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夫之的“天人之学”

王夫之“天人之学”包括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身心的关系,其“人从天治”与人有“功于天之化”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其“理势合一即天”与“君相可以造命”、“一介之士可以造命”的人与社会历史及其规律的关系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突破、具有近代历史观的启蒙意义;其“先天之性,天成也。后天之性,习成之”的人与人之身心关系改造了中国传统的人性学说,突出了“习成”对“天成”的实践作用,但它并未超越中国传统道德价值观的框架。     

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社会心理初探

对于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的研究,人们在谈论其产生的历史条件和历史原因时,往往多涉及相关的经济状况和政治形势,很少分析这个特殊群体的社会心理,这也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思想研究不能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文试图对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的社会心理作些探讨,以求有助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深化。急躁心理中国近代先进知识分子,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出于富国强兵的良好愿望,而产生了强烈的超越意识。超越就是超过西方。近代先进的中国人并未用“超越”这个词,但类似的词语如“制夷”、“驭夷”、“驾乎其上”、“制胜”、“并立”、“争…     

《天演论》与近代中国社会

中国近代是一个大变革大动荡的历史阶段。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给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非常普遍而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就此展开粗浅的论述，以就教于读者。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一步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甲午战败，中国人深感亡国灭种灾祸的来临。许多先进的中国人都在探求挽救民族的危机的道路。康有为以“公车上书”拉开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序幕。但康、梁等人因为“未肄西文、未履西域、未接西土”“，只能“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西之新学派”“，作为变法的理论基础。这种在先祖遗产中上下求索微言大义的苦心，显然不能…     

戊戌维新与黄遵宪诗风新变

“戊戌运动”接在“洋务运动”以后，是近代中国又一次声势浩大的社会内部的变革运动，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之前，一场开启民智，使社会转型，推动现代化进程并以流血为代价的近代社会革命的界碑。深刻的社会革命使人成为思想家，具有新思想、新观念的诗人写出...     

中国近代的道德决定论

重大的社会危机往往首先表现为道德危机。以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道德决定论是中国近代重要思潮之一。它产生的理论土壤是意识决定论和社会有机体说，它产生的社会根源是救亡变革的近代历史主题。它与中国古代道德决定论相比在内容上、形式上、目标上都有不同，对中国近现代历史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并在客观上刺激了传统文化，迫使其不得不迎接近代化与西方化的挑战     

从关注"人生"到彰显"人文"——中国佛教的现代转型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中国化的改造,实现了由“佛本”到“人本”的转变,形成了重“人”、重“生”的中国佛教文化传统,这一传统在近代太虚等人倡导的“人生佛教”中得到了典型体现。至现代,以赵朴初为代表的佛教界人士在新形势下弘扬“人间佛教”,在佛教界倡导一种道德精神、平等精神、利他精神和现实精神。这些精神均体现了现代社会所迫切需要的人文精神,它的确立标志着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开始。     

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

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戚其章近代社会思潮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发展，曾经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自鸦片战争以降，迄于社会主义思潮产生之前，中国社会先后出现了四大近代思潮，即海防思潮、洋务思潮、维...     

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转型及其现代性

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既受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影响，使之带有特殊社会形态的印记。同时又受到近代西方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说思想的影响，在中国传统的经济伦理思想里带有西方资产阶级经济伦理的范畴和命题。在德、利关系问题上，一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以“主、从”关系来看待德与利关系，而主张德、利一致。在“仁”与“人”关系上强调民众是经济的根本目的，反对传统经济伦理思想只主张“仁义”反对“人欲”的观点。认为权利平等是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而封建礼教则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近代经济伦理思想还坚持管理与伦理融通一起来管理天下，发展经济。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民族特色

由于中西社会文化土壤和历史背景的差异，近代中国的妇女解放思潮呈现出显著的民族特色：首先，它不仅与“人的发现”同步发展，而且是其引人注目的重要内容。其次，它的倡导者主要是男性，具有浓厚的男性化色彩。第三，其中心环节是女性人格的重塑，而非妇女参政的呼吁。 近代中国妇女解放思潮的民族特色，首先表现在它始终是“人的发现”的一项重要内容，而西方近代女权主义与文艺复兴时期至启蒙运动时期“人的发现”却并非同步发展。 西方近代“人的发现”，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 １４至 １６世纪，从意大利到英、法等国，出现了资本主义…     

奕(訢)政治思想和行政作为简论

奕訢是近代中国具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他主张建立一个“和众丰财”、“国足民有”、信守条约,和西方列强和平相处的社会。认为“礼可治国”,“道可治欲”,从人君到普通官吏,只要加强修养,就可以防止官场腐败。为了学赶西方,他力倡“师夷长技”,领导和主持了近30年的洋务新政,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受列强侵略、慈禧太后的排斥打击,以及“夷夏观”和近代民族主义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他的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独辟蹊径 绝代典型──略论张謇爱国主义的现代启示

张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有特殊意义的爱国主义者．他经历了从忠君爱国的古典爱国主义向近代爱国爱民推进中国近代化的新爱国主义的伟大转变。他以通州家乡为试点，以发展实业和近代教育为龙头，全面推进他的“乡村建设”──中国农村近代化改造计划．并取得了灿然可观的成绩。他是中国知识分子中通过自己的奋斗，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确立自己的社会主体地位，并实行社会改造崇高理想的典型，充分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和社会价值。     

魏源研究的新材举——道光甲辰科会试硃卷

魏源(1794—1857)，原名远达，字默深，一字墨生。湖南邵阳隆回人。近代进步思想家、改革家、杰出的爱国主义者、近代中国“静眼看世界”的首批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也是近代早期湖湘文化的主要代表。魏源前承民族优秀文化，后启近代革新运动，他的思想是近代中国改革社会、革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影响之远，流于百年。他提出了     

