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文学史意义

唐开元二十四年贡举归礼部之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非常普遍.这一引人瞩目的政治文化现象,也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至少包括三点:第一,天宝年间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进士科最终确立诗赋取士的标准,极大地助长了好尚诗文的社会风气,刺激了士人的诗歌创作热情,促成了盛唐诗歌于天宝年间走向最高潮;第二,广德至贞元年间,主要由权知贡举的中书舍人来完成的科举考试改革,受当时儒学复古、经世致用思潮的影响而逐步展开,又通过科场文化对士人产生广泛影响,直接促成了中唐古文运动和新乐府运动的产生和发展;第三,自贞元以后,中书舍人权知贡举的情况更加普遍,他们主持了大多数座主与门生之间的唱和,这种唱和在贞元后期至会昌年间达到高潮.     

唐代进士科举子资格研究

唐代进士科考试对举子有明确具体的资格要求 ,唐代进士出身者“无流品之别” ,主要不是唐代统治者为“牢笼群有 ,囊括九流” ,主动调整科举政策的结果 ,而是由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唐代状元赋的文体意义

唐代状元赋是进士科考试中登状元第者所作的科场试赋,现存可考者10题,其中存见作品4篇.状元赋不仅从体制上体现了作者的写作水平,而且从构思、布局特别是对主司命题旨趣的把握上彰显了作者的学养与器识,而这些又是主司从内外所作的双重要求.所以,状元赋无论从形式还是内涵上均对唐代试赋起着积极的规范作用.     

辽代殿试考辨

辽代殿试成为常制始于重熙五年。辽圣宗效仿北宋科举制度,开始进行贡举改革。兴宗重熙五年殿试之后,科举殿试成为常制,皇帝对及第进士的恩赐仪式也开始制度化。从重熙五年开始,兴宗、道宗、天祚帝诸朝举行科举考试时,在正常的情况下,进士一科当都有殿试一级考试。辽人所谓的"殿试进士",当指礼部中选、参加殿试而未中第者。辽代科举增设殿试后,及第进士通常直接释褐授官,像唐代那样比较严格的"守选"制度在辽代应没有形成。     

宋代翰林学士知贡举

两宋时，翰林学士知贡举的现象较为多见，北宋又较南宋更为突出。通过知贡举，翰林学士得以影响一代文风。翰林学士知贡举，还与当时的政治密切相关。当权臣用事时，翰林学士知贡举的现象较衰微，蔡京、秦桧、韩饨胄主政时即是如此。理宗朝，理学之士得势，翰林学士知贡举的又多了起来。     

薛元超“三恨”考辨

唐代笔记小说《隋唐嘉话》载:"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页)此事又见宋王谠《唐语林》:"薛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84页)治唐代文史者常引薛元超"三恨"来表明唐代士人的价值取向.     

略论唐代举子的家庭关系

文章探讨了唐代举子与父母、妻子儿女、兄弟姊妹和妻族的关系,认为:由于全家人聚焦科举,增强了家庭内部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但是孝亲观念和丧服制度牵制着举子的应考,部分妻子对举子施加精神压力、举子为了科考胜出不惜牺牲妻子和儿女的情感,夫妻之间长期分居,家庭在科举制度下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唐五代乡贡“拔解”考论

盛唐迄五代,省试落第的乡贡进士携"书题"、书启、卷轴、家状等,向京兆府以外的州府行卷并免试取解的现象,称为"拔解"。"拔解"没有身份限制,却有明显的等级烙印;不合法,却公开而流行。其存废与当时贡举制度的不完备、社会重进士的风尚、诗赋取士局面的形成、京兆进士的特殊地位、一年一试的选拔频率等不无关系。     

惩恶劝善以传无穷——论唐代古文家写作传记的宗旨

唐代散传文学的兴盛和古文家的创作宗旨密切相关,兼具文才和史才的古文家们一方面秉承史传的传统,力求"惩恶劝善";另一方面,他们又重在抒发个人的情志,敢于"不平则鸣",以使文章能永传无穷.由此在唐代出现了大量的传记文学佳作.     

新罗入唐诗人的特征及其成就

朝鲜半岛新罗政权与唐朝的关系是朝贡册封关系,是唐代周边诸国华化最深之国.新罗入唐诗人的数量和水平,在诸国入唐诗人中均居第一.新罗宾贡诗人集中出现在晚唐.新罗国对留唐及第的器重和及第归乡后的荣耀,使得宾贡生对进士科举的执著不逊于晚唐举子.活动于唐末的崔致远、朴仁范、崔承祜、崔匡裕四人取得了较高的诗歌创作成就,代表了新罗宾贡诗人的最高水平.其中崔致远的总体创作成就最高,但艺术水平不及朴仁范.     

"唐文三变"新论

关于唐代散文的发展道路,初唐时期,陈子昂主张复古,张说倡导创新,中唐古文运动将两条道路合二而一,把复古与创新融为一体,以复古为旗号,以创新为动力,在理论和创作上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应当重新审视自中唐时期开始流行的"唐文三变"说,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修正20世纪后期流行的"古文运动先驱"说,充分肯定张说在唐代散文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和对古文运动的重大影响.     

