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南匈奴内附于汉的原因及其影响

东汉初年,匈奴南北分裂之后,南匈奴部众南下附汉,并不断内迁。南匈奴南下附汉既是匈奴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匈奴统治层矛盾恶化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受到了东汉政府开明民族政策的影响和中原先进文化的吸引。南匈奴内附对匈奴本身和中原地区均产生了深刻影响。南匈奴政治制度和生产生活方式逐渐发生变化,朝着封建化的方向发展,促进了匈奴的汉化进程。同时对中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试论匈奴分裂的原因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造成匈奴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历史原因,又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争夺单于继承权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匈奴的分裂。匈奴贵族归汉事件的屡屡出现;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汉匈联系的加强、南北差距加大,使匈奴从内部逐渐瓦解,促使国家走向分裂。自然灾害严重、汉政府和其他民族政权的军事打击以及王莽的民族政策影响,使匈奴内乱加剧,加速了匈奴的分裂。     

东汉时期匈奴族的人口

根据有关记载推算,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南北匈奴的人口总数约有140万,这是我们所能推知的东汉时期匈奴人口的最高数。东汉前期北匈奴居住在漠北,南匈奴主要分布在并州、凉州、幽州的缘边诸郡。东汉中后期,匈奴人口逐渐内徙到今天的山西中部一带。东汉末年,一部分匈奴人被迁居到魏的邺城。     

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

匈奴是中国古代活动在北方蒙古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东汉初年,因自然灾害和匈奴统治集团内部权力之争,分裂为南、北二部。东汉政府对北匈奴采取了羁縻安抚、分化瓦解、武力征伐等政策。目的在于防止北匈奴的侵扰,维护边境的安宁。     

班彪祖孙三代的民族关系思想

班彪、班固、班超和班勇祖孙三代或“避地河西”,或远征匈奴,或出使和经营西域的特殊经历,使他们的民族关系思想更加丰富,更具特色。班彪的羁縻南、北匈奴的思想进一步深化了光武帝的“扶南抑北”思想,更有利于东汉王朝控制整个匈奴。班固在《汉书》中通过对各个少数民族政权历史的记述和评论,系统阐发了他的民族关系思想。他的和亲无益、甘言不可信空约不可守、羁縻不绝、有来有往以及战争乃“一劳而久逸,暂费而永宁”等思想观点既有精华,也有糟粕。班超的“示以威信”和“以夷狄攻夷狄”的思想观点及其军事行动,不仅极大地扩大了东汉的声威,而且使东汉完全控制了西域。班勇关于民族关系的理想追求是“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他恢复校尉和设置长史的主张,主要考虑汉朝“安边久长”,希望达到“外夷归心,匈奴畏威”、“抚西域”、“招怀诸国”及“宣威布德”的目的。班彪祖孙三代民族关系思想的形成,既与他们的个人经历有关,也与他们的家世有关;既受传统民族观的影响,也受当时民族关系思潮的影响。他们的思想既有对传统民族观的吸收,也有一定的创新和发展。     

论东汉王朝对北匈奴的政策

于谓汉欺之 ,谋欲犯塞 ;谓宜还南所掠生口 ,以慰安其意。”章帝从袁安议 ,许之 ,令“度辽及领中郎将庞奋倍雇南部所得生口 ,以还北虏 ;其南部斩首获生 ,计功受赏如常科”。企图平衡南、北匈奴的关系。由上可知 ,在光武帝建武二十七年至和帝永元元年 (公元 5 1- 89年 )期间 ,北匈奴或因“惧于见伐” ,或因欲与汉合市 ,多次遣使求和亲 ,而东汉王朝则出于“冀其交通 ,不复为寇”的目的 ,与北匈奴保持了时断时续的通使、合市关系。当然 ,由于北匈奴时时寇边侵掠以及东汉王朝在处理南、北匈奴问题上的摇摆性 ,东汉王朝对北匈奴采取的以通使、合市…     

论民族融合中观念意识的转变

论民族融合中观念意识的转变王红自东汉末年以后，北方的匈奴、乌桓、鲜卑、羯、氏、羌等民族不断迁入塞内，与内地的汉族等民族杂居相处，本民族的让会与经济因此得到较快的发展，逐渐与中原民族混同为一，而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在这一历史发展过程中...     

试论“使匈奴中郎将”的来源及演变

本文认为，“使匈奴中郎将”这一官职，论其起源可追溯到秦，汉承秦制，东汉时正式设置“使匈奴中郎将”，魏晋时演变为“护匈奴中郎将”。该官职的演变经历了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汉光武帝民族政策论略

东汉建立伊始,匈奴、羌、鲜卑、乌桓、蛮(夷)等少数族就对政权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与破坏.光武帝在"柔道"思想的指导下,针对不同的少数族,因时因地制宜,施行了一系列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政策与措施,基本缓和了因民族问题而引起的统治危机.光武帝的民族政策诚为"光武中兴"不可或缺的政策,但也因其偏于保守而造成了一些消极影响.     

