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邓小平同志关于知识分子的理论

彻底恢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述,是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关于知织分子理论的思想前提。关于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问题,从1957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可以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同志在领导全党拨乱反正,彻底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重新审查和确定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科学地阐明了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了知识分子是我国工人阶级的组成部分,是社会的主人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社会力量之一。并强调“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不论脑力劳     

“劳心者治人”是古代社会的“公式”吗——与成有信、李克敬两同志商榷

我拜读了1983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成有信、李克敬《论知识分子的阶级地位和社会作用》一文,受益非浅,但对其中某些观点却未敢苟同。如说在古代社会“大多数知识分子同时也是剥削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是“古代剥削阶级社会的公式”。按照这样的逻辑     

论儒之由来

孔子以前无儒名。“儒”的名称,最初见于《论语·雍也》。《墨子》中有《非儒》篇。《荀子》中有《儒效》篇。《韩非子》称儒、墨为显学。《礼记》有《儒行》篇。以上都是较后作品。汉人刘歆有儒出于周代“司徒之官”的说法,其立论根据是《周礼》。《周礼》在《天官》和《地官》中,有两条非常明白地记载着“儒”。 1.《天官·太宰》“以九两系邦国之民”条下云:“四曰儒,以道得民。” 2.《地官·大司徒》“以本俗六安万民”条下云:“四曰联师儒。”     

要象邓小平同志那样重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省哲学学会副会长南京工学院副教授萧焜焘同志的发言

《邓小平文选》,我学得不够,对整个精神也领会得不深。我理解,《文选》是我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与林彪四人帮斗争的产物。所以作为今后的建国大纲,《文选》是名副其实的。现在,我就自己有切身体会的两点来谈谈个人的感想。第一点是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从党和群众来讲,应该说是重视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和地位的。毛主席讲过,没有知识分子参加,就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但事实上,五十年代以后,特别是五七年反右派以后,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出了偏差,过低地估计了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过高地估计了他们的问题、缺点和错误。     

谢枋得评点中的圈点——从谢枋得三种评点著作看其圈点及其体现的修辞思想

圈点为谢枋得评点著作中的不评之“评” ,是其修辞思想的直接体现 ,也是其评点修辞思想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谢枋得的主要评点著作《文章轨范》、《檀弓解》、《唐诗解》等看 ,共有字旁斜长点 (、)、字旁小圆圈 (。)、字上大圆圈 (○ )、字旁长直线 (┃ )、右折短直线 (┐ )、右折长直线等六种符号。各种符号体现了谢枋得于字句篇章等方面的修辞思想     

不准“四人帮”用“儒法斗争”的图式曲解“五四”精神——评石仑的《发扬“五四”精神,深入批林批孔》

王张江姚“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的需要,打着总结历史经验的幌子,虚构了一个所谓反儒必定尊法,尊儒必定反法的图式。石仑《发扬“五四”精神,深入批林批孔》一文(载《学习与批判》一九七四年第五期),就是一篇发表较早的用所谓“儒法矛盾”、“儒法斗争”     

从一篇黑文看罗思鼎们对宋史和王安石变法的懵懂无知——对《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一文的批判

当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不可一世,并且篡夺了几个最主要报刊的领导权的时候,在1974年第二期《红旗》上刊出了罗思鼎的《从王安石变法看儒法论战的演变——读〈王荆公年谱考略〉》这篇黑文。因为这篇黑文是经文痞姚文元动笔修改过的,所以《人民日报》于二月五日抢先转载了它,不但放在头版头条的显赫地位,而且用了通栏的大字标题。这种做法,开前所未有之先例,也是“四人帮”在北京的御用写作班子“梁效”先后炮制的黑文从未受到过的宠幸。可见罗思鼎的这篇黑文受到“四人帮”的何等重视。     

还经典著作以本来面目——批判“四人帮”篡改马列教育论著的罪行

“四人帮”推行法西斯的文化专制主义,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制造反革命舆论,曾经对马列的教育论著肆无忌惮地进行篡改。现在是到了正本清源。还经典著作以本来面目的时候了。一、怎样理解“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四人帮”在这个问题上叫得特别起劲,他们说。“宁肯要列宁讲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宁肯少学一点,也不要红色工程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把列宁说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说成就是让受教育者“少学一点”。“不要红色工程师”。谁如果多学了一点,成了工程师,哪怕是红色的,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四人帮”把这一套文盲主义、蒙昧主义的谬论强     

论爱国诗人屈原

屈原是我国第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吸取了楚国民间文学和《诗经》的优良传统,创造了崭新的文学样式——楚辞,开拓了我国文学的新园地,对后世文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不可磨灭的地位。然而,前几年在“四人帮”炮制儒法斗争模式的恶劣影响下,有些文章以儒法划线,有的为了肯定他,就把他说成“法家革新者”、“法家诗人”;有的为了否定他,就把他说成孔孟之道的“信奉者”。显然,这两种看法,都是十分错误的。当然,早在建国初期就有些研究屈原的文章把屈原说成“法家”,其中许多观点也是很值得商榷的。今天,我们应以科学的态度,还屈原的本来而貌。     

必须关心劳动者的物质利益——批判“四人帮”反对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观的谬论

姚文元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一文中,转弯抹角地把按劳分配说成是所谓“物质刺激”而大张挞伐。“四人帮”控制下的报刊紧紧跟上,把姚文元的谬论更加明白地和盘托出。一九七五年在国务院领导同志     