唐代安徽进士考补

笔者曾撰《唐代安徽进士考》(以下简称《进士考》),网罗进士及第者凡三十二人。年来翻阅地方志与唐代文献,又复捡得有关唐人科第者十二人,兹依《进土考》之体例,分三大区考述。文中不妥的地方,敬希读者指正。     

唐代进士科试赋题目出处考述

赋是唐代进士科考试中的重要文体之一,主要由所司命题.把握题目出处不仅利于应试者体察命题旨趣,切中题意行文展才,同时有利于对唐代试赋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唐代进士科试赋题目出处广泛,或取古事或征今事,但以古事为题者明显处于优势,尤以儒经、史传、道家经典为主,表现出浓厚的宗经、重史和体道特征.其中以儒经为题者,<尚书>、<礼记>、<春秋左传>为重;以诸史为题者,<史记>为重;以道家经典为题者,<庄子>为重.     

唐代"论"体新变及其文学史意义

作为"研精一理"的论辩类文体,论体文萌芽于先秦时期,成熟于魏晋南北朝,并繁盛于唐宋时期.唐代"论"体分类范畴在借鉴《文选》《文心雕龙》的分类基础上有所创新,《旧唐书》将《文选》"史论"类扩充为"杂论"类,而《唐文粹》于"论体"类下又新立了"辨析"类,这显示出唐代文人自觉的"论"体辨体意识.作为唐代科举考试的科场文体,唐代"论"体时文创作与文体嬗变的双重相生,将唐代的"论"体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进而催生出宋人"诗发议论""以议论入诗"的文体观,并对宋代"论学"传统的形成有直接的影响.     

唐代河东柳氏与古文运动

唐代河东柳氏古文家辈出,其古文理论与创作十分丰富。河东柳氏有重视史学的家学传统,以及重礼法、尚质实的家风,学风家风与古文运动的实质颇相契合。唐代河东柳氏与唐代的礼法高门山东士族有密切关系,与古文家过从甚密。河东柳氏参与并影响了古文运动,柳宗元正是在家族文化土壤中成长并成为古文运动的领导者。     

文以明道的现实情怀:唐代韩柳古文论略

在我国散文发展史上,唐代散文的"含金量"是比较高的,韩、柳古文可以看作是隋唐五代散文的分水岭,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一方面阐明了"道"的内涵,对事物的认识更富于独立精神,与现实相关联,使古文具有了活力;在"道"与文学性的关系问题上充分体现了他们文学家、思想家的观点和远见卓识,确立了文学的独立性。一方面他们主张"文以明道",但不否认文学自身的价值与美感,并在古文创作中寄托自己的人生感慨、不平之鸣。韩、柳在文体上的贡献对唐代古文和后世散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科举考试与日本

作为东亚科举考试文化圈的一员,模仿唐朝制度的日本科举考试经历了古代的贡举制、江户后期的"学问吟味"与明治初期的"进士及第之法"提案三个阶段.但是,受到政治体制与历史条件的制约,日本的科举制度并没有真正地发挥出公平竞争、选拔人才的功能.贵族色彩浓厚、注重汉文"素读"的日本科举制度只是游离在政治体制的边缘地带,潜移默化地发挥着文化传承与教育普及的功能.     

宋代科场论述文论略

宋代科场论述文,留存作品极少。然而,嘉祐二年(1057)省试史论《刑赏忠厚之至论》,曾巩、苏轼、苏辙三人之作得以留存,典型地表现了宋代考场论述文之风貌。考场论述文,"限五百字以上"。曾巩文章603字,长短适宜,有理有据,明白畅达,文从字顺;苏轼文章548字,层层推进,议论纵横,豪骋雄俊,结合新颖恰当的事例,非常具有说服力;苏辙文章553字,论点和论据相对混乱。其他科场论述文保留下来的有王禹偁二篇、田锡二篇。王禹偁《三杰佐汉孰优论》大致依据史实敷衍,与中心论点疏离,而三年后之《四科取士何先论》则是一篇完整严谨的议论文。田锡所考乃时事论题,文章后半段重点在颂圣,与一般论述文格式不同。宋人科场论述文具有短小精练和史论性质两大特征,对宋文创作影响深远。此外,欧阳修利用嘉祐二年权知贡举的权力,痛击"太学体",录取曾巩等,他们一起领导着宋代文坛新的创作风气。此后,通达流畅、明白如话成为文坛新的风尚。     

唐宋进士科取舍依据的演变

从隋唐五代到北宋初期,进士科取舍的依据经历了从"公荐"、"公卷"加"程文"到"禁公荐"、"罢公卷"、"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演变过程,这也就是从"以程文考试成绩为主"到"一切以程文为去留"的演变。这一演变经历了四百多年的时间,是通过对朝臣"请托"、知举官徇私滥取"重行朝典"和完备以封弥(糊名)、誊录为代表的一整套贡举考试制度来完成的。"一切以程文为去留"虽然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它比较好地体现了"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录用"的原则。可以说,这一演变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它不但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在我们今天也具有借鉴的价值。     

唐代寺观钟铭书写及其文学政治意蕴

唐代钟铭创作兴盛的文化背景由先秦礼乐文明转向唐代宗教文化。唐代的钟铭写作受宗教化影响,显示出全新的文体形态和内容,但又固化为特定的模式。唐代文人撰写的寺观钟铭试图在行文和内容上突破程式化书写,可以视为唐代古文创作历程的缩影,体现出古文运动"去陈言"的精神。而唐代帝王对程式化钟铭的书写则蕴含着帝王的政治心态和宗教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