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朦胧诗"后的诗歌走向

"朦胧诗"后至今近二十年中国诗歌总体上呈现衰微的趋势.本文拟从社会历史层面以及诗歌本体上的失误诸方面对诗歌式微的内外因加以探求,为重建二十一世纪中国诗歌正常秩序提供一些值得注意的参考.     

"大跃进"年代的民歌与传统民歌的比较

1958年狂飙突进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是在继承我国传统民歌、民谣创作理念的基础上,在思想内容、艺术手法等方面进行了新的拓延和创新,并开创了中国诗歌发展的新篇章,但由于特殊时代里创作的局限性,在一定程度上也脱离了中国诗歌的创作传统,失去了诗歌这一文艺形式应有的社会功能.     

后新时期诗歌症候"流行病学"论析

后新时期诗歌发展呈现出整体衰微的局面,自说自话的创作方式切断了诗歌中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历史的联系,诗歌越来越失去阅读群体.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固然很多,但从"流行病学"分析方法来看,后现代主义审美诗学泛滥所形成的"三还原"、"三逃避"、"三超越"诗歌创作原则是导致它得病的"冠状病毒",而且流毒时间长,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生代"诗歌直到本世纪初的所谓"第四代"诗歌莫不如此.中国新诗要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必须从抒情言志、精神家园和语言艺术三个方面标本兼治.     

被湮没的辉煌--论"‘文革’地下诗歌"

老一代诗人与青年一代诗人在"文革"时期的秘密写作构筑了20世纪中国新诗史一段被湮没的辉煌,他们的创作不仅是"‘文革'地下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酝酿了新时期诗歌潮流的两条主要流向--即"归来者诗歌"和"朦胧诗".本文全面论述了"‘文革'地下诗歌"的生成境遇、文本特征、文学(文化)渊源及其诗学意义和历史价值.     

浪漫诗人的"现代"诉求--论"新月"诗派的现代主义艺术实践

"新月"诗人也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艺术的重要实践者.他们的现代诗实践,在追求艺术规范的闻一多的<死水>集有所表现,如它所包含的现代诗的精神的经验;在以诗歌体制实验著称的朱湘<石门集>中,也有重要的反映,<石门集>中甚至出现了典型的现代诗.这两个"新月"派的经典诗集的现代主义诗歌实践,反映了浪漫的"新月"诗人现代主义诗歌艺术实践的重要品质.     

生命的世俗沦陷--"第三代"诗人生命哲学析疑

在20世纪末中国,"第三代"诗歌意味着一场世俗化的诗歌革命.它们集体地认同于后现代的写作策略,结束了神圣诗歌的时期.的确,"第三代"诗歌使诗回到了大众生活.而且,诗歌比以往更自由了.但是,它们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第三代"诗人生命哲学的弱力与苍白.因此,以血、以心的诗歌写作是中国人在新世纪对于他们的期待.     

"以文会友"交往传统的诗学美学阐释

"以文会友"是中国古代文人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文人高雅雍容、文质彬彬的品格风度的体现.它根源于传统礼乐文化,从礼制发展到礼俗,蕴藏着歌诗为礼、缘情放言、"群"而可"兴"的诗学美学内涵,并促进了古代诗歌形态的发展和诗歌创作的繁荣,在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在反思与"想象"之间——关于"世纪初诗歌"热点话题的述析

“世纪初诗歌”概念的出现,使中国新诗进入到一个“过渡阶段”。而这种过渡性的产生,除了与“世纪初诗歌”本身的近距离和暂时性有关,关键还与其萌生了哪些艺术新质密切相关。因此,在正视这一概念之后,选取关键词的方式进行理论述析,就成为研讨这一时期诗歌现象的重要途径之一。本文以接续以往历史和指向未来的方式为基本前提,主要研讨了这一阶段诗歌的四个热点话题,从而在澄清问题的过程中,填补这一阶段诗歌并不苍白的历史。     

用典艺术与唐诗"兴寄"说

"兴寄"理论是唐人诗论中一个重要理论范畴,所谓"兴寄"即用比兴的表现手法来寄托深刻的思想内容,要求诗歌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并重.用典则是古代诗歌中常用的修辞手法,与"兴寄"说中的"比兴"艺术表现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古代诗论中多有阐释.文章从"比兴"手法与用典修辞的内在联系出发,研究"兴寄"说对唐诗用典艺术手法的相互影响和作用.     

对抗"古典"的背后——论穆旦诗歌的"传统性"

穆旦诗歌对抗“古典”的背后,依然有“古典”传统因子的强劲渗透和内在传承。它执着于“此岸”关怀,以别样的姿态“拥抱人民”,充满典型的中国情感和中国经验;它从未放弃对抒情性的坚守,并确立了知性化的“新的抒情”模式;它体现了诗人对艺术“形式感”的先在自觉,注重形式和语感,承继了传统诗歌的意象抒情方式,追求语言的含蓄凝练。     

"柏梁体"与"歌行体"的形成

作为一种历史"记忆",七言歌行继承了初唐同类体裁诗歌的创作范式,而初唐七言歌行的成熟则又是全面吸收并发展了汉之"柏梁体"的风格和特色,因而,"柏梁体"作为一种诗歌范式对七言歌行体的定型起到了奠基作用."歌行体"所受"柏梁体"之影响表现在御用色彩及颂德功能;由外向内的抒情走势;押韵方式的变化等方面.     

