结构—认知维度明确中国外交的进取方向。新时期的外交改革需要致力于将信息、信任与信念深植全球体系,立足社会性连带,构成可持续性战略崛起。     

从先秦道家“和”文化传统看习近平“拒绝零和博弈”外交话语

中国人民自古爱好和平,反对战争;崇尚和谐,反对霸权。对于国家间的相处,也反对以武力或战争方式解决一切问题。而崇尚"和为贵"的中国传统文化是我们爱好和平的文化基础,其中以"无为"思想为指导的先秦道家各思想家,以不同的程度反对战争,倡导国家间和平相处、共同获益。本文从先秦道家角度谈习近平总书记"拒绝零和博弈"外交话语,既是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进一步构建"和谐世界"的需要,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推进和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威尔逊主义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关于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

本文研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伙伴－美国的外交行为。笔者认为,秦亚青用霸权系统理论对二战后美国在国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做了很好的分析。按照这个分析,美国在此期间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目标是维持霸权地位和国际霸权系统,美苏关系最核心的内容是争夺霸权的权力争斗。笔者认为,对于象美国那样追逐和维护霸权的国家,除了从权力的角度来解释其行为外,其他因素,比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也会影响其对外政策。笔者并不支     

论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

国际关系意义上的“中国问题”是中国何以和平地融入国际社会,其实质是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百年来中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显示,中国由世界秩序的主要受害者身份向基本受益者身份转化,中国崛起需要将国家利益与国际体系、国际政治文化、世界潮流有力结合起来,东亚秩序与日本崛起是近代以来中国崛起的重要环境因素,中国崛起的方式逐渐由“革命与战争”为主变为“和平与发展”为主。理论的最新发展表明,崛起与秩序是权力、制度与认同的三位一体,但处在不平衡发展之中。目前世界秩序的特点是“全球霸权,地区均势”,世界秩序的形成快于中国崛起,中国崛起与地区崛起具有同步性。面对世界秩序,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首先维持并发展中美关系,同时也要调动欧洲因素,并注意以地区崛起重塑世界秩序,适当考虑文化崛起的可能性与现实性。     

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下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的新态势

目前全球气候能源格局变迁过程中面临着日益紧迫的碳约束,一国应对或突破碳约束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在国际秩序转型中的地位。清洁能源作为下一代能源体系的主导因素为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以及推动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个综合性解决方案。在此背景下,清洁能源外交的开展已经成为一国优化外部发展环境、保障低碳竞争力以及推进全球气候能源治理新秩序构建的重要着力点。随着国内清洁能源产业的快速崛起,中国清洁能源外交经历了从"外生性能力援建"到"内生性制度化"外交的四阶段演进路径。特别是中国在后金融危机时代成为世界首位的清洁能源大国之后,其外交呈现出多层多轨、"南南"模式创新和伙伴关系网络化等新态势。其背后的重要推动力量来自国内绿色发展的大力保障、国际体系的权力流变以及中国整体外交战略的能动性转向。该外交新态势有助于中国在国际低碳转型中处于优势地位,同时提升自身在全球气候和能源新秩序构建中的话语引领力和制度性权力。     

威尔逊主义与美国的对外政策──关于美国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因素的分析

本文研究中国最重要的外交伙伴──美国的外交行为。笔者认为，秦亚青用霸权系统理论对二战后美国在国际冲突中的支持行为做了很好的分析。按照这个分析，美国在此期间最主要的国家利益和国际战略目标是维持霸权地位和国际霸权系统，美苏关系最核心的内容是争夺霸权的权力争斗。笔者认为，对于象美国那样追逐和维护霸权的国家，除了从权力的角度来解释其行为外，其他因素，比如，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也会影响其对外政策。笔者并不支持用单一的理想主义模式来解释美国的外交行为，但是也并不认为因此就可以排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本世纪以来，美国在追求和维护霸权的过程中，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对美国的对外政策起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不看到这一点，不容易全面理解美国的对外政策。     

