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东方社会结构理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科学扬弃

经过具体的实证研究 ,马克思晚年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科学揭示了东方社会结构的特殊性 ,区分了史前社会的公社和东方社会的村社的不同性质 ,纠正了把具有地域性特征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上升到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社会原生形态位置的错误认识 ,从而创立了科学的东方社会理论。马克思的东方社会理论既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想论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初以反讽手法使用的“中国社会主义”,后来不仅成为对“社会主义”作广义和狭义划分的参照工具,而且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构建提供了重要素材.就经济的社会形态而言,前现代中国的亚细亚社会结构的彻底打破有赖于改革事业的全面深化.从上层建筑来看,以“儒家社会主义”为代表的古代空想社会主义及其现代变型,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扬弃对象.     

"专制"问题讨论中的一个理论误区——论如何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

关于"专制"问题的讨论目前已成热点,但其中存在一个理论误区,即:在梳理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的理论源流并对其进行激烈批判时,回避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东方社会理论,这就导致了对该理论的源流缺乏全面系统的认识和切实合理的评价.以思想史与社会史的事实为依据,对西方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源流重新审视,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是立足于人类普遍价值的观点、"世界历史"的观点继承和发展"东方专制主义"理论的,不存在西方中心论的偏见,"东方专制主义"概念是依据中国政治史事实所作出的科学抽象.     

孟德斯鸠论礼与“东方专制主义”

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构建了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试图系统地把握西方古代和现代政体与东方政治制度及其生活方式.不过在其新政体类型学中,中国的所谓“东方专制主义”始终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挑战.孟德斯鸠对中华帝国的原则性否定与他对中国“礼”的普遍精神的分析构成了潜在的张力.孟德斯鸠对中国“礼教”的具体分析实际上已经提供了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形态如何实现他所欣赏的“宽和”或“节制”的主要方式,然而他针对中国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宣传,而不是其更富洞察力的具体分析,支配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乃至中国对礼教传统的理解.     

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误读——兼论中国古代社会性质的规定

20世纪有一个论争不断甚至被称为社会科学界“哥德巴赫猜想”的命题———“亚细亚生产方式”。人们为此费了多少心思,发了多少议论,但终不得其解。我本人也曾长期陷于此题的猜解,一度甚至觉得有了答案,并由此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有所认识。最近,又专门研究中国经济矛盾,在对其历史的考察中,不能不涉及“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有了新的感悟,发现是后人对马克思有关论述的误读,才有了本不该有的论争。而这种误读,恰恰表明研究方法上的诸多问题。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     

马克思历史阶段理论中的两个范畴系列与亚细亚生产方式

对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分歧极大的各种解释,都涉及到《序言》中几个范畴之间的关系。以往的“序列”说故然不能自圆其说,而近年来兴起的“并列”说却也难以成立。在“序列”说中出现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各种各样的解释,其原因在于将《序言》中的范畴系列与以劳动为视角的奴隶制、农奴制等范畴系列简单混同,并以后者为对应标准来解释前者所致。其实,在马克思的历史阶段理论中,这是在考察角度、理论意图、研究方法、理论内涵等方面均存在着差别的两个系列范畴,不应简单等同或置换。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其它各范畴,在理论上的“序列”关系,是在人类历史范围内成立的,所反映的是发展次序而非自然次序,其理论地位也由此而确定。     

论专制皇朝朋党现象产生的原因

秦汉以下,由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体制下的官僚制度的确立,割断了官员们与家族的联系,使置身于官场中的官员们显得相当孤立。但由于官场是荣华富贵之渊薮,故数千年来,士子们一直怀有强烈的入仕欲望。但激烈的宦海斗争又使置身其中的官员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于是拉帮结派依靠群体的力量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就成了官员们极其现实的选择。而与此同时,专制制度又为结朋聚党准备了条件,遂使专制皇朝中朋党丛生,成为一个与其相始终的痼疾。     

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与中国

走出“亚细亚”———亚细亚生产方式毕竟属于农业生产方式,与当代工商文明存在本质区别。当今倾力于改革开放,文明进步,建立与时俱进的“现代性”,势必克服旧生产方式的“孤立性”、“封闭性”与“停滞性”,势必对中国本有的封闭旧习、宗法制度、自然经济给予必要批判。回归“亚细亚”———尊重亚洲的历史特点,关切中国的现实国情,理性地认识“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亚洲社会“基因潜质”的客观与历史的存在,深切理解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当今中国发展模式的关系,据此走通中国式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之路。     

