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君本位的“恕道”岂可人人得而“恕”之

《论语》等儒家元典中的“忠恕之道”再生产着“君本位等级制”。如果“忠”侧重“尽己事上”而“明明德”的“真理性”要求，那么，“恕”则侧重“推己接下”而“得众使民”的“权力性”要求。这是“第一轴心时代”造就的政治伦理通则，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几千年来，最能知“己”而自居“己”的儒士或知识分子，大都在“大义”上极尽至善解释之能事，以为自己在做着“成人仁，助教化”的大业，庶不知乃是“为尊者讳”。     

"两课"教育中的"知"与"行"

“两课”教育肩负着对青年学生进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的教育重任 ,“知”“行”统一是“两课”教学区别于其他文化知识教学的突出特点。“行”重于“知” ,“身教”胜于“言传”在“两课”教育中尤为显得重要。     

《论语》的“乐学论”解读

要真正理解和把握《论语》的“乐学论”,首先需要弄清楚孔子所言“学”何谓、如何“学”、为何“学”这三个问题。本文通过深入探讨这三个问题得出以下结论：“学”是“成己”,是乐在心,故谓之“独乐”;“时习之”是“成己”并“成物”,是乐主发散在外,故谓之“众乐”;为己学而“乐”,是“成己”而后“成物”之乐,故谓之“至乐”。     

“甫”“丈”“吏”“丘”释义补说

《汉语大字典》个别字释义不全面。本文对“一”部字如“甫”“丈”“吏”“丘”的释义进行补说。其中有的字义《大词典》也漏收,本文也做了交代。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进”工作探略

在邓小平理论“三进”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之际 ,我们党又决定将党的建设的最新理论成果———“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体现到“两课”的教学内容之中 ,这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此 ,需要学校党委领导予以高度重视 ,组织力量加强研究 ,充分利用“两课”主阵地、主渠道 ,积极有效地推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进”工作。     

“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伤痕”、“反思”小说新论之一

本文运用埃里克森（Ｅ． Ｈ． Ｅｒｉｋｓｏｎ）的“认同”（Ｉｄｅｉｎｇ）理论，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中的“右派作家”的“革命”认同，认为它的形成与突显，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性格、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同历史、社会意识形态转型、作家的个人生命周期及身份认同密切相关，而且它还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作家的“知识分子”认同，从而制约了他们的文学活动，使他们的“话语讲述”难以超越当时的“革命话语”。     

论《尚书》之“慎”德

“慎”是精神始终处于紧张、诚悫、专一的状态。在《尚书》中,“慎”表现为一种德,如“慎徽五典”“慎乃在位”“慎乃司”“慎乃事”“慎厥身”“慎乃俭德”“慎乃宪”“慎明德”“慎财赋”“慎出乃令”“慎终于始”“慎厥初”等。作为德的“慎”,不是对普通老百姓的要求,而是对国家治理者的要求,要求其以“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严肃而谨慎地对待和处理一切政事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活动。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法文化解读

中国古代是否存在民法思想一直是一个争议的话题。探究先秦儒家经典文献发现,先秦儒家思想中已经开始重视个体的权利观。中国古代的“人”、“己”观念在很早就已形成,“人”、“己”观念的出现推动了个体观的形成,正因为有了个体观念,在民事法律活动中,就逐渐形成了独立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意识。先秦时期“人”、“己”关系较为和谐的统一于儒家的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之中。儒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伦理规则体现了对人的尊严、平等、自由等人格利益的尊重,而这些思想原则蕴育了中国古代民事权利的基本元素。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和“义、利”思想也是先秦时期民事法律关系实践的基本准则。     

“三反”政策执行的阻碍因素分析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共产党开展了“三反”运动。总起来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出的开展“三反”运动的决策是正确的。“三反”政策执行是贯彻“三反”政策过程的关键环节，也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社会实践活动。但“三反”政策执行的结果往往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机械执行、野蛮执行和扩大范围执行等偏差。“三反”政策执行之所以出现上述误区，是因为存在着体制弊端和主观阻碍因素的影响。从公共政策执行的视角分析、总结“三反”政策制定及执行的经验教训，能够从中获得有益的启示，这对于促进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现阶段各级领导干部的科学决策能力和政策执行能力，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齐物论》中“吾”的解释学解读

一般地 ,“吾丧我”被理解为《齐物论》的主旨 ,“吾”之境或与之相关的“物我”问题是文本中的最高问题。对“吾” ,《齐》文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说明 ,只表明了“吾”的外在样态———“为是不用而寓诸庸”、“两行” ,此时这种外在样态的发出者“吾”显得很神秘。《齐》文存在“吾”和“我”两个空间 ,而以生存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同样存在着两重境域 ,一是如上所说“我”的 ,一是在“我”之先的 ,而后者 ,是否就是“吾”呢 ?本文在回顾《齐物论》的主旨之后 ,给出了一种解读“吾”的视角     

