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辞源》书证疏误三则

一、《辞源》(修订本,下同)419页“卑鄙”条,引《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按:原文当为“先帝不以巨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书证有脱文。(参中华书局标点本,1959年版。) 二、464页“司命”条,引《史记·天官书》:“斗魁戴匡六星,日文昌宫。……     

《陔余丛考》经学部分训诂探析

《陔余丛考》是清代学者赵翼的考据类学术笔记,全书共43卷,蕴含着丰富的训诂材料。文章选取《陔余丛考》前4卷经学部分的8则训诂材料进行考辨和补正,对赵翼将“洪惟”释作“汉代已有的句首连读语气词”、将“陟方”释作“巡守”、将《吕氏春秋》曹翙与《史记》曹沬判定为一人等考释结论表示认可,并对其将名物词“聚鹬冠”称作“鹬冠”、将“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断作“鸿雁来,宾雀入大水为蛤”、将《诗经·权舆》中“夏屋”释作“大具”的考释结论进行进一步的探讨和补正。     

略论司马贞《史记索隐》的批判精神

司马贞《史记索隐》冲出名物训诂式史注的束缚,突破为史作注而不破原书的时代风气,为自己的先人之巨著《史记》作注。他充分肯定《史记》的伟大之处,同时不为先人避讳,不特意弥缝“家传是书”之缺失,敢于立言,勇于批驳,既表明了自己对祖上的尊崇,又弥补了《史记》的缺失或不足。他的《史记索隐》不仅有功于《史记》,更有功于后世《史记》的研读者。     

《史记》所见辞书未收词语续释

续释《史记》词语28个,这些词语绝大多数既未被《辞海》、《辞源》(修订本)、《汉语大词典》等普通大、中型语文辞书所收录,也不见于仓修良主编的《史记辞典》。只有个别词语虽被《汉语大词典》或《史记辞典》立为条目,不过,不是因为二书误释,就是因为义项为二书所漏收。     

“耰”不是鉏柄

“耰”是古汉语常用字,散见于古籍文献中,如《管子·小匡》:“深耕、均种、疾耰。”《论语·微子》:“耰而不辍。”《孟子·告子上》:“播种而耰之。”《汉书·吾丘寿王传》:“民以耰鉏箠梃相挞击。”这些“耰”字,不外乎两个含义:(一)摩田器也,用以击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 (二)覆种也,用耰平土、掩盖种子。 然而,对于“耰”字还有第三种解释,就是说它是锄头把。《史记·秦始皇本纪》:“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史记索隐引孟康注:“耰为鉏柄。”《汉书·陈胜项籍传》:叫巳耰棘矜,不敌于钩戟长铩。”服虔注:“耰,鉏柄也。”吴楚材等《古文观止·过秦论》注:“耰、鉏柄。”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常用词》注:“耰,鉏柄”(修订本     

明训诂,审辞气两三则

训诂又叫故、故训、诂训。毛亨给《诗经》作传注,写了《毛诗诂训传》。孔颖达解释说:“诂者古也,古今异言,通之使人知也;训者道也,道(描述)物之形貌以告人也。”讲通俗点:诂是用普通话释古话、地方话,训则更推广到对字、词、句、段、篇的全面探讨。现在人们已经习惯于把“训诂”当成一个概念、一个词,把“训诂学”等同于“语义学”。是黄侃先生说的“用语言来解释语言的学问”。《毛诗诂训传》是专门解释《诗经》的训诂专著。《尔雅》、《说文解字》、《广韵》、《康熙字典》、《辞源》等,是收集群书故训,分类(或依词义、或依语音、或依笔形)编排的训诂词典。 下面谈第一个例,“去”的各种词义。 去:许慎据篆形,解为“人相违也;从大,声”。段玉裁注:“人离,故从大;大人也”。《说文》去部另收“”、“”,均从“去”得义而训“去也”。考近出土甲骨、金石、盟刻,字皆上从“大”,下从“”、“”或另增笔符,没有作的;明许“声”说还值得商订。但许说“去”本义是“人相违”,即“人离去”,这却是验诸古书出例而可信,是历代训诂学家、文字学家公认不疑的定训。     