霸权文化与文化威胁——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国和世界的影响

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的基本形态有三个：文化交流、制度输出、价值观传播。文化交流属于表层的、最常见的文化外交形态;嫁接美式政治经济制度属于美国文化外交的中层形态;传播美国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属于核心层的文化外交形态。这三种形态紧密联系,共同搭建起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的有机体,成为实现美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工具。事实上,美国也的确把文化外交当作谋求＂文化霸权＂地位的有效手段;而以＂文化霸权＂为目标的美国文化外交政策给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了威胁。美国对华文化外交政策在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相互理解、促进中美关系发展的同时,也给中国带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论中等强国在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里的角色和功能

发展中国家是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构建和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一支重要力量,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因利益交织、命运共存联结而成一体的特点,决定中国向来高度重视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但是全球现有160多个发展中国家,由于各国政治制度和现实情况的相异性,导致彼此利益诉求产生差别化的情况,而这必然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合作的实际效率。中等强国都是发展中国家群体里具有较高地位的地理人口大国,并且在发展中国家中具有重要的象征性和影响力,以中等强国为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布局抓手和区域支点,能够有助于提升中国发展中国家外交的专注度和实效性。本文将就中国外交如何以中等强国为布局支点,推进与发展中国家关系发展的战略、对策、机制、措施以及未来方向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以期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国对发展中国家外交的有效政策和策略手段。     

新兴国家崛起与国际权力结构变迁

新兴国家崛起正在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等级权力结构,给国际政治带来了经典的结构性张力。但是,新兴国家崛起又具有三个全新的结构性特征,包括国际体系的扩展、新国际安全关系和"区域极化"等。这些特征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激烈的大国冲突甚至霸权战争,另一方面又为新地区国际秩序的出现注入积极因素。     

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重塑——兼论中美权力转移下的冲突与包容

美国一些学者和政客认为,中国崛起和“中国模式”本质上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削弱了美国在世界的主导地位,而美国的全球霸权和利益决定了其对华政策和太平洋战略。中国绝不希望中美交恶,也不希望世界体系发生动荡,把握中国和世界未来前途命运的关键是如何处理非均衡的大国关系,特别是与现存超级大国的关系。把现实主义、理想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与中国崛起的实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实现合作共赢,必将为中国与人类的和平发展和共同繁荣开辟广阔光明的前景。     

美国干涉南海问题的政策趋势

伴随美国全球外交战略的调整,奥巴马政府强势介入南海问题,使南海争端的复杂化和国际化几成定势。美国南海政策与其亚太政策的目标一致,在于加强其对该地区安全事务的领导权和预防地区大国崛起的挑战。本文从中美互动、美国与东盟互动以及中国与东盟互动的三个视角,对最近几轮（特别是2011年夏季以来的新一轮）南海争端进行再观察,厘清美国逐步积极、深入介入南海问题的政策转型轨迹,及今后将长期对我解决南海争端进行干预的政策趋势。同时指出,南海问题的实质是美国的霸权边际与中国影响力扩展的必然碰撞,中国需用有战略高度的新思维应对之。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政治考量与时代价值

毛泽东“三个世界划分”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50年代“一个中间地带”思想,雏形于60年代的“两个中间地带”思想,正式形成于70年代初期。毛泽东以国家利益与主权诉求为逻辑原点,以矛盾对立统一论为哲学基石,以冷战时代背景为历史平台,以反对霸权主义为主要外交方略,形成了著名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作为中国外交战略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标志性成果,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具有十分特殊的时代价值,特别是在国际伦理与正义原则、话语权与国家形象、安全机制与战略伙伴关系、相互依存与文化超越等领域形成的理念和原则,是值得我们倍加珍视的宝贵的思想资源。     

“中等强国”在全球体系中生存策略的理论分析——兼论中澳战略伙伴关系

在全球和次全球(区域)体系中,中国作为全球性经济和地缘政治新兴大国,其上升态势有力地推动了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大周边邻国的经济融合,以及政治和战略合作。在全球"复合依存"架构下,这种日益增强的经济融合与多领域的合作反映了中国地缘政治新趋势,即将自20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实施的经济外交和针对中国大周边邻国的"外交魅力攻势"紧密结合。这种新的地缘政治战略推动中国和澳大利亚采取"和解"策略,增进经济合作和政治磋商,并最终促使双方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中澳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不仅有利于推动双边贸易和经济合作的进一步扩大,而且也有利于双方构筑政治和战略互信。中澳战略伙伴关系还有助于确保当中国凭借其新增的财富和力量获取相应的全球性大国地位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其他盟友不要视中国的"和平崛起"为威胁,并进行自我约束,避免卷入美国遏制中国的任何企图。     