朱熹的“理”与道德理性

“理”是朱熹思想的核心。“理”逻辑上先在 ,且构成万物存在的根据 ,“理一分殊”体现为本体与现象 ,普遍与特殊的统一。道德理性即是“应当” ,是人们行为的唯一律令 ,具有超越性神圣性。“格物致知”作为人格陶铸的内在要求 ,是道德认知和道德实践不断进步的必要过程 ,最终指向人性的完满。     

董仲舒的“和”论——在纪念董仲舒诞辰2200年暨董仲舒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本文对董子在各篇著作中有关“和”的论述做全面介绍，并特别就其有关“和生物”“和政”及“德莫大于和”的三个问题做了系统的论述，从而对其在中国古代“和”论中地位给予了高度评价。     

人文关怀辨正之二：“以人为本”与“何人为本”的统一

历史与现实都说明,人文关怀是“以人为本”与“何人为本”相统一的关怀。在阶级社会里,人文关怀普遍存在着各种“以我为本”与“以你为本”之间的人文张力,其中,“君本”与“民本”之间的人文张力是否相对平衡适度,是一个社会稳定和谐的关键。     

无——领会老子道的视角

老子的道深玄不可言说。但恰恰是不可言说,给世人留下了无数言说的角度。笔者以为,从“无”的角度言说更能够比较深刻地领会道的丰富内容。《道德经》第一章虽然同时用“有”、“无”两者描绘道,但从“无”的角度领会道是更佳视角。“有”是道的静态属性,“无”是道的动态属性。在老子看来,“无”比“有”能够更加深刻地反映道的实质。所以他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么”、“怎么”研究述评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什么”、“怎么”的研究非常热门,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什么”、“怎么”的来源;“什么”、“怎么”的语法结构;“什么”、“怎么”的语法意义及语法用法。     

新时代“雷锋精神”的内涵及弘扬途径

“雷锋精神”作为新时代中国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曾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新时代为更好发扬“雷锋精神”,应阐释“雷锋精神”“形而下”与“形而上”双重向度的内涵,就其本身的产生及其在社会中的作用而言,它就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而下”的真实存在;就其作为一种社会精神而言,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建构和发展的过程,即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就对未来社会创造和追求的价值而言,它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作为一种精神,它既是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同时也是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下”的存在,它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得到落实或实现;只有作为一种“形而上”的存在,它才能在社会发展中与时俱进,彰显生命力和活力。就目前“雷锋精神”落实的现状和中国现实社会状况而言,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弘扬：第一,通过文化道德教育途径弘扬“雷锋精神”;第二,通过“典型模范”的示范力量感染众人,对“雷锋精神”产生浓厚的情感;第三,通过社会法律制度落实“雷锋精神”。     

试论孔子的“勇”德

在孔子的“仁”学体系里理解其“勇”德思想,可以清楚看到,他所说的“勇”作为德性的内在构成要素之一,与“仁”、“智”共同构成了孔子理想人格的德性基础。就人的德性境界而言,孔子的“仁”不是一个纯粹外在的目标与追求,而是关乎自己本身、来源于自身本性的一种生存状态。“勇”则是指源于人的道德本性的直觉任情和意志自由、自控。当“仁”展开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或是治国平天下的政治伦理思想“,勇”则更为强调道德理性对欲念的抑制,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的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德行能力,表现为对刚健与柔顺二者的平衡、把握,也就是合乎中庸之道。同时,孔子也兼顾到社会价值目标对“勇”德的导向性,强调以“义”制“勇”的价值观。     

重新解读"推陈出新"

“推陈出新”是事关人类追求真理必经之路的重要原则 ,是一个具根本性的哲学命题 ,因而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批判继承人类文化遗产并创造新文化的核心问题。真正意义上的新潮派 ,从来不简单化地在“新”与“好”、“旧”与“坏”之间划等号 ,而是对传统的、外来的以及现存的一切思想文化现象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实求是的态度。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所谓“新潮派” ,一是搞否定一切革命文化传统的民族虚无主义 ,把一切“新”的等同于“好”的 ;把一切“旧”的等同于“坏”的 ;二是搞唯西方文化的马首是瞻的“全盘西化”论 ,举凡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都是“新”的 ,中国近百年来的都是“旧”的。这种打着“推陈出新”幌子标榜“新思想”、“新观念”的所谓“新潮派” ,其实兜售的是老掉了牙的十九世纪以来“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心”论及其库存的旧货色。     

论儒家人生哲学中的“孟之道”

孟子通过对人性善、性命关系理论的系统发挥 ,将作为孔子思想核心的“仁”创造性地引入人性 ,并确立了“性”、“命”合一的原则 ,从而为《中庸》以高度概括的方式阐释儒家人生哲学的理论逻辑奠定了基础。此为孟子对儒家人生哲学理论建构的独特贡献 ,也是我们理解所谓“孔孟之道”中“孟”的意义的基本依据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思维方法的发展

中央三代领导核心的思维方法是一脉相承的 ,但侧重点不同。毛泽东强调的是“两分法” ,也有“三分法”思想 ;邓小平则把“两分法”和“三分法”并重使用 ;江泽民大量使用的是“三分法” ,也运用了“两分法”、“多分法”。“两分法”、“三分法”、“多分法”同属于唯物辩证法。可见 ,把“两分法”绝对化是不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