评吴起及《吴子》

1 吴起,卫国左氏(今山东定陶县西)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三八一年。“其少时家累千金”(《史记》),“尝学于曾子”(《史记》)。学习期间,因未归家奔丧,被持儒家观点的曾申视为大逆不孝,师生反目。     

韩愈“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新解

韩愈《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其中的“人非生而知之者”,历来被理解为“人不是一生下来就什么都懂得的”(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高中语文第一册《教学参考书》,下称《教参》或“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的”(康瑞琮《古代汉语语法》修订本,辽宁人民出版社)。基于这种理解,人们给《师说》及韩愈以很高的评价。如《教参》     

读朱骏声的《说雅》

一 朱骏声生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卒子咸丰八年(1858),字丰(艹巳),号允倩,江苏吴县人。他是清训诂大师钱大昕的弟子。据孙詒让《朱博士事略》(见《碑传集补》卷四十)记载:“郡试补府学生时,嘉定钱宫詹大昕主紫阳书院讲席,亦十五岁为诸生。是年,重游泮宫,奇博士才,曰:‘吾衣钵之传,将在子矣!’遂受业门下。三年,期以通材大儒。”嘉庆二十三年举人,道光间选授黟县训导。咸丰元年(据《清史稿·儒林传》;《辞源》修订本为“咸丰二年”)入都进呈所著《说文通训定声》等著作,赏国子监博士衔,旋升扬州府学教授。     

“过而遂正于天下”与“下陈”考

《国策》之用语,迄今未得其训者尤多。《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彼(秦)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注:“这句话不好懂,疑有误字。《史记》作‘过而为正于天下。’司马贞《索隐》:‘谓以过恶而政也。’以备参考。”在王先生以前的注释家如宋代姚宏、元之吴师道等均知“此句亦难通”而阙如。昔者余每教于此,亦从前人而阙如。然窃思古人之立言当有所指,故观汉前史籍时时留心,稍有所悟,知“过而遂正于天下”一语不曾有误,其难解者唯“过”“遂”“正”三词耳,今试释之。     

《史记》的结构特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由“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等五部分组成。研究《史记》的学者已经用大量的材料证明,《史记》的“本纪”与“世家”是有所本的,“列传”则是司马迁所独创;而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即“纪传体”)来表现历史的面貌,则是司马迁一大创造。《史记》这五部分;既各有各的作用,又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关系极为密切。“本纪”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兴衰和帝王的     

“三人亡马步行”非“无马步行”浅议

《史记·李将军列传》“三人亡马步行”一句,一般选本皆忽略不注,有的选家虽有诠释,如王伯祥先生《史记选》注为“亡马步行,无马而徒步行走。亡通无。”(见《史记选》四四七页注三七)北京大学《两汉文学史参考资料》也注释为:“‘亡’通‘无’。言此三人并没有马,只是步行。”(见该书三五五页注四二)此说未必的当。“亡”在古音阳部,“无”在古音鱼部,两字同属微母,故为双声通假,这毫无疑问。但此处“亡”训作“无”,“亡     

训诂拾零

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史记陈涉世家》)陈中凡《汉魏六朝散文选》(中华书局)注此句为:“尝,曾。与人,为人。佣耕,受人的雇佣,替他耕地。”王伯祥《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注此句为“佣耕,即雇农。与人佣耕,做人家的雇农。佣通作庸,役也。”陈注“与人”为“为人”,“人”指地主。王注“佣耕”为“雇农”,把动词性的偏正词组“佣耕”,解成名词性的词组了。注“与人佣耕”为“做人家的雇农”,把“与人”的“与”当作动词,把“人”指地主,作定语了.     