再论"四五"天安门诗歌在文学史中的定位

虽然"四五"天安门诗歌以江青一伙为政治批判指向,并且是人们真情实感的表达,但它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循的是"文革"主流文学的创作规范,完全符合"文革"主流文学的抒情模态,因此它没有疏离和对抗于"文革"主流文学,不能作为"新时期文学"的序幕和开端.它只是"文革"主流文学寻常的一部分.     

山左台阁诗歌与"贰臣"诗人

明末清初的诗歌经历了由靡弱到性灵的转变,清朝建立后,又重提经世致用向着师古崇雅方向转变.如果说,遗民文学的风貌代表了鼎革之际的创作风貌,那么山左"贰臣"诗人群及其台阁诗歌的创作则代表了清诗的发展脉络.其既有遗民文学的痛苦呐喊,也有台阁文风的悠游不迫,呈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势.     

"民生"诗潮:循环还是再出发?

“民生”题材的诗歌再次成为当下中国诗坛讨论的热门话题。当下许多“民生”诗歌在书写过程中忽略了对个体经验、感觉的想象和创造,在对经验和语言的处理和转化上呈现出简单化和平面化的倾向。这些诗歌的出现,一方面形象地展示了中国社会在现代性寻求中的戏剧性矛盾,另一方面又回溯了现代汉语诗歌发展过程中遗留的“问题”。     

一个思考:由柯文"中国中心观"谈起

作为对"冲击-回应"说的反动,柯文"中国中心观"的研究范式自有其合理性值得我们注意,然而又由于它内在的矛盾性--过分强调了中国的内部因素在中国近代发展中的作用,会导致"中国中心"的困局.而从历史实际来看,引起中国近代变革的动力仍然在西力的进入,所以柯文这一研究范式仍有其巨大局限性,并不能完全说明近代中国的变化.     

胡适与"中国自由党"始末

在胡适派自由主义者学人中,胡氏最先动了组建"中国自由党",从事合法的反对党活动的念头.在酝酿组建"中国自由党"的漫长历史过程中,胡适是同仁一致希望出面组党的最佳人选和新党成立后的党魁.但胡适却既对自己的政治能力不抱信心,又放心不下他人的反对党活动,总担心其越出"合法"范围.加上蒋介石政权原本就没有为反对党提供生存的空间等因素,"中国自由党"最终胎死腹中.     

从"望乡"到"望城"--香港城市诗歌的一个侧面

作者认为中国新诗脱离传统的轨道,本身便是由于"城市之光"的激活,但长期以来,城市并没有支配中国诗人的想像力.当代香港诗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点不足.从"望乡"到"望城",从抒写"乡愁"到表现"城愁",香港的城市诗歌走过了一段从浪漫诗歌到现实诗歌再到诗歌现实的探索道路.     

"江湖"非"诗派"考论

南宋中后期诗坛是否存在"江湖诗派","江湖诗派"是否是文学史意义上的所谓"诗派",是江湖诗人群体研究的一个基础的问题.揆诸史实,南宋中后期诗坛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江湖诗派".明确地以江湖为"诗派"且对后世造成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的,是四库馆臣,但即就四库馆臣的立论而言,也是缺乏依据的.南宋江湖诗人群体首先和主要的,不是一个以诗歌为中心和纽带的诗人群体,而首先是一个社会群体;首先和主要的不是一个诗歌创作的现象,而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现象.     

"以天下为己任"诗风之开启——北宋景祐三年朋党事件中的诗歌写作及其诗歌史意义

景祐三年(1036年)是北宋诗风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围绕这一年朋党事件的诗歌写作,第一次使宋代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主体意识在诗歌中得到了集体性的呈现."以天下为己任"的理念,一方面从整体上复苏了诗歌中的政治讽喻精神,形成了以诗讽喻、以诗议政的趋势,另一方面又促使诗人以超脱的姿态面对仕途起伏,为贬谪诗歌带来了积极达观的面貌,从而将诗歌正式引上了庆历诗风的轨道,并深刻影响着后来诗人的写作.     

晚清"均势"外交与"门户开放"

19世纪末,中国面临严重民族危机.为应对列国交侵的复杂形势,清政府制定出"门户开放"政策,并确定以"自开商埠"为其运作形式,试图通过维持在华各国力量"均势"的方式,寻求自身的生存.这一政策对应了美国同期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但在实践层面,却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仅留下了近代中国外交艰难竭蹶的历史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