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金融生态、空间溢出效应与中国企业海外并购

本文基于金融生态学和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采用2006—2018年国别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考察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对中国海外并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存在显著的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即中国企业对东道国的海外并购不仅受到东道国自身金融生态状况的影响,还受到周边国家金融生态的溢出影响。其中,东道国金融深度和金融规模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同时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东道国金融效率和金融监管具有显著的直接效应。机制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企业信息搜寻水平等机制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产生影响。异质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发展基于经济发展水平、金融开放水平和“一带一路”沿线分布的差异性存在异质性影响。拓展性检验发现,东道国金融生态对中国企业的并购成功率同样具有地区内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本研究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引和经验参考。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产业竞争力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上掀起风起云涌的跨国并购热潮,跨国并购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其技术溢出效应对我国产业竞争力产生积极和消极影响。本文首先对跨国并购,技术溢出效应和产业竞争力进行内涵界定;然后阐述了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技术溢出效应的制约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跨国公司在华并购技术溢出效应具有两面性。     

跨国公司跨境并购与绿地投资的比较分析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并购已经成为跨国公司海外投资的主要形式,其投资总额已远远超过“绿地投资”。跨境并购和绿地投资均对受资国经济有所影响,在短期内,跨国公司以绿地投资或并购形式进入受资国对其经济所带来的影响存在差别,但最终的影响由受资国特定的环境所决定。并购和绿地投资都将在一定程度上给受资国经济带来溢出效应和示范作用。当然,并购也会给受资国经济带来潜在的风险,因此,受资国完善外资立法,构建国内企业并购规制体系将成为必然选择。     

国内与国际原油市场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单变量GARCH模型可以用来描述收益率序列的波动聚类特征,而多元GARCH模型则有助于分析国内与国际原油市场波动的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随着政府继续实施参与国际接轨的定价原则,国内油价呈现较为明显的GARCH效应,油价波动也开始具有较长的持续性;国际原油市场对国内市场存在显著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石油市场的信息传递方向是从国际市场到国内市场。     

FDI行业间溢出效应——基于山东省的实证分析

FDI行业间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刚刚起步,国内研究更是屈指可数.为了进一步衡量省级层面的FDI行业间溢出效应,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采用包含滞后效应的行业间溢出效应模型,对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做出了行业间溢出效应存在性的检验.实证结果表明,FDI通过后向关联显著提高了山东省内资供应商的产出水平,即存在明显的后向溢出效应,但是通过前向关联的技术溢出则表现出不明显的正向影响.     

多元GARCH模型在国内企业债券波动传递研究中的应用

利用多元GARCH模型研究国内企业债券信用价差的波动传递问题,考察了企业债券信用价差序列的波动持续性和信用价差序列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表明,相同或相关产业的企业债券表现出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而上游产业对下游产业企业债券的波动有显著影响,存在单向的波动溢出效应.     

东北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区域经济学认为,相关区域之间必然存在经济联系。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在发展过程中也必然与其他经济区域产生经济联系并相互影响。本文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流量数据,采用Miller—Round模型测算了东北地区的区内乘数效应及其他国内各区域的相互溢出效应。结果显示,东北地区内部经济联系较弱,区域内乘数效应高;东北地区对国内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要显著高于其他区域对东北地区的溢出效应,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没有对东北地区产生较大带动作用。相对而言,邻近的北部沿海地区和京津地区对东北地区的溢出效应较大。     

南部沿海地区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的实证分析

利用区域间投入产出表的基本流量数据，采用Miller—Round模型测算了南部沿海地区的区内乘数效应及其与国内各区域相互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南部沿海对国内其他区域的溢出效应较大，发挥着引领全国经济的火车头作用；由于南部沿海地区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它从国内其他区域获得的溢出效应却较小；南部沿海地区的溢出效应具有空间邻近性特征，与东部沿海、中部、西南地区相互溢出效应较大。     

我国西部地区引进FDI技术溢出效应考察:以重庆为例

在借鉴国内外FDI行业技术溢出效应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经验模型,并利用重庆市1999-2006年工业行业面板数据对经验模型进行了检验,其结果表明:FDI在我国西部地区存在行业内技术溢出效应,而西部地区开放度的提高和国内资本的大量进入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因此,西部地区在引进外资方面,应该更多地关注内含先进技术的外资进入,而不仅仅是外资数量的增加.     

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间的溢出效应研究

将利率作为外生变量,运用VAR-（BV）EGARCH模型对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溢出效应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收益溢出方面,只存在股票市场对可转债市场的溢出效应。在波动溢出方面,存在可转债市场与股票市场之间的双向溢出效应;并且存在利率市场向股票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效应。从非对称溢出效应来看,存在股票市场对可转债市场的波动溢出的非对称性,由此可以看出,股票市场仍然是出于绝对支配地位的金融市场。     

开放条件下并购政策的福利分析

贸易政策会对并购政策产生直接的影响。在自给自足的条件下,任何一个力图整个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政府都不会允许本国企业之间相互并购。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本国政府将会允许并购发生,但如果它考虑到进口国会因此而增加关税的话,它就会对并购采取一种禁止的态度。     

