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50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与子女经济互动及养老预期——基于对全国5县调查

根据对全国5县(区)抽样调查,农村50岁以上独生子女老年父母家庭有近6成空巢。尽管这些父母的大多数觉得2个及以上孩子对于养老来说更好,但依靠子女养老和多代同堂观念已大为削弱。这些家庭代际间财富流动以子女对父母反哺为主。6成独生子女父母赞成与子女分开住,即使子女今后搬到城镇住,也有近一半人明确表示不会到子女家住,但他们同时并未显示出对社会养老保障的信任,这种窘境使这些曾为人口控制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人面临严峻的养老挑战。     

江苏省高邮市对计生特困家庭实施社会救助

近日,江苏省高邮市人民政府出台了《关于对计划生育特困家庭实施社会救助的工作意见》。《意见》明确对三类计生特困家庭实施社会救助:一是独生子女意外死亡,其父母年龄在45至60周岁以内,且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家庭;二是独生子女意外伤残,其父母年龄在45至60周岁以内,且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家庭;三是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且没有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家庭。《意见》还同时规定了对救助对象的救助申报程序和不同对象的救助额度。江苏省高邮市对计生特困家庭实施社会救助@范习岭$江苏省高邮市计生局!225600     

战后日本的家庭构成及其分布

家庭构成及其分布,是研究人口构成及其分布的一个方面,是人口地理学研究的内容之一。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从成员构成看,家庭一般可分为三种类型:(1)由夫妇及其未婚子女构成的小家庭;(2)由祖父母、夫妇及其子女构成的直系亲属家庭;(3)同居的除直系亲属外,还包括叔父母之类旁系亲属在内的、混合的大家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导致传统的直系亲属家庭迅速解体,使家     

新《收养法》实施对计生工作的影响

1999年4月1日，新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以下简称《收养法》)正式实施。新《收养法》无疑是对旧《收养法》的完善，它的颁布实施对于保护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正当权益，减轻政府社会福利机构负担以及孤儿、弃婴和生父母无力抚养的子女的成长都将起到很大作用。新《收养法》的显著特征是放宽了收养条件，包括对收养人年龄和可收养子女数都作了很大放宽，尤其是根据新《收养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对符合其他条件的收养人收养查找不到生父母的弃婴、儿童，不再受收养人自己有无子女和收养孩子数限制。　　由于收养行为与生育行为…     

关于独生子女家长对其子女期望的社会心理分析

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开展,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已逐渐为人们所接受。因此,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独生子女的成长已成为社会和家庭普遍关心的问题。父母对子女寄以无限的希望,“子女扬名,光宗耀祖”是许多父母梦寐以求的。探讨独生子女家长对子女的期望心理,对做好计划生育工作是有很大益处的。为此,我们于六月十日至二十四日对江苏省宜兴市岂亭乡的部分厂矿和村落的独生子女家长进行了调查,通过对调查结果的分析,我们更加感到研究独生子女家长对其子女的期望心理是很有必要的。     

人口学辞典辞条选登

家庭 人口再生产的单位,基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和收养关系而形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通常由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妹妹和其他近亲属组成。从婚姻家庭出现以后,人类种的蕃衍就是在一定的婚姻家庭形式中实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

1独生子女家庭数量的估计 在独生子女数量研究中的一个主要困难是缺乏可靠的数据.因为严格说,一个人是否独生子女需要在其父母结束生育后才能确定.但现在是以领取独生子女证确认其独生子女身份的.这是不确切的:第一、已经领证的夫妇还有一部分可能再生育;第二、有些家庭虽然只有一个孩子但没有领证.     

中国与其它六十个国家和地区的独生子女率的分析

近年来人们研究独生子女问题的兴趣正在增加,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引起世界瞩目的中国新的人口生育政策.为了在本世纪末把人口控制在十二亿左右,中国于1979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根据1982年中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中国有一个孩子的夫妇为三千三百万对.中国独生子女数约等于新加坡总人口的十四倍.根据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近一半[49.4%]年龄在20—29岁的母亲只有一个孩子.1982年上半年,60%的新生儿是第一胎,但在1981年,此数为56%.     

