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衣凌学术研究中的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社会

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关系是中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著名的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专家傅衣凌先生以敏锐的视角洞察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社会变迁之内在联系,并通过深化地域性的细部考察和比较研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不断修改完善研究成果。傅衣凌先生早期认为乡族组织的存在阻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发展,到后来又提出了乡族势力缓冲了外来压力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冲击,使得中国传统社会多元化的观点,即著名的"乡族论"、"中国传统社会多元论",为我国乡族势力与中国传统社会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元末士大夫组织"义兵"问题探析

元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士大夫出于"卫身"、"保乡"、"勤王"之目的,纷纷组织"义兵",为挽救元朝做最后的努力.其间,"义兵"组织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组织者主要是在野的汉族士人及一些在任的官员、致仕的旧僚和少数进士.由于"义兵"依托于地方宗族社会和民众力量,且分布较广,故在一定时期内确乎成为抵抗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力量,短期内实现了"保乡"的目的,收复了一些失陷的地方,支援了元军的军事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它只能在短期内延缓元朝的灭亡时间,却无法阻挡元明更迭的历史步伐.     

论居民自治法律体系的完善——从“权利优于公共组织”之逻辑关系切入

我国现行有关居民自治的法律体系主要由宪法第111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构成,其主要规范居民委员会的组织、任务和运行等事项,对居民自治权鲜有提及。以居民委员会为核心的自治法体系与"权利优于公共组织"的逻辑不符,使"居民委员会治理"代替了"公民自治",阉割了自治权的应有内涵,扭曲了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我国居民自治立法应当重构居民自治组织之法律性质,突出自治权在宪法中的基本权利地位,并通过制定《居民自治法》形成以居民自治权为核心的自治法体系。     

汉代"亭"的性质考论

汉代的"亭",既不是一级基层行政政权或行政区划,也不是乡之下里之上的一级行政机构,而是一种普遍分布于全国的,包括内地和边地的,具有缉捕盗贼、交通驿站、备守防边性质的半军事化机构.亭和乡里之间并不存在统属关系,他们是相互独立的两套不同的组织机构.亭因分布地区不同,而呈现出各不相同的职能.     

唐代京畿乡村人口数量蠡测

首都长安城内的居民结构与户口数目,是几代唐史学者关注与热烈讨论的话题,通过引入计量史学研究法,从不同角度展开的人口数量估算,直观地展示了长安户口辐凑、地狭人稠的社会特质。然而,由于城市容纳力有限,人口、资源的"逸出",作为国家行政中心的长安与郊县紧密连结成为具有高度同质性的京畿区域,此区域在聚落形态上囊括城郭与城外乡、里、村。可另辟蹊径,采用乡坊合计的估算方法,对京畿区乡村的人口数量进行估算:发现唐天宝年间京畿乡村的人口总数多达150万,而乡均户数恰符合唐令"百户为里,五里为乡"的规定;到元和年间,乡村人口总数有所缩减。     

我国乡里制度的起源和演变

我国乡里制度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殷商时期的邑、里、丘是居民的最小行政单位,受贵族政权管辖。西周的乡遂制度比殷商的乡里制度有所发展,基层行政组织大备。春秋战国时期,县、郡政区相继产生,乡、里基层政权从属于郡县之下,国野界限泯灭。乡级政权人员建制结构完整,乡官职责分明。里政权职能繁杂,里吏分工细密,各司其职,里内的什伍组织更加完善。乡、里两级行政职能发展到战国末期已相当完善,标志着我国乡里制度初步形成。     

亲子运动会趣味多

快为"幸福家庭"比赛鸣锣加油!瞧,这是锦州市太和区女儿河乡中心小学与乡计生协会在校园里举办的留守儿童亲子趣味运动会。由老师、"代理妈妈"和孩子们组成的"幸福家庭",通过趣味比赛体验亲情,享受天伦之乐,让留守儿童幸福健康地成长。     

专治心病的社区主任

银川市金凤区满春园社区主任姜蔼家,凭借多年的社区经历和对居民的了解,练就了无师自通百用不爽的"心理治疗术",专门治疗居民的心理问题。一个小时见证笑容风靡全国的魔术师刘谦,让人在"一分钟里见证奇迹",而姜蔼家则能让居     

小产权房开发与交易管制的路径选择

合理管制小产权房开发与交易,要改农村土地承包制为永佃制,赋予乡居民以"恒产",建立健全集体建设土地交易与开发利用机制;严格控制和规范政府征地,允许乡居民依法参与开发经营城镇建设用地范围外的非公益性项目用地;重新建构城乡居民住房开发与供给模式,将符合规范的小产权房纳入合法的住房开发与供应体系;改户籍制为居住制,允许城乡居民自由选择居住地和住所,消除小产权房购买者身份藩篱。     