建筑物区分所有权探析

住宅问题乃是一切国家的重要社会经济问题。我国应改变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理论研究和立法的滞后现状。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应由专有部分所有权、共用部分共有权、基于相邻或共有关系而产生的权利与义务关系三要素构成;应自成一个完整的法律关系体系;其专有所有权、共有所有权、共有部分附属的专有使用权以及因共有关系而产生的区分所有人之间的权利与义务等,与一般财产权相比,均具有独特的法律特征和内在涵义,应作明确界定。     

东亚新地区主义视角下的东亚合作

当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主要还是以现实主义的权力和利益为基础的竞争性地区主义,这也是东亚地区主义制度化发展的重要障碍.以平等协商、互利合作为价值观的东亚新地区主义为东亚合作提供了新的动力.同时,东亚合作的进一步深化也要求东亚各国打破传统现实主义权力制衡的牢笼,共同构建符合各方利益的"东亚共同体".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分析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重要论断,阐述的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存在的所有领域和与其他社会的基本矛盾相一致的普遍属性,可以说,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一种"外延式"的解释和界定.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和逻辑演进,要求我们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存在的重点领域和其他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区别的特殊性质,以达到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涵式"的认识和解答.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之后,建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雇佣的联合劳动为主要特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被以自主的联合劳动为主要特点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所取代;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这一主要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也逐渐被消除,取而代之的是生产的自主性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这一主要存在于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社会主义制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来看,正确认识和处理生产的自主性与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巩固完善的紧迫任务.只有增强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的自主性和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之间的基本矛盾的自觉性和坚定性,才能坚持改革的正确方向,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增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努力创造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和谐局面,在科学发展的道路上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     

论注释法学派与冲突法的起源

早在12世纪晚期,注释法学者们（the Glossators）就遭遇了法律冲突的尴尬局面。为求得法律正义的实现和法律争议的公正解决,注释法学者提出了如何选择法律的难题。通过对《查士丁尼法典》首篇的歪曲解释,注释法学者批评了适用法院地法的单一模式,开启了人们对法律冲突和法律选择问题的思考,为冲突法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奴隶制社会形态存在的必然性探析

在古代社会有许多名称各异的奴隶 ,如希腊罗马的“古典奴隶” ,斯巴达的希洛人 ,新巴比伦的“曼达图”以及中国凉山彝族奴隶 ,他们的存在充分说明了“古代劳动奴隶制” ,“东方家庭奴隶制”是两种充分发展的奴隶制度 ,原始公社制解体后的社会是奴隶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 ,奴隶制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经阶段     

马克思视域内的社会形态理论研究

本文从社会形态理论的前提出发,以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视域为主线,研究了马克思视域内的社会形态理论,即生产力视域内的社会形态理论、生产方式视域内的社会形态理论和人的发展视域内的社会形态理论以及三者之间的递进关系。生产方式视域以生产力视域为基础,但又不限于生产力视域,人的发展视域以生产方式视域为基础,但又不限于生产方式视域,从而得出马克思视域内的社会形态的概念。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形态建立、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为我们准确全面地认识马克思视域内的社会形态理论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新世纪、新实践和新任务要求中国人重新准确地全面地把握马克思视域内的社会形态理论。     

生产方式的发展与生产规模的变化

生产规模是企业规模的基础,而生产规模直接受生产方式及生产技术的制约和影响 ,由于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是历史地变化的,因此,生产规模也必然发生历史的变化。不同 于西方经济学对于生产规模的理解,本文运用马克思的生产方式范畴和理论,结合生产技术 的发展变化,系统地说明了农业和工业生产规模的历史演变,揭示了技术变化对于生产规模 的基本决定作用。     

系统论视角的东亚货币合作问题

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东亚货币合作问题的研究一直引人注目,对文献的回顾得出的基本结论认为,东亚货币合作目前仍缺乏现实可行性。通过利用系统论和耗散结构理论构造东亚货币合作的动力学模型,用这一模型分析区域一体化度和区域趋同度两个重要变量对东亚货币合作的影响,并结合东亚实际情况可以发现阻碍东亚货币合作的张力因素。     

论东亚最优汇率制度选择

东亚经济体的汇率制度选择面临两难困境一事表明,东亚汇率制度选择必须进行区域汇率制度合作。东亚经济条件的实证分析表明,东亚汇率合作中最优汇率制度安排应该是共同钉住货币篮子汇率制度,以推动东亚汇率制度一体化,最终实现亚洲单一货币区。     

牙买加体系下的东亚货币合作

牙买加体系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不平等性,区域货币合作是东亚国家化解不稳定性、减少不平等性的必由之路。通过影响东亚国家在区域货币合作博弈中的支付结构,牙买加体系的内生特征给东亚货币合作注入了持久的、外生的结构性激励,东亚货币合作由此得到维护和推进。东亚货币合作在受到牙买加体系力量塑造的同时,也对牙买加体系产生一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