江苏农村夫妇与父母同住情况及分析

在研究婚姻、节育、生育及婴儿死亡情况时,可发现父母对子女的婚育行为均起着重要的作用。父母在择偶上具有一定的决定权,父母的文化程度影响着婚后妇女的节育知识及避孕措施的选择与使用,婚后与父母同住还影响着夫妇的生育子女数及婴儿死亡率。因此,有必要对夫妇与父母同住做一初步探讨。本文从夫妇是否与父母同住及持续时间出发,描述夫妇与父母同住的现状,并初步分析影响与父母同住的一些主要因素,以利于今后对家庭人口规模、生育水平等问题的预测与控制。     

生育意愿:是确定值还是区间

本文以2015年先后在北京和天津开展的"居民生育意愿和行为研究"为例,探讨个体生育意愿存在区间范围的现象.研究证实,在数量方面,两成以上的人计划生育1到2个孩子,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生育了1个或者2个.在性别方面,"儿女双全"是大多数人的美好愿望,但是可能仅有不到一成的人会为了实现"儿女双全"而坚持生育两个孩子.有性别偏好并不意味着就会人为选择子女性别,只有拥有强烈性别偏好的人群规模才会与出生性别比升高密切相关.在年龄方面,实际生育子女的年龄在理想生育年龄3岁左右的范围内,都被认为是满意的.充分认识到个体生育意愿并不是一个确定值而是存在一个区间范围,这对于生育水平的预测具有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意义.     

养儿防老和母以子贵:是儿子还是儿女双全?

了解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等传统生育文化的影响对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至关重要。使用2008年中国老年人健康因素跟踪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子女性别对老年父亲、母亲生活质量(包括生活满意度和婚姻满意度)、家庭地位(包括经济决策权和自我决策权)的影响发现,儿子的作用大大下降,儿女双全除了增加老年父亲的婚姻满意度以外,并没有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养儿未必能防老;生育儿子或儿女双全并没有提高老年母亲的家庭地位,甚至有儿子的老年母亲的经济决策权还更低;老年人自身的社会经济因素显著提高了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家庭地位。养儿防老、母以子贵等传统生育文化影响逐渐减弱,这对中国稳定低生育水平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家庭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基于2019年西安市五城区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低生育率背景下,育儿成本过高已经成为阻碍生育意愿转化为实际生育行为最主要的现实约束。基于2019年西安市“养育成本及生育意愿状况专项调查”数据,采用方差分析和泊松回归方法,从新家庭经济学和家庭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探讨了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已育一孩夫妇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为1.35,0—3岁、4—6岁和7—12岁家庭的平均打算生育子女数分别为1.43、1.32和1.29;已育一孩夫妇的直接经济成本以教育成本和饮食成本为主,其中0—3岁家庭多为饮食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多为教育成本;间接成本主要是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和人力成本,其中0—3岁家庭更多付出的是时间成本,4—6岁和7—12岁家庭则集中在机会成本和人力成本。养育成本对已育一孩夫妇打算生育子女数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直接的教育成本、娱乐成本以及间接的机会成本、人力成本对打算生育子女数具有降低效应,机会成本、人力成本会降低0—3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教育成本、机会成本会减少4—6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7—12岁家庭的打算生育子女数更多受娱乐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制约。研究发现有助于深化养育成本与生育...     

农村50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家庭经济状况分析——基于2010年对全国5县的调查

根据2010年对全国5县(区)的抽样调查,大多数50岁以上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在经济生活方面并未真正实现少生快富,他们在晚年经济保障上存在很大问题。目前在养老的经济支撑上是以个人为主、子女和社会为辅的格局。多数家庭自身养老经济支撑能力薄弱,收入偏低,超过一半家庭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接近80%的父母不同程度感觉经济生活窘困。这些曾为我国人口控制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人养老的经济状况值得关注。     

中国妇女现存子女状况与生育选择及其转变

本文根据人口普查的妇女存活子女资料，揭示出中国妇女的生育转变不仅表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孩子性别结构上。随着生育率的迅速降低，单性别孩子特别是“独男”家庭明显增多。问题的关键是人们“生男不止”、追求“儿女双全”；孩子性别结构变化是性别比过高、男孩偏多。城乡在这两个方面的差距都在拉大。今天人们的生育行为及其选择已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特点，必须客观、全面、有历史感地进行思考。     