甲午战争与中国近代化的文化思考

甲午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很多，历年来人们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了全面深透的研究，但从文化的层次、近代化的角度进行探讨，则尚觉不足。从近代化进程考察，很关键的一条，就是中国的近代化较日本慢了一步，浅了一个层次。中国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千古不易的规律。中国近代化发生缓慢、不能深入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中国人的封闭观念、天朝上国思想和“夷夏之防”、“哗夷之辨”观念等根深蒂固，严重地禁锢着近代中国人的思想。甲午战争以前的三十年，远东地区国际局势相对缓和，对这一难得的振兴机遇，日本抓住了，明治维新以后深化了近代化改革，在资本主义道路上得到了迅速发展。中国在传统文化严重束缚下，近代化举步维艰。对大好机遇没有抓住，失之交臂。本文旨在阑明：从文化层次来看甲午战争，它给我们的教训是：今天，我们应当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尽快把现代化建设搞上去。     

清末外蒙新政述评

20世纪初 ,面对外蒙古地区落后的经济状况和深重的边疆危机 ,清政府在当地推行“新政”。库伦办事大臣辖区的新政进展较大。外蒙古新政是当时中国社会近代化运动的一部分 ,但它激化了社会矛盾。     

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

在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型的过程中,出现了林则徐、魏源等一批“开眼看世界”的经世派人物,他们在向国人介绍西方知识的同时也开始迈入近代的门槛,但更多的传统士人究竟是否走向了近代则是一个值得探究的问题。进而言之,那些没有走入“近代”或仍在“近代”边缘徘徊的士人,是如何因应世变以及其实际生活世界是怎样一番情景呢？这是更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浙江海宁乡村士绅管庭芬,为此提供了一个典型的个案。作为一个普通的乡村士绅,管庭芬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具有相当普遍的代表性。或许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像管庭芬这样拒绝转型的普通士人与民众,故而使转型的道路显得颇为艰难曲折,甚至因为不得不被迫转型而变得扭曲畸形。至于这究竟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阻力还是生命力,却非常值得引人深思。职是之故,所谓“近代”与“近代”化的意义或许当予以重估。     

近代军人社群崛起与传统“四民”结构的整合──以晚清社会变迁为视点

中国传统社会自秦汉以下，基本上是土农工商与兵（军人社群）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土为“四民”之首，商居“四民”之末，兵则连末也够不上，军人社群在正常情况下大都处于传统社会结构的边缘位五．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剧烈变革，特别是近代军人社群的崛起和传统士人的边缘化，导致“土”与“兵”的角色的错动。近代军人进踞社会主干并扮演社会领导角色，通过兵与土农工商的社会契合，逐步形成了土农工商兵“五位一体”的社会新程序。这种深刻的变化，对近代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笔者就以晚清时期“兵”的角色…     

“打折”的统一：中国国语运动中的“不统一主义”

中国近代国语运动在致力于“语言统一”的同时，也对统一“过度”的危险抱有深刻警惕，因而明确将“不统一主义”定为国语运动的宗旨之一，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的语言民族主义潮流中都别具特色。“不统一主义”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力倡保护方言，反对国语一统天下；二是主张“蓝青官话”式的国语标准，不要求每个人都说得字正腔圆。造成国语运动这一特色的原因不止一个，既和国语运动领袖们的自由主义思想倾向有关，也和中国文化和社会传统本身对于地方性的宽容和高度赞许有关。这一特色提醒我们，中国近代的民族国家建设在走向权力集中化的同时，还存在着“疏松统一”的可能。     

论严复的启蒙“三民”主义

严复在理论上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是近代中国著名的一种救国方案。它注重于主体意识的重塑即人的近代化。严复认为中国国民性的弱点为民力已、民智已卑、民德已薄，其根源有人种、地理环境、政治、文化等，把反省民族文化心理与反封建主义很好地结合起来。他主张通过提高人民的血气体力、科学文化和思想道德素质把封建专制束缚下的臣民改造成现代资产阶级的国民。严复把“三民”看成是治本之举，而对政治实践较为冷漠。但应该肯定，他的启蒙“三民”主义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改造国民性思潮。     

魏源的哲学思想与中国近代哲学革命

１９世纪中叶是中西文化开始猛烈碰撞的时代，是西方列强开始瓜分中国，中华民族走向亡国灭种的水深火热时代。“中国向何处去”成了当时时代的中心问题。积弱积病的中国如何摆脱厄运，走向富强，就成了当时的爱国知识分子苦苦思索的问题。魏源，这个近代中国思想界的先行者，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试图从哲学的高度回答“中国向何处”这一时代的中心问题。他的哲学思想所折射的是中西交汇之流、古今贯通之道。尽管其哲学思想在不少方面固守着传统的迂阔，但更多的是散发着近代的气息，成为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先导。“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是指…     

黄兴与民初“忠”德重构的尝试──以南京留守前后为中心

“忠”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重要规范。在封建社会里，它具有忠君与爱国双重含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维护君主专制制度的工具。在中国近代社会中，由于其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影响，曾受到志士仁人猛烈的批判，他们要求重构近代“忠”德，以塑造新型国民。这同样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重视。在民国建立之初，著名的革命家黄兴对此不仅进行理论阐释，而且还作了具体尝试，但实际效果与其动机不尽相符。从而昭示人们：实施传统“忠”德的近代转型任重而道远；而忽视近代“忠”德重构的复杂性与艰巨性，仅靠革命热情和良好愿望也是难以达到目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