说摩登

高中语文课本第一册中收录的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有这样一段话:“我这里也不想对‘送去’再说些什么,否则太不‘摩登’了”。在鲁迅先生的很多杂文作品中都曾出现“摩登”一词,例如在《洋服的没落》中:“这洋服的遗迹,现在已只残留在摩登男女的身上”;在《赌咒》中:“我回答说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现在是盗也摩登,娼也摩登,所以赌咒也就变成宣誓了”。“摩登”不仅在鲁迅的作品中,在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品都曾出现过:(1)生平最恨小城镇的摩登姑娘。(钱钟书《围城》)(2)唐小姐是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钱钟书《围城》)(3)说得更摩登…     

荀卿是法家还是儒家

“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杜撰儒法斗争,大搞影射史学,把儒家搬作法家,法家搬为儒家,这样的例子很多,把荀卿说成是“先秦法家的杰出代表”,又是“新兴地主阶级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就是其中突出的一个。荀卿是法家还是儒家,《汉书·艺文志》早有明确的答案。《汉志》把《孙卿子》著录在儒家者流,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因为《汉志》分别流派是比较科学的。《汉志》分别儒家者流的标准是“游文于六艺     

篡史是为了篡党——揭批“四人帮”在“批儒评法”中的反革命阴谋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把黑手伸进历史领域,利用批儒评法,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为篡党夺权制造反革命舆论。对此必须进行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一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真正主人,这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观点。“四人帮”假借批儒评法对历史唯物论发起猖狂进攻。野心家江青摆出一副史学“权威”的架式,东奔西窜,胡说什么“从历史到现在都贯串着儒法斗争”,“前期一定有儒,后期一定有儒,现在一定有儒。”不仅有“中国儒”,还有“外国     

论吕不韦——驳罗思鼎《评<吕氏春秋>》等文的奇谈怪论

吕不韦是什么人?是封建官僚大地主还是“大奴隶主”?这是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研究的问题。“四人帮”及其舆论工具罗思鼎,只是凭着司马迁《史记》一书中关于吕不韦有“家僮万人”和“徙卫于野王”的记载,就武断地把他定为“大奴隶主”。(《评<吕氏春秋>》)这完全是荒谬的。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判断一个人的阶级地位和阶级属性,必须把它放在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看它“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列宁:《伟大的创举》)如何来决     

要恢复中国哲学史的科学研究

<正> 在“四人帮”横行期间,史学和思想史研究受到严重摧残,其中又以中国哲学史受害最大。“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把中国哲学史变成了一个最大的禁区。他们将中国哲学史直接用作反对周总理等老一代革命家的罪恶的武器,例如所谓的“批林批孔”,即是借“批孔”恶毒地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所谓“儒法斗争”,则是企图用焚书坑儒的手段来残酷迫害革命的老干部和革命的知识分子。当时,除极少数“四人帮”的御用文人外(也有因为不明真相受骗上当,或惧怕大祸临头而对“四人帮”采取敷衍态度写过错误文章的,     

评《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

王张江姚反党集团为了篡党夺权,打着“研究儒法斗争”的旗号,炮制出了许多反党文章。“四人帮”在上海的一个黑舆论班子,以康立笔名发表的《论张良政治立场的转变》一文,就是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制造反动舆论的。 “四人帮”都有一段不可告人的丑恶历史,江青是叛徒,张春桥是特务,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和国民党反动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历史反革命到现行反革命,就是他们所走过的全部道路。“四人帮”为建立一个     

科学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也是劳动者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脑力劳动者也是劳动者,这本来是很清楚的道理。但万恶的“四人帮”出于他们的反革命本性和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需要,肆意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原理篡改得面目全非,践踏得混乱不堪。他们恶毒诬蔑知识分子是“剥削者”,是“知识地主”、“知识资本家”,是“精神贵族”,等等。针对“四人帮”的攻击,英明领袖华主席在全国科学大会上     

杜甫研究论文综述(1977—1985年)

<正> 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出现了研究杜甫的热潮。据不完全统计,自1977至1985的九年间,各种报刊发表的杜甫研究论文多达一千二百余篇。这些数量众多的论文,涉及到杜甫研究的各个方面,现分七个问题,作一简要综述。一、杜甫研究的重新兴起杜甫研究的重新兴起,是从批判梁效的《杜甫的再评论》开始的。这方面的文章有二十篇左右。大家主要是从政治上进行批判,着重揭露了“四人帮”操纵御用写作班子炮制反动文章的政治目的。这个阶段杜甫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对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第二册杜甫部分和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的批评。前者,文章只有三篇,可以陆侃如《与刘大杰论杜甫信》为代表。陆文集中就所谓杜甫后期“轻儒重法”问题,提出商榷。指出在杜诗提到的三百三十多个历史人物中,被“四人帮”封为“法家”代表人     

何休公羊“三科九旨”浅议

何休在春秋公羊学的历史上是个承先启后的人物,早期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是由他完成的,他提出的“三科九旨”说事实上已成为后世春秋公羊学的理论核心。清人刘逢禄竟说:“无‘三科九旨’则无《公羊》,无《公羊》则无《春秋》”,可见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公羊家心目中的地位何等重要。但是,何休的“三科九旨”就其思想内容来说,究竟与《春秋》和《公羊传》有何密切关系,却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我认为,何休的“三科九旨”,在其主要观点上,歪曲了《春秋》和《公羊传》的本义。它的思想应该说属于何休自己。     

刑讯考

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时期,他们利用刑讯逼供的野蛮方法,在革命干部、知识分子和工农兵群众中,制造了大量的冤案、假案、错案,后果十分严重,教训十分深刻。那么,刑讯是那个阶级的审判原则呢?林彪、“四人帮”在各地的爪牙们说,这是“无产阶级造反派”的“革命行动”,勉强地给刑讯打上一个“无产阶级”的标记,这是对无产阶级的玷污。在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