儿子与女儿：中国农村的婚姻形式和老年支持

本文应用湖北松滋的调查数据 ,研究中国农村子女的性别与婚姻形式和子女为父母提供老年支持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 ,子女的性别和婚姻形式对子女为父母提供经济和家务帮助的可能性有显著的影响 ,但对提供农活帮助的可能性没有影响。据此 ,本文发现在松滋这样一个历史上嫁娶和招赘婚姻都被广为接受和实行的地区 ,女儿和儿子、嫁娶婚姻夫妻和招赘婚姻夫妻的养老功能基本上是相同的。本文最后讨论了研究结果对解决农村社会与老年保障和男孩偏好相关问题的积极意义。     

家庭因素对中国儿童健康的影响分析

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2009年度数据,运用OLS及分位数回归计量方法,对1291名18周岁以下儿童的健康状况(HAZ)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后发现,在剔除了生理遗传因素的影响后,家庭所在的地理位置、家庭长期福利水平、父亲受教育水平、父母的职业类别以及儿童的年龄都与儿童的健康有显著的相关关系。同时,孩子的性别及家庭中孩子的性别组成显著影响我国儿童的健康。具体而言,男孩的健康状况优于女孩,双子女的家庭规模最利于儿童的健康,且与家庭中只有同一性别的孩子相比,孩子性别比例更为均衡的家庭更利于儿童健康。     

30年来美国婚姻家庭状况简析

50年代,在美国主要还是实行传统的婚姻方式。爱情与婚姻密切相连:结婚、生育、抚养子女和维系家庭被认为顺理成章;同居遭到舆论的谴责,结婚是达到与异性亲密相爱唯一体面的做法。当时的社会环境促使人们早婚、早育,出生率也比较高。1960年,美国20—24岁人口中,47％的男性人口和72％的女性人口已结婚;父母与子女(18岁以下)住在一起的家庭总户数中,单亲家庭户只占9％。     

子女离婚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研究--基于CLASS数据的实证分析

婚姻稳定性下降、人口老龄化加剧预示着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会经历子女离婚,然而子女离婚是否以及如何影响老年父母健康尚缺乏研究。本文基于生命历程理论和社会性别理论,从老年健康的角度出发,强调来自家庭层面子女离婚的影响,并从家庭代际经济支持等方面分析子女离婚如何影响老年健康及其发生的机制,探索家庭内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与联系。本文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LASS)分析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健康状况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当前我国老年人而言,子女离婚仍是少数,但子女离婚会对老年父母健康带来冲击,表现为有离婚子女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身体不健康、慢性病患病数量显著更多、精神健康水平更低;子女离婚对老年父母的健康负面影响具有持久性;相较于儿子离婚,女儿离婚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觉身体不健康;子女离婚对父母健康的影响具有性别异质性,离婚更易影响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水平是一个重要原因。     

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健康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1997-2015年数据,采用倾向值匹配分析方法(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评估农村地区成年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家乡父母的健康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没有成年子女外出务工的对照组,农村成年子女外出务工会使留守父母过去四周患病的概率显著增加2.7%,65岁及以上的留守父母IADL受损概率显著增加6.1%。这种负面影响也显著地体现在对留守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上。研究发现留守父母的生活满意程度显著低于非留守父母。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从性别差异角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子女外出务工对留守父亲的身心健康产生的负面影响比母亲更大;和女儿相比,儿子外出务工对留守父母身心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文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在我国实现"健康老龄化"的道路上,农村地区留守父母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因此,政府部门应出台支持家庭老年照料的政策,加强对农村地区社区和机构照料的投入,减少子女外出务工引发照料缺失给父母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     

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基于意愿和行为两种路径的观察北大核心CSSCI

文章利用2016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观察意愿—意愿以及行为—意愿两种路径,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初婚女性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研究发现:父母对城市初婚女性性别偏好的代际影响存在同向关系,且与女性意愿孩子数量无关;公婆的代际影响只作用于一孩;兄弟姊妹性别结构对城市初婚女性的性别偏好具有显著的同向影响,另外,儿女双全原生家庭成长起来的女性相比较独生女更可能具有男孩偏好。研究结果揭示了在以一孩无偏好、二孩双偏好为主流意愿的城市女性中,仍存在着男孩偏好的空间,原生家庭父母性别偏好及行为具有显著影响。研究还发现现有子女性别结构以及根据出生性别比指标30多年来的变化态势分类以及现居住地省份对女性性别偏好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