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福因果律的“理性”形态与“精神”形态

由于道德与幸福之间存在"二律背反",在西方哲学史上,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理论有着两种典型的哲学形态:康德的"理性"形态,黑格尔的"精神"形态。虽然两者在话语形态、言说构架和体系构造方面表现出"理性"与"精神"的巨大差异,但在德性主义的价值取向上却是根本一致的。它们以哲学的魅力,建构起德福因果律的"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表现出道德理想主义和道德乐观主义的深切人文精神,但却缺乏解释和批判生活世界的现实力量。也许正因为如此,幸福论的德福因果律才可能在人的精神世界和道德哲学发展中长期与之共生共眠。不过,这些并不是"理性"与"精神"的主体,更不是全部。准确地把握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有两个因素特别重要:其一,"理性"形态和"精神"形态在本质上是道德哲学形态,具体地说,是在道德哲学的视野下探讨道德与幸福的同一性。其二,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的秘密和宏旨,正是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宣示的那个著名的哲学信念:"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符合理性的。……哲学正是从这一信念出发来考察不论是精神世界或是自然世界的。"康德、黑格尔德性主义的德福因果律在理性世界和精神世界中不断向前推进所呈现的难以置疑和不可阻挡的理性力量和精神力量,一旦诉诸"现实必须符合理论"的哲学信念,便可转换为批判社会和建构文明合理性的深刻动力。     

相互承认与伦理国家——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法权演绎学说

法权演绎是德国古典法哲学的基础性论题,其实质是为权利概念提供哲学意义上的证明,演绎的核心是要论证人与人之间的结合。这一论证在黑格尔的伦理国家中达到了最终形态,但其基础却是在《精神现象学》中。长期以来,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的法权演绎学说遭到了忽视,因此也就忽视了主奴辩证法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思维地把握民族生活的阶段。《精神现象学》中的法权演绎在"道德"部分达到了最高形态,在此,相互承认才被现实地、历史地建立起来。搞清楚《精神现象学》中法权演绎的一般形式,有助于我们更为清晰地理解《法哲学原理》一书的主题与结构。     

席勒的道德思想及其对黑格尔的影响

康德道德哲学的难题之一就是道德自律问题,具体包括价值的先验秩序如何不可知,人如何获得自我立法的意志,这种立法的权威由谁来提供三个层次。席勒认为这个道德难题的本质在于康德哲学的二元论架构,因此,席勒尝试通过发展康德的美学理论来沟通二元断裂并对道德判断的确定性做出说明。他尝试将"爱"的观点引入道德哲学,用美德伦理丰富义务论哲学,这些见解既回应并阐释了康德的道德难题,也对正值学术积累期的黑格尔影响巨大,以至于在很多重要问题上,能够看出这两位学者的理论一致性。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席勒在康德与黑格尔之间的学术脉络传承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道”之空乏与“上帝”之谬——老子、康德道德哲学比较研究

老子与康德的道德哲学思想均具有较强的先验和形上特征,二者在哲学进路上呈现多处分合之处。在本体论、实践论和目的论上二者均指向先验理性,在具体的逻辑依据和道德理想上又分别指向了"自然律"与"道德律"。无论是老子之"道"还是康德之"上帝",在最终道德实践上都是不可到达的,"自然律"与"道德律"的二分法带来了"道"之空乏与"上帝"之谬。黑格尔从"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角度提出了"道德律"与"自然律"之间"被设定的和谐",实现了从道德形而上学到道德辩证法的转换,也为我们指明了"和谐伦理"之路。     

黑格尔关于伦理与道德观念的三种维度

黑格尔在其学术生涯中,对道德与伦理关系的阐述有着三个时期三个维度的变化。青年时期认为伦理是道德下降到习俗然后再从习俗上升到道德的循环,理论带有神秘主义形式的同时又带有浓厚的康德主义色彩,其现实所指向的就是德国16—18世纪的思想和伦理生活。耶拿时期则认为道德是对伦理的扬弃,从伦理中产生了道德,在《精神现象学》中,道德从伦理过程之中发展而来。这里的伦理指古希腊城邦、古罗马帝国的未经反思的政治生活,是作为直接性的伦理而出现的。但在柏林时期也就是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成熟时期,在其《法哲学》与《哲学全书》的体系之中,伦理则是道德之后自由展开的过程,在这里伦理的含义不是未经反思的、直接的伦理内容,而是作为现代国家秩序构建的伦理生活,是经过反思的客观精神,也就是作为合理性的社会组织。伦理与道德三重维度经历了三个思维的过程,先验思维、知性思维与理性思维。因此,每一个伦理在其思维的结构和架构之中具有不同的内容和内涵,对应了黑格尔自身体系逻辑是范畴自我发展的过程,即精神自我认识的过程。     