产品差异、外资垂直并购与市场竞争————基于企业产品定位和市场份额的分析

基于产品从低端到高端分布的Hotelling模型,同时考虑上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内生决策,探究外资高端下游企业垂直并购上游企业对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和市场份额的短期与长期影响后发现,外资高端下游企业垂直并购上游企业,短期可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提高,甚至市场份额的扩大;长期而言,对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影响与上游企业的成本有关：当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较低时,会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下降,降低幅度与上游企业的成本负相关;当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较高时,会促成我国低端下游企业产品定位的提高,提升幅度与上游企业的成本正相关。但不管上游企业的生产成本如何,长期都会导致我国低端下游企业市场份额的下降。该结论在二次运输成本情况下是稳健的。     

论欧洲证券交易所合并的原因及影响

阿姆斯特丹、布鲁塞尔、巴黎交易所于2000年3月18日达成合并协议,紧接着伦敦、法兰克福交易所于5月3日也宣布进行合并。从这两次合并的共同原因来看,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合并在技术上成为可能,而交易所之间的竞争和场外证券交易市场的发展给交易所带来的压力,则是产生合并的动力。从各自原因来看,荷、比、法三家证券所的合并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和欧元的产生所推动的,而英、德两家交易所合并则旨在强强联合,巩固和提高交易所的地位。欧洲证券交易所合并的浪潮是证券交易所发展史上的突破,也是金融全球化的进展,它将对国际金融格局造成重要的影响。     

银行跨国并购决定因素的实证研究

2000年以后,银行跨国并购逐步成为以跨国并购为主要特征的第五次并购浪潮的热点。但在理论界,关于银行跨国并购行为的理论研究尚未产生正式、一致的模型来合理解释跨国银行并购的决策。通过对1978—2001年期间发生的2,357起银行跨国并购案例的数据流的分析,可以揭示出影响银行跨国并购的主要影响因素。     

海外并购争议解决之 ICSID 仲裁———必要而“奢侈的消费”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我国作为世界资本输入大国的同时,也逐渐成为世界资本输出大国.而在诸多对外投资活动中,海外并购地位突出,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海外并购活动异常活跃.在海外并购出现争议时,协商、调解、调停、国内司法途径等都是重要的争端解决方式,此外,ICSID仲裁也是重要的争议解决途径.对我国而言,不断增加的海外并购也可能带来更多的争议,例如我国平安就其在比利时的并购争议向ICSID申请仲裁就是一例.但是,近年来ICSID仲裁面临了诸多的挑战.本文认为,尽管国际社会对ICSID仲裁有诸多质疑,但是这一制度对解决海外并购争议仍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真正利用这一制度解决争议时,该制度审理耗时长、费用高、执行难等特点却也使其成为“奢侈的消费”.     

基于开放条件下的并购福利效应的模型分析

根据对一般效应及这些效应在模型中的特定值的分析,可以得出在封闭经济条件下对参与者和整个社会来说都有利的并购必须具备的条件。这些条件是政府制定并购规制政策的依据。     

运用对策论分析中国外汇储备政策的最优策略问题

随着中国在国际贸易上影响力的不断扩大,中国外汇储备规模也在不断增加.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储备的供应和分配方面均处于较被动的地位,如何运用适当的外汇储备的策略参与到竞争中是眼下中国政府与货币当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美元是中国的主要外汇,中美两国间的贸易对于中国制定相关外汇储备管理政策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运用对策论对中美两国间在使用外汇储备政策上的博弈进行了分析,引入了一个外汇储备政策矩阵对策模型,从而得到中国外汇储备政策的最优策略.     

政治关联、竞争地位与混合并购——来自中国A股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从中国转轨经济时期特殊的制度背景与企业竞争态势的视角出发,以2007-2011年间中国A股证券市场上发生的522起并购事件为样本,运用Logistic回归方法与中介效应模型分别考察了企业政治关联与竞争地位对混合并购决策及其绩效的共同影响。研究发现:混合并购总体上难以为并购方创造长期的价值,而且其并购绩效要显著低于相关并购;在并购前,企业的政治关联度与竞争地位分别与其混合并购倾向显著正相关、负相关;越是竞争劣势企业,越倾向于利用自身政治关联身份实施混合并购行为。在并购后,政治关联能够帮助企业提高混合并购绩效,并且这一绩效提升路径是通过并购后企业竞争地位的改善得以顺利实现。     

企业横向并购纵向传染机制理论分析

研究表明,客户产业和顾客产业之间通过投入产出关联关系网络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这使得企业横向并购易于在传染源产业与被传染对象之间传染。当某个产业发生大量横向并购,定会导致该产业集中度大幅增加、市场势力大幅提高,由此产生的竞争压力便会很快传染扩散到关联产业,导致关联产业企业也随之进行横向并购。因此,企业横向并购纵向传染过程其实就是产业内并购浪潮延伸到产业间并购浪潮的过程。企业横向并购纵向传染效应主要受传染源因素、传染的网络媒介因素以及被传染对象自身的个体因素三方面因素的影响。研究企业横向并购纵向传染机制问题,有利于我国政府制定产业兼并重组政策。     

WTO框架下辽宁省产业安全政策选择

针对经济全球化使得国际竞争愈演愈烈的形势,辽宁省企业要在省内和国外两个市场同时面对外国企业的竞争,就要着力保障产业安全。提出国际竞争的分析矩阵,探讨如何在WTO框架下协调相关的产业政策、贸易政策和竞争政策,指出应该一方面保护国内产业,减少其所受的国际竞争影响,提高产业安全,另一方面又要考虑WTO的规定、其他国家的反应以及经济的效率和长期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