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京兆韦氏与皇室婚姻关系及其影响

京兆韦氏是唐代重要的皇婚对象,其与皇室通婚体现出时间长、类型全和重点突出的特点。这既与韦氏身集经学世家、武力强宗、仕宦名族和科举新贵等特征于一身的家族地位有关,也与关陇士族尚冠冕的婚姻风尚有关,亦与官方士族标准的重新修订相联系,还受到特定阶段政治环境的影响。作为隋唐时期最重要的介质性婚姻家族,京兆韦氏与唐室通婚有助于减缓因改朝换代而产生的矛盾冲突,使政局避免大起大落。联姻皇室对韦氏家族自身也有双重影响。     

关于唐代江南士族兴衰问题的考察

研究者多认为:江南士族“于梁末被全部消灭”或“入唐时已经全面没落”。然而,通过对江南士族的代表王、谢、袁、萧和朱、张、顾、陆八大姓进行个案考察,笔者发现:事实上,江南八大士族只有少数在梁末彻底衰亡,大多数则由南北朝入隋唐,冠冕蝉联,且家学礼法传承不衰。江南士族在唐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虽不及山东士族和关陇士族,但仍有一定的政治势力,尤其在高祖、武后、德宗三朝,江南士族出身的宰相受到信重,发挥了较大的政治作用。与六朝时相比,江南士族在唐代虽然整体政治、经济势力衰落,但仍有崇高的社会地位,保持着文化世家的传统优势,从而保证其子弟在晚唐时期失去门荫世袭做官特权的情况下,复能通过进士科考试,维持家族世代官宦的地位与唐相终。     

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试析唐代士大夫的转型——以韩愈所论“士大夫”为中心

韩愈既是文学与儒学承前启后的转折,也是分析唐代士大夫“转旧为新”的切入点.通过对韩愈所论“士大夫”的分析可以看出,少见魏晋以来士大夫的“士族”、“公卿大夫”之意,注重新的唐代士大夫进士科举背景,突出士大夫的道德操守.唐代科举制度尤其进士科的完善、安史之乱的战乱动荡是韩愈所论士大夫“转旧为新”的时代背景.     

唐墓志文中“妻生而见书”现象略论

唐代墓志中的妻生而见书经历了一个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与“唐代士族之中央化”及唐代中后期重外任的仕宦风气都密切相关.迁入城市的士族疏远了与本家的联系,在无子嗣可以主持葬事的情况下,妻就被推到了事情的前沿;外任官员的增加了士人卒于任所、旅途的概率,因归葬的艰难,即使有子,妻仍在其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妻在其夫丧葬中作用重要,自然就增加了墓志中妻生而见书的机会.文体总是在诸多历史“细节”的影响下,以某些特定情形的出现为契机开始演变的,唐墓志妻生而见书的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一规律的存在.     

北朝隋唐于氏家族研究

于氏家族为北朝隋唐时期的著名的士族之一,其家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于氏家族系北魏时期由拓跋贵族汉化改姓而来,北朝至唐初,于氏家族地位极为尊崇,系关陇贵族集团之核心家族,中唐以降,地位逐渐下降.在于氏家族汉化及其长期的家族发展史中,于氏家族人才辈出,在政治文学领域成就斐然.在其发展过程中,于氏家族逐渐褪去了其尚武的传统,转而尚儒尚文,其中的某些人具有一定的儒学文学成就.     

唐代高门士族入宋后裔考略

唐宋时期的社会变革,在各个社会领域均有不同的表现.门阀士族退出历史舞台,应算是阶层变动中的明显特征之一.崔、卢、李、郑是唐代最具代表性的高门士族,至宋朝时,这些家族的社会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其后裔已难以再凭借门阀而“显著”,亦难以像先朝一样以门阀相矜.但是,某些适应宋代社会环境的支系,仍然可以不断培养出仕宦成员,成为两宋世家大族的组成部分.     

门阀士族的衰落与衰亡原因

中古时期的门阀士族经历了一个由不断衰落直至衰亡的历史发展过程。其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由于经济特权的丧失,衰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文化优势的丧失。大兴科举,发展学校教育,是导致门阀士族文化优势丧失的基本原因。     

论唐代“女主”现象的终结

初盛唐胡风盛行,传统礼乐制度遭到破坏,由此带来女性地位的大幅提升,“武周革命”更是将女性地位推向巅峰.中唐时期,代表传统礼法的山东士族全面崛起.出自山东士族的妇女多守礼法,她们讲孝道、守贞节、重母仪,对唐代皇室和民间妇女观带来重要的影响,是武周时期“女主”现象得以终结的重要原因.     

桂岩书院探论

桂岩书院是江西书院史上第一所具有教育功能的私家书院.它始建于唐代,历宋元至明,屡次在高安境内华林山南麓兴复,为家族及地方培养了大批科举人才,开启了一方崇学重教的传统,在中国书院史的开篇之章占有重要一页.     