规范与德性的统一:康德规范伦理的构建与反思

康德将道德规范纳入理论批判视野,构建了独具特色的伦理体系。确定行为的"应该"与道德行为的法则是康德道德哲学研究的主题。康德也因此被视为规范伦理的典型代表。然而,无论是道德法则的产生,还是道德法则的运用都需要人的品格为基础。在此意义上,康德道德理论实现了关注人内在品德的德性伦理与关注人外在行为的规范伦理的结合,为人的道德信念与道德能力留下了生成空间。从规范与德性角度,对康德理论进行重新解读,对伦理道德的理解及道德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道德自我的确证及其价值意蕴

康德以意志自由为核心的道德世界观将形而上学的超验对象从认识的领域转移到伦理学领域;黑格尔以精神现象学揭示了客观精神的伦理、法权、道德的内在生长逻辑以及相应的伦理自我、教化自我、道德自我,确证了道德世界观与道德自我的超越性价值.唐君毅把道德理性和道德自我作为文化宇宙意识的主宰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冯友兰人生境界说中的道德境界也指向超越性道德自我价值.道德的本真精神在于克己和为他性、理想性、创造性;道德自我是将伦理德性、法权德性有机统一和升华,以良心和义务作为行为动因,体现个体道德自主性、自律性、自由性、同一性、超越性的完善人格精神实体.     

论黑格尔的“伦理世界”

“伦理世界”概念源于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它既表达了德意志民族国家内在统一与复兴的时代要求,也是基于启蒙思想及现代社会意义世界缺失的反思.伦理世界是个人作为单一性存在与其公共本质或普遍本质相统一的世界,它由人的社会本性及其文化属性决定.伦理世界透过伦理精神,通过道德行为实现个体与类、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由此寻找到人类生活共同体的价值源泉,建立个体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赋予有限人生以终极关怀.黑格尔的“伦理世界”为现代多元化社会建构精神家园提供了有益的思想资源.     

解读《〈精神现象学〉序言》中的“哲学”概念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序言”中阐述了其对哲学的基本认识，并且通过对哲学的表述把他的哲学观与康德、谢林等人的哲学观区别开来。黑格尔的“哲学”既不是人们头脑中凭空想象的产物，也不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而是客观精神自身运动和发展的一个过程；是本体论、辩证法和方法论三者的统一；是孕育了黑格尔庞大哲学体系的基本点。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一分为三”思想研究

一分为三是贯穿黑格尔哲学思想的一条红线。黑格尔精神现象学 ,是学习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向导。精神现象学的逻辑起点是感性确定性。而意识的逻辑起点是事物。意识包括三个环节 :感性———知觉———知性 ;精神现象学的意识形态的组成和结构体系均体现了一分为三思想。精神现象即意识形态 ,包括从属于主观精神的意识———自我意识———理性 ,从属于客观精神的伦理———教化———道德 ,从属于绝对精神的艺术———宗教———哲学等等。     

论黑格尔的婚姻伦理观及其现代价值

在《法哲学原理》中黑格尔对婚姻伦理作了深刻剖析,他反对从"性爱"关系和"契约"关系出发认识婚姻的本质,而把婚姻关系的本质界定为具有"精神性实体"的"伦理"关系;从伦理视角出发,他把"具有法的意义的伦理性的爱"规定为婚姻缔结的道德基础;在维护婚姻关系的神圣性上,他认为遵循一夫一妻制和举行婚礼仪式有着积极的伦理意义,并从"精神实体"出发阐释了一夫一妻制合理性的道德哲学基础。黑格尔的婚姻伦理观对稳固现代婚姻关系可提供有益的参考。     

全面评价黑格尔关于内在否定性的思想

黑格尔关于内在否定性的辩证思想,早在《精神现象学》中就作了表述。马克思指出:“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就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否定性辩证法”这一命题就意味着内在否定性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灵魂”,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是在内在否定性这个“母腹”内发展起来的。本文拟就黑格尔关于内在否定性思想的内容,内在否定性的辩证思维的伟大成果以及它的局限性等谈一些不成熟意见。一在古希腊罗马哲学家对否定之否定规律的猜测中,已包含着辩证否定的因素。例如,新柏拉图主义者普克洛在《柏拉图神学》中说“否定并不取消他所谓的东西(内容),而乃是根据它的对立以产生各个规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与中国理论形态

道德发展的"中国问题"是什么?"无伦理","没精神"!它们的存在使当今以"道德"为轴心的"道德建设"南辕北辙,事倍功半。回溯中国道德文明史,道德哲学和道德发展的大智慧是"以‘伦’济‘道’",伦理优先。现代道德哲学的中国理论形态,应当是"伦理精神"形态,而不是"实践理性"形态。"伦理精神"形态是"伦理"与"精神"的圆融,它以实体性、终极性的"伦"为前提,以"精神"为达致"伦"的条件,其精髓是:"从实体出发";"单一物与普遍物的统一"。它是非宗教的中国文化生态中道德发展的哲学形态。     