“五型”社会组织成了社区发展的引擎

"大力发展基层社会组织,推动社区建设发展",已成为目前全国各地探索社区治理的一项主要工作。基层社会组织以其独特的优势,弥补了传统居民自治的一些功能性缺陷。但是,如何最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水土流失与旱涝灾害

该文以河南省为例,探讨了旱涝灾害发生和发展的主要原因,重点分析了水利建设、生态建设对防治旱涝灾害的重要性及其相互关系。同时,文章还分析了在山丘地区建设“绿色水库”与平原地区建设“黄色水库”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提出了只有增加森林植被覆盖,才能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改善生态环境,进而从根本上减轻旱涝灾害。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与文化教学

英汉委婉语、禁忌语是一种普遍存在的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它们是语言文化联系非常紧密的部分,许多深层文化通过委婉语表达和传承,英汉委婉语、禁忌语表现出两民族趋善趋美的一致性,但同时也表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通过英汉委婉语、禁忌语的比较来传授文化,是英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一个有效方法。     

辩护者还是颠覆者——德里达同马克思理论质点异同的分疏及启示

只要资本幸存一天,马克思就是批判理论无法超越的地平。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激进的批判叙事,与马克思的理论交集集中体现在三个层面：强调历史的生成性和开放性;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激烈批判;对人的解放的积极憧憬。然而,在上述论域的关键理论质点和政治立场上,德里达完全异质于马克思的逻辑场域,这给我们两点启示：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主导”方法论范式,全面理解资本主义的当代变化;二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生产的旨趣和边界保持清醒的意识。     

科技推广应用必须遵循循环经济原理

循环经济实质上是一种生态型经济。循环经济有三个最基本的原则:即资源使用减量化原则;产品再使用原则;废弃物再循环原则。发展循环经济是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客观要求。科技成果的应用与循环经济关系密切,科技成果应用必须符合循环经济原理。本论文从五个方面论述了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必须遵循的循环经济原理。     

论孔孟的仁义与天道

孔子从人的情感出发阐释礼的起源。他提到的人类情感,只不过是人类情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基本限于家族成员之间。孟子认为,人心中不但有以孝为中心的恻隐之心的体现———仁,而且内含着调节社会生活关系的羞恶之心的体现———义。孔孟都意识到人性的体现会遇到矛盾冲突,但孟子更加注意到道德心理引发的道德行为之间的矛盾,他对仁与义的冲突进行了正面讨论。孔孟都认为矛盾的解决关键在于对自身有更高的反思,但同时也意识到必须对天道加以思考,它表明儒家道德践履所遇到的矛盾还需要有超越人的道德心理,去思考更加广泛的问题。     

浅谈理想信念的功能特点及其养成

理想信念是人们对未来的向往和追求,是一个人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在奋斗目标上的集中体现。在高等学校中,如何加强对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养成,显得尤为重要。     

批把与元白诗、元杂剧

批把亦作枇杷即琵琶,周武帝时龟兹人已来中原弹奏。汉武帝时马上弹之以慰公主,东汉时已司空见惯。唐代琵琶种类较多,高手迭出,许多诗人咏过琵琶,尤其是元、白二人运用多种手法,描绘出琵琶声的多变及演奏者的高超技艺,声情并茂,使之提高到一个新水平、新高度。然而元诗在心理刻画及人物情态的描绘上不如白诗深刻。白居易写过《昭君怨》,昭君与琵琶难解其缘,但正史记载与诗词戏曲多有不同,马致远的《汉宫秋》中描绘的琵琶是元帝与昭君相见相爱生死离别,贯穿前三折不可或缺的重要道具。他还写过《青衫泪》,根据《琵琶行》生发而成,将琵琶女坐实为裴兴奴,考兴奴实有其人,与琵琶名家曹纲(刚)时被称为左、右手,有记载曹刚弟子弹琵琶能吸引"方响"从塘里飞到岸上,足可佐证裴、曹弹奏水平之高妙。     

老庄与魏晋南北朝时期玄佛道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佛、道与老庄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玄学立足于《老》、《庄》讨论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名教与自然之辩 ,并通过解注和阐发《老》、《庄》的形式表现出来。佛学畅论道、无 ,且以道、无解空和法性等 ,依附于老庄与玄学而得到诠释 ,并逐渐中国化。道教以“道”名教 ,列《老》、《庄》为其经典 ,其人生炼养术多为老庄虚静、无为等的发挥。     

创新与生产力、生产方式和“转形”与价值构成

生产领域是新技术出现的起因,但技术创新本身却是在R&D领域创造出来的。生产领域涉及生产力、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R&D领域涉及科研办、R&D方式与社会关系。因此,创新与生产力、制度、生产方式、科研力诸因素紧密相关,这些因素的发展必然影响到商品价值的"转形"和价值构成,从而引起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理解与探讨,研究这些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