关于“原匈奴”概念的提出与界定

在匈奴起源问题的研究中,过去的学者们惯用“早期匈奴文化”或“前匈奴文化”等概念,用以表示匈奴文化的前身。不加区别地把匈奴本体和别部、真正的原始的匈奴和后加入匈奴联盟的成员混为一谈,因而把许多非匈奴文化的外来因素也都包含在内,导致了在匈奴起源问题上的诸多分歧和混乱。“原匈奴”概念的提出旨在把匈奴本体的族源问题从整个汉代匈奴的族源问题中区分出来,把匈奴核心民族从匈奴联盟建立和扩张过程中加入和被征服的众多从属的别部中区分开来。“原匈奴”专指真正的匈奴主体民族的前身,“原匈奴文化”指匈奴主体民族创造和使用的核心文化。     

乌孙归汉与西汉外交

乌孙为西域大国,在汉、匈关系中一度举足轻重,西汉“断匈奴右臂”的战略,首先因乌孙而提出,进而拓展为对于整个西域的宏伟设想。西汉采取了联姻与军事威慑相结合的外交策略,促使乌孙的立场由“观望”转为“归汉,”这是西汉外交在“大宛之役”后的重大突破,亦对古代中亚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     

丝绸之路天山南部东段交通线路的历史变迁

联系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是多条交通线路的统称,历史时期交通线路随着气候变化曾发生空间变化,形成随交通线路变化的文化遗存时空格局,厘清汉唐时期该区域交通线路的变化,有利于丝绸之路文化遗址研究与文化旅游线路开发。以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为基础资料,在野外考察、调研与民间访谈获取研究资料的基础上,研究天山南坡东段交通线路的历史变迁。研究认为,汉唐时期该区域交通线路经历了从南向北的时空变化,交通枢纽区从罗布泊盆地变迁到吐鲁番盆地,再变迁到哈密盆地;交通变化的原因主要是气候变化、中央政权的稳定性及其对西域的经营力度。     

论武帝以前的汉匈关系

武帝以前高祖、惠帝和高后时期，由于国势不振，汉朝试图通过和亲来“约束”匈奴侵扰。但是，匈奴一再背约的现实，迫使汉朝统治者对以往单纯依靠和亲以消弭匈奴入寇的政策进行反思和调整。文景之世，在继续与匈奴和亲的同时，还采取了向西北边地移民和入粟于边以拜爵、除罪，建立官营牧马苑和鼓励民间养马等积极防御措施，使汉朝在西、北边塞的被动局面有所改变，从而为汉武帝武力反击匈奴创造了条件。     

从考古资料探索汉匈关系——以和亲与文化交流为例

纵观汉朝与匈奴的关系,和亲与文化交流在汉匈关系史上有着突出地位。近年来,随着匈奴考古学的深入展开,在匈奴人活动的中心地域(即今蒙古国),发现了大量的墓葬、城址、聚落遗址等文化遗存。这些发现使我们对汉匈和亲政策及诸多方面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提供了丰富而详实的实物资料。本文拟就蒙古国匈奴贵族墓葬出土的汉代中原地区的物质文化遗存为主要考察对象,并结合文献史料,将汉匈和亲关系及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交流、互鉴与融合等方面做一探索。     

略论西汉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西汉对匈奴的"和亲"政策几乎贯穿西汉两百年历史,历经确立、不稳定、中断、重新确立、稳定、断绝,虽然曲折,但确是历史的必然,不仅对当时汉族和匈奴的生产、生活的发展起了重大保障作用,对两个民族的融合起了重大推动作用,更开启了西汉以后各朝代"和亲"的先河.     

元初南北辞赋创作之比较

元初南北赋家面对宋金律赋弊端,都以复古振衰救弊,在入元之初就已大力创作古赋,远早于元仁宗恢复科举变律赋为古赋。不过他们的宗尚同中有异:两者都有骚体赋,南方赋家数量多、篇幅短,范围广泛,甚至说理、文化赋也用骚体;北方赋家仍用骚体抒情,但却从字词、句式、感情、手法等多方面拟骚。两者都宗汉,但北方赋家乘元初雄浑之气,大多数题材都讲究层层铺排,夸饰渲染,有铺张扬厉的汉大赋之风;南方赋家则只在铺叙家乡风物的地理赋中宗尚散体大赋。两者都有宋文赋,北方赋家多拟苏轼之赋;南方赋家多宗议论说理的宋朝古赋,有大量"击壤体"的理学赋。此外,两者一北一南,北之沉雄,南之清婉,风格各异。     

近十年来中国古代王朝民族政策研究综述

近十年来,学者们对先秦至五代民族政策研究主要分为整体研究和阶段性研究两部分.整体研究内容包括民族关系理论及民族政策特点等.阶段性研究:先秦时期研究,包括夏朝、西周、战国等时期的民族政策;秦汉时期研究,包括整体研究和对于和亲、羁縻等具体政策的研究,以及对于匈奴、羌、西南夷等具体民族的政策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研究,包括对三国时期蜀、吴,十六国,东晋南朝等时期的民族政策;隋唐五代时期研究,主要集中于唐代,包括整体研究和具体政策、具体民族研究.     

两汉之际封建士大夫逃逸之研究

王莽秉政以降 ,士风大转 ,封建士大夫群体中的隐逸之风浸盛。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基因 ,隐逸代表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很重要、很有意味的生存方式、生命理念与追求。本文对两汉之际隐士作一个系统的量化分析 ,进而得出仕仍是中国士人生命的基调 ,退隐只是针对于出仕的挫折而兴起的一种暂时性生活态度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