绝对知识与纯粹哲学——论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与《哲学科学百科全书》的关系

如何看待《精神现象学》和《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体系的关系,不仅是黑格尔研究者们一直争论的热点问题之一,而且在黑格尔本人的思想发展中,对于两者关系的态度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同时这个问题一直以来与哲学体系是否需要一个"入门"或"导言"联系在一起,黑格尔从耶拿时期就开始思考并寻求这个答案,在经过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分合之后,他确定了《精神现象学》作为是哲学体系的导言和第一部分,但在最终出版时把原初的副标题"意识的经验科学"改为"精神现象学的科学"又表明了黑格尔对于这个"入门"或"导言"采取了部分否定的态度。本文通过上述黑格尔思想的发展和转变,来探讨《精神现象学》与《哲学科学百科全书》体系的关系。     

论康德道德哲学的两种义务体系

在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的理论建构中,义务是其讨论的核心内容。康德晚年的《道德形而上学》一书集中讨论了两种义务论体系,即法律(权利)义务体系和伦理(德性)义务体系。对这两种义务论体系的探讨展示了康德道德哲学的实践哲学品格。     

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历史哲学结构

道德形而上学体系在经过现象学还原、法哲学分析之后,还需要历史哲学的综合.历史哲学扬弃了现象学与法哲学中意识与意志的抽象性,达到意识-意志的"精神"复归与历史现实性.历史哲学是道德形而上学体系的辩证复归.历史哲学的研究对象是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伦理精神与民族精神在历史哲学中同一,伦理精神是道德哲学形态的民族精神,二者同一的基础是"精神-伦理-民族"的概念贯通.民族是伦理的实体,伦理是民族的精神.历史哲学的本质和方法论实质是"哲学的历史"."哲学的历史"是民族精神、伦理精神"永远的现实性"的历史,是民族精神、伦理精神自我运动、辩证发展的历史.道德形而上学的历史哲学应当以民族精神或作为伦理实体的民族精神为研究对象."人文力"是道德形而上学的法哲学分析向历史哲学综合转换的概念中介和概念过渡,它是"冲动力"和"冲动的合理体系"的历史-文化形态.     

一桩三重公案:牟宗三良知呈现是康德式的还是黑格尔式的?

1933年"良知是个假设,还是个呈现?"的公案,经1981年"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的公案,最后演化为1995年"牟宗三是理性主义,还是反理性主义?"的公案。这桩三重公案,对理解牟宗三哲学"先验论"与"经验论"的交融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牟宗三同黑格尔一样"否定"了康德的物自身界线,"呈现"了良知,让国家成为文化物和神圣作品,从而超越了康德主观唯心论,建立了彻底唯心论。另一方面,牟宗三又"稳定"了康德现象与物自身的区分,要求只能在长串经验的"坎陷"工夫中证实自由这一范导原则。就前一方面看,牟宗三由内而外、自上而下,是黑格尔式的,李泽厚对于牟宗三的批评也就是康德主义对于黑格尔的反批评。据后一方面,牟宗三由外而内、自下而上,是康德式的,李泽厚对牟宗三的批评不过是借故立论。牟宗三的矛盾,就是李泽厚"从道德到伦理"与"从伦理到道德"的矛盾,及其"双本体""两德论""统合孟荀"等的"二"的矛盾。牟宗三同样把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结合了起来,是"经由Hegel、Marx理论过程之后回到Kant",是"孔夫子加Kant"。     

康德道德原则的有效性

道德原则的有效性是康德道德哲学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道德原则在其道德哲学中居于中心地位,如果没有有效性,其实在性将遭到质疑。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实践理性批判》中对该问题进行了分析。他通过分析道德法则对人具有普遍必然的约束性论证了这个问题。道德法则是实践法则,人类有理性自律能力,就必然且能够接受道德法则的命令,从而使准则具有法则的形式,做到自律,这也是道德原则对人产生有效性的方式。这种方式,事实上还是一种形而上的设想,现实生活中,绝对命令能否被人遵守依然是个难题。     

“社会伦理”何以可能?——基于黑格尔精神哲学对“社会”之伦理构造的解释

社会伦理何以可能?在精神哲学视域下关键在于澄清两个问题:社会是什么?社会的伦理构造是什么?社会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社会的伦理构造可以从黑格尔的法哲学和精神现象学中获得理论证明:在法哲学中,社会作为由家庭向国家的过渡环节,它的真实内涵在于否定自身与超越自身;在精神现象学中,作为理性(精神)之客观性的环节,它最终要扬弃自己的矛盾的片面性而回归到精神的自身确定性,即精神的自在自为的状态,走向道德。社会作为伦理实体的环节之一,其特性在于过程性、否定性与有限性。因而,"社会伦理"之目的就是在人之实践的意志与人之认识的意识之间如何实现人的自由。     

康德道德哲学的核心——责任概念

康德在理论理性中主要试图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他的道德学说则是要解决人与人的关系,即个人与社会如何协调一致的问题。康德从责任概念出发,并以责任概念为线索,把理性主义原则、善良意志、道德规律、定言命令、意志自律、意志自由等有机联系和统一起来。因而,责任概念是理解康德道德哲学的关键。通过责任概念,康德说明,个人幸福必须建立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敢于做自由人,也要尊重别人的自由。通过责任概念,康德论证了理性的伟大、人格的尊严和崇高,高扬了道德主体性原则,论证了人的自由、自律。康德的责任学说,体现了启蒙主义的基本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