试释黄侃论辞书训诂与文义训诂的区别——兼谈《尔雅郝疏笺识》的训诂学价值

古代训诂材料主要保存在训诂专书(辞书)和注释书中。黄侃先生谈到训诂内容时,提出了“本有之训诂”、“后起之训诂”、“独立之训诂”、“隶属之训诂”、“说字之训诂”、“解文之训诂”、“小学训诂”、“经学训诂”诸概念,即对上述两类材料或作动态分析,或作相对静止分析而进行的系统分类说明。古代辞书属“说字之训诂”,而经、史、子、集部书之注释则属“解文训诂”。对二者的差别、特点,黄先生作了精辟阐述。黄先生研究辞书训诂的最重要成果是他的《尔雅郝疏笺识》。     

史记散论二题

一、论褚少孙续补太史公书 《太史公书》又简作《太史公》,即《史记》。研究《史记》续补问题,不仅对《史记》一书性质的了解有帮助,而且也对《史记》残缺问题的研究提供间接的旁证,值得探讨,本文试作条理如下。 (一)褚少孙为西汉时代唯一续补《史记》的人。 据典籍记载,西汉后期续补《太史公》的人有十七家。其中十六人虽以续《太史公》为名,实际是续作武帝以后纪传,也就是接《史记》之后续,写西汉史。只有褚少孙最早而且真正地续补《史记》之未备,不另立事目,故褚补附骥《史记》而行。凡褚补皆述其续补之意,自称“褚先生曰”,详载《史记》各补篇中,不具引。其他十六家皆单独别行。     

读司马迁《货殖列传》

史记作为伟大的历史名著同时又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早有定评,正如鲁迅所称誉的,它是:“史家的独唱,无韵的《离骚》”。但是,它在经济思想方面的卓越见解,历来却不见评述,或者认为《史记·货殖列传》也是厌薄货殖的。明朝人陈仁锡就说:“一篇总是厌薄货殖以讥讽当世。”(见桐城先生点勘《史记·货殖列传》附后评语)我们知道,历代统治者大都厌薄货殖。孔子批评其学生子贡“赐不受命而货殖焉”。秦汉之际,把经商贬为“末”业,与农之为“本”相对称。汉高祖更用法律规定“市井之子不得仕”,“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史记·平准书》)。司马迁撰写《史记·货殖列传》却能超出时代偏见,给货殖以赞誉,这是难能可贵的。     

当今书刊中古文误读误释举例

一、由于不知标点停顿,导致文义不明甚至史实错乱者 1.《中国历史文选》(周予同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12月第一版,以下简称“《文选》”)节录《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十年……齐,赵来置酒”(82页)的标点,意思是“齐,赵的国王(也可以是使臣)在秦始皇十年到秦国来置酒,招待了某某人。”我们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王建)二十八年,王入朝秦,秦王政置酒咸阳。”齐王建二十八年,正是秦王政十年     

《管锥编》的训诂理论与实践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1979年)是一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巨著。《管锥编》对中国十部古籍(《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研究的侧重点是谈艺之道,但立足点是训诂,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意义、疏通解释古代典籍文献是其基石,只有在训诂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进而纵谈艺术规律,这是易简之理。训诂学在清代     

《史记》的抒情特征

鲁迅先生称誉《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诚属卓识高迈,千古定评.然而,《史记》不朽的艺术生命,到底植根於什么地方?它的艺术魅力,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掩卷之余,耐人寻思.班固评价《史记》:“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自是以后,历代研究《史记》者无不奉为圭臬.这种见解,固然正确,但很不全面.     

司马迁对训诂学的贡献

汉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出生于汉太史令司马谈之家,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年十岁则诵古文(指籀文、金文及战国文字)”,青年时代又向当时的经学大师董仲舒学习过公羊派《春秋》,向另一位经学大师孔安国学习过古文《尚书》,稍后,游历天下,足迹遍及祖国各地。因此他既博通经史,又熟谙天文地理、民族风情乃至百国方言,为他写作《史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也为他能正确解释经史提供了条件,使他能够在对史学、文学、天文学……作出卓越贡献的同时,对训诂之学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的伟大著作《史记》虽然不是训诂学专著,但是以正文形式出现、散见于该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