中不边界问题述论

不丹是目前中国周边14个陆地邻国中唯一没有建交的国家。中不边界是目前中国周边14条边界线中仅剩的两条没有正式划定的边界之一（另一条为中印边界）。由于不丹与印度的特殊关系,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不边界问题,是经常被迫与中印边界问题牵缠在一起的。80年代后,随着中印关系的逐步改善并实现正常化,也随着不丹在对外关系方面逐步推进其＂独立自主＂进程,中不两国政府开始进行直接的双边外交谈判。从1984年开始一直到2010年,中不边界谈判（副部长级）已经进行了十九轮。但是,谈判进程起伏很大,有进展,但是没有重大突破。其中,＂印度因素＂仍然是绕不开的最重要的制约。     

论“地区”视域下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

中日安全关系的发展,不仅在两国双边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且对两国所处地区环境的和平与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自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发展实践不断丰富着地区概念的内涵。基于“地区”视域,中日安全关系的演变脉络星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从“反对地区霸权”共识下的友好合作,转为“东亚安全治理”框架下的相互警惕认知,直至“跨域秩序构建”进程中的大国战略博弈。中"两国有关地区秩序构建的概念认知与路径选择,正在深刻地影响着彼此间安全关系的发展趋势,需要双方采取积极措施来共同构建新型地区安全关系。     

“气候变化”问题剖析

西方国家所谓＂气候变化＂问题缺乏事实和科学依据,并不是科学定论,温室气体不能决定气候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炒作＂气候变化＂的目的是向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挥舞大棒,确保其能源安全和世界霸权。气候变化问题已经从科学家间的争论发展成为国际政治博弈和经济竞争的焦点,有关气候变化的国际谈判变成对温室气体排放空间和发展权益的争夺。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要认清气候变化问题的本质,从国情和发展阶段出发,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保护环境的关系。     

Criticism of the Logic of the Ecological Imperialism of “Carbon Politics” and Its Transcendence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Kyoto Protocol, international carbon politics inevitably presents itself as the logic or essence of “ecological imperialism,” reflecting a few Western countries’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ir historically formed international hierarchical superiority or exclusive hegemony on the basis of their domestic capitalist economies and politics. This is an intrinsic obstacle to creating a more equitable, democratic and effective global climate or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Criticism of international carbon politics and its “ecological imperialism,” based on traditional “green-left” theories from Marxist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econom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seeking an alternative way to cope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 effectively. As a responsible developing country, China’s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is not only an internal requirement for the promotion of its ow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ut also reflects its responsibility to create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is rationale for our time determines that it is necessary for China to become a world leader in coping with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through a leadership which lies in making a contribution rather than fighting for hegemony.     

国家控制与医生临床自主性的滥用:对公立医院医生执业行为的分析

如何对医生的执业行为实施有效的社会控制是职业社会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医生的执业环境与执业行为的分析,指出医生仍然依附于占据医疗服务市场垄断地位的公立医院,丧失法团自主性的他们无法与国家就收入与服务补偿进行协商。但也正是由于垄断地位,公立医院及其医生获得了对患者和医药厂商的双向支配地位,可以便利地将处方权转换为经济利益。但与此同时,医生对临床自主性的这种滥用意味着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管、职业规范内化后的自律等社会控制方式的失败。本文认为,医生这一职业群体在医疗卫生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参与、逐步开放医生的执业自由以及给予非公立医疗机构平等的地位与待遇等措施会使这些问题得到改观。     

探索建立新型外交关系的历程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起,与世界各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起新型外交关系便是中国政府矢志不渝的目标。20世纪50年代中期,周恩来创造性地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言简意赅地概括出新型国家关系的总体特征。至70年代上半期,中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至世纪之交,中国建立起全方位的对外关系格局,与各方面的关系都显示出新的特点。中国以渐进的方式推动国际秩序的进步,积极倡导合作、共赢与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