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

17世纪中叶江南人民的抗清运动,有大量的士绅百姓因坚持抗清而先后殉难,这是明清易代之际重要的一页。由于王朝的更替,江南士绅的动向出现了很大的分化。上海图书馆珍藏的嘉定侯岐曾的抗清生活日记展示了1645—1647年清廷在江南初建政治统治秩序时期的真正切近士绅们的抗清活动以及他们在清廷密网捕杀下的日常生活,在几个重要的社会层面,再现了那些宛转于刀山剑树之下的抗清人士的紧张生活,清初江南社会的不安、个人生命的微弱,以及像侯家这样在国变后坚持地下抗清、长期遭受清政府的通缉与威胁的艰难生活。其留传后世的日记,使人们能细致地感受到那种生活日常中的惊心动魄。     

官僚、幕友、胥吏:清代地方政府的三维体系

明清之际,中国绅士的条件和地位得以逐步地固定下来,随之,在政治体制中也形成了一种隐性的绅衿支配。随着幕友阶层队伍的扩大和游幕制度化,在清代各级地方政府逐渐形成了一个轮廓较清晰的官僚、幕友、胥吏既相互依赖,又相互牵制的三维体系。在“异族”统治下,这种隐性的绅衿支配体系虽然伴随着许多弊害,但在使中国封建社会保持相对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论近代湖南军功绅士的社会影响——以长沙、湘乡的绅士为例

湖南绅士是中国近代史上极具典型意义的特殊社会群体,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军功绅士势力的膨胀,给湖南社会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它导致了绅士队伍整体素质的下降、社会风气的恶化、顽固守旧习气的滋长和官绅矛盾的加剧,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的政局。     

地方文教与传统宗族社会结构的变迁——以清代衡阳地区为个案的考察

清代以士绅为主体的衡阳地方精英积极参与本地区的文教事务,同时这一时期也是地方宗族社会的发展成熟期。宗族组织在正式形成之后,需要借助政治文化优势来扩大其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因此士绅参与地方文教与其宗族的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宗族组织通过与正统儒家文化结合实现了彰显地位和权威的目的,但是参与主体的流动不定,又反映出了地方社会权力结构的不稳定性。清末新政的实施使得士绅被纳入到国家政治体系,其行为主旨与宗族的传统利益诉求逐渐发生偏离,致使王朝正统性象征在民间社会中的地位发生动摇。     

儒家士人精神与当代公民社会建设

传统士绅社会是一个自治性民间社会,它在代表社群利益、参与地方政治、影响政府行政等方面具有与市民社会相近或相同的功能.士绅社会的权威和治理原则来自于儒家文化传统,因此,当代公民社会建设需要并且可以从儒家文化中寻找积极意义的思想资源.儒家士人精神包含的参与意识、责任意识、自主意识、独立意识、批判意识和抗衡意识是一笔宝贵的文化资源,对培育公民人格、促进公民社会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论儒家伦理的家族主义与超家族的关怀

目前 ,有一种观点在学界颇为流行 ,认为儒家伦理的本质或核心就是家族主义 ,并且把家族主义的内涵界定为一种家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实际上 ,在儒家伦理体系中 ,家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只适用于普通劳动者阶层 ,而不适用于士大夫阶层。对于士大夫阶层 ,儒家倡导超越家族利益的价值关怀。因此 ,儒家伦理体系是家族主义与超家族关怀的结合。所以 ,以家族主义来概括儒家伦理的本质或核心 ,流于以偏概全 ,是错误的     

论近代河南士绅的集会活动及其影响

河南士绅王锡彤、李敏修从相识到成名,“经正书舍”起了重要作用。该舍通过组织学习交谊活动首先突破了“县界”,然后通过“收回利权运动”,又将全省绅、商、学界知名人士联合起来。一个在区域上不断扩张的士绅群体,也塑造了其核心人物的声望与地位,这为个人发展赢得了机遇。     

近十年来绅商阶层研究综述

“绅商”作为近代社会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近年来学界对绅商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研究综述却无一篇。学界对于绅商词义、绅商性质、绅商作用、绅商产生途径均有不同的认识,通过对比、梳理各种观点能够对绅商阶层有一全面准确的认识,同时也能促进学界对绅商阶层的进一步研究。     

19世纪末直隶士绅状况研究

直隶义和团运动之始终与士绅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文章对19世纪末直隶士绅的状况,包括：构成、特点、心态等作了初步探讨,以期进一步探究19世纪末直隶社会结构及直隶士绅与义和团运动之间的关系。     

论湘军与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

绅士是一种介于官民之间,享有一定特权,影响地方文教风化的社会势力。在近代无论是举贡生员还是乡居缙绅(职官),凡获得封建法律所认可的身份、功名、顶戴,“无论出仕未仕”,一概属于绅士阶层。近代湖南绅权势力的膨胀得益于曾国藩创办的湘军。湘军是为镇压太平天国革命而应运产生的。短短数十年间,招募达数十万人之多。大批湘军将领由此而跻身于清王朝封疆大吏、枢府要员的行列;因军功而获保荐各类官职虚衔者,更是多得不可计数。但是由于湘军不是清王朝的经制之兵,即使在其存在期间,招募与裁撤也是比较频繁的。这样大量的军功人员,主要是保荐官职虚衔的人员,包括少数退职的显贵,不断地退归故里,加入绅士的行列。其数量之多,曾一度超过了作为绅士主体的举贡生员和离退职官僚,导致了咸、同时期湖南绅权势力的极度膨胀。绅士势力的膨胀,直接影响着近代湖南社会的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