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体西用”思想及其当代价值再审视

"中体西用"思想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习和借鉴西方文明的一种政治文化理念。它折中中西、兼容并包,与我们的民族文化相契合。作为洋务运动的指导性思想,尽管它没有改变中国积弱积贫的面貌,但它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加深,"中体西用"思想的价值逐渐凸显,为我们弘扬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尊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可鉴范式。     

洋务派、维新派中体西用的思维结构（续）

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以洋务派、维新派为代表的一部分封建官僚和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反映,历史现实规定性和思想文化制约性确定了他们的思维结构。一百年前的“中体西用”虽已飘逝,但它在历史幽深处的回音仍值得我们聆听。     

洋务派、维新派中体西用的思维结构

中体西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以洋务派、维新派为代表的一部分封建官僚和知识分子思想意识的反映,历史现实规定性和思想文化制约性确定了他们的思维结构。一百年前的“中体西用”虽已飘逝,但它在历史幽深处的回音仍值得我们聆听。     

“中体西用”的文化分析

“中体西用”是近代中国人试图缓解历史和价值冲突的理性抉择，它突破了以儒家过统为核心、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传统文化的基本格局，赋予其开拓的思想价值。     

对“中体西用”的再思考

“中体西用”是近代历史上最有意义的核心问题 ,它是清末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模式。追溯“体”与“用”的历史渊源 ,可以了解中国士人传统的思想文化观以及他们“通经致用”的治学宗旨。从 1 9世纪 60年代 ,一些有识之士就相继阐述过“中体西用”的思想 ,其内涵也随着社会现实背景的演变及中西文化的冲突加剧而变化。到张之洞的《劝学篇》则明确主张“中学为体 ,西学为用”,这一主张是有特定的思想内涵的 ,谈“中学为体”实则提倡“西学为用”。它成为甲午战争后的一种“流行语”,主要流行于文化教育领域     

论戊戌维新时期的“中体西用”思想

“中体西用”思想产生于中西文化激烈交锋的晚清时期,它的提出对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及中国向近代化迈进具有积极意义。随着人们对西学认识的加深,“西用”的范围不断扩大,并不断触及到西学之本,有些人虽想把它限制在原先许可的范围之内,也很难完全如愿。于是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就突破还是继续维持“中体西用”展开了一场大论战。     

传统文化与文化专制——关于封建专制的思想文化政策

中国近代落后的根源在哪里?国民劣根性的根源在哪里?十九世纪末以来,中国政治界、思想界和学术界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复的探讨,力图从中寻求答案。旧话重提,在人们终于悟出社会主义的中国还存在着封建传统影响的今天,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仍然是我们的文化。由“中体西用”到“全盘西化”,由“批判继承”到“创造性转化”,出于对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的思索,几代人上下求索,提出了许多发人深思的问题。但与此同时,传统     

传统与现代博弈场域中孕育的中国近代教育哲学——以严复教育哲学思想为考察中心

［摘要］在中国近代教育哲学史上，严复与中国近代教育哲学有着难舍难分的特殊情结，他是中国近代教育哲学的先驱。在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缔造的传统与现代博弈的时代场域中，他凭借深厚的中西文化素养，以西方经验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积极探索教育之路，寻求救亡图存、富国富民之方，将近代完整意义的科学思想引入教育领域，突破“中体西用”的哲学思想框架，构筑了中国近代“三民教育论”的哲学体系，勾画了近代教育哲学思想蓝图。     

“中体西用”思想评析

中体西用思想针对近代中国社会与民族危机的现实,从认识和实践上紧扣近代化的历史主题,形成近代变革思想的主流并产生了广泛影响,促成和指导了早期工业化运动,使之构成中国近代化历程的一个合理的组成部分     

熊十力对梁漱溟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改造与转进

中国近代以体用范畴对中国社会出路的探索继“中体西用”与“西化”论思潮后,梁漱溟以“意欲说”文化哲学对“西化”论展开了再否定,但却重蹈了体用割裂的覆辙。此后,熊十力通过“本心”本体论哲学建构对梁漱溟的思想予以改造与转进,从而以体用一致原则构建了一种堪称“中体新用”的中西文化融合理论模式,在唯心主义路线上完成了近代以来中西文化融合思想辩证综合的理论任务。全面梳理从梁漱溟到熊十力的思想发展进程,对于深入认识近代中西文化融合思想的发展规律以及推进当代中国与世界多元文化的融合创新与健康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充分世界化与民族复兴——试论胡适的中西文化冲突解决方案

面对近代中国尖锐复杂的文化冲突，胡适提出了充分世界化的方案，试图克服各种变相的“中体西用”论及其中蕴藏的虚骄自大心理。这是一个被视为“全盘西化”论、强调自我反省和自强开放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方案。尽管其中的缺陷十分突出，但对推进中国的民族复兴大业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体西用”刍议

“中体西用”(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对于“中体西用”,长期以来在史学界是持否定态度的。近10年来,这一态度有所变化,在否定“中体西用”的消极作用的同时,也对它在中国近代曾产生过积极作用作了某些肯定,立论中肯、谨慎,但仍嫌不足。笔者认为,用唯物史观来剖析这一思想,以及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洋务运动全过程及其影响,对“中体西用”应作出进一步的肯定。一、“中体西用”是顺应历史潮流的进步思想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在欧美蓬勃发展,英国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法国的工业革命正在迅速进行,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尚未取得政权,但其工业革命业已开始。在     

中体西用思想与维新运动

中体西用思想是一种流变发展的文化观念，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得到不断地充实发展。在维新活动中，中体西用思想是维新人士宣传维新理论、拉拢中间势力、反击顽固势力和推动变法深入的理论基础。变法的最终失败并非中体西用理论的失败，而是中国传统局限与历史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浅析“中体西用”思想在近代思想史上的作用和影响

"中体西用"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节略语,主张在坚守中国政治制度和封建纲常名教不变的前提下,引进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维护封建政权的稳固,达到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目的。"中体西用"思想,改变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结构,对于西方文化的输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体西用"的思想用割裂的"体"、"用"来建构文化模式是不科学的,是在中西两种截然不同文化的碰撞矛盾中产生的一种变形结合,其结果必然阻碍中国近代文化的健康发展。     

论冯桂芬的教育思想

冯桂芬是近代早期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思想,开洋务派“中体西用”思想的先声.本文从冯桂芬教育思想形成的背景、体系与内容、在近代教育史上的贡献和影响等方面,对他的教育观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     

“经世致用”与学习西方

在十八世纪以后,“经世致用”思想促进了龚自珍、魏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形成,影响了一代士风,促进了向西方学习,更新了社会观念。而不同的政j台集团,又表现出对这一思想的认识差异。近代知识分子在吸收西方文化思想时,总是循着传统文化,去寻求中西学的结合,从而提出“中体西用”的观点。探究“经世致用”这一传统思想在近代的演变轨迹,对于如何真正解决中西学的结合问题,是富有启迪意义的。     

中国近现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线索

中国的近现代文化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形成的 ,西方强势文化的撞击 ,使中国的封建文化体系逐渐解体 ;封建官僚集团里改良派和保守派的斗争 ,逐渐确立了“中体西用”的近代文化思想 ,在改良派受到压制的时候 ,以孙中山为旗帜的在野知识分子的革命派就发展起来了 ,民主、共和的文化思想 ,是中国划时代的文化思想。五四产生了中国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 ,现代文化就从五四开始。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又分化出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列主义的革命文化 ,以胡适为首的学院派文化和以鲁迅为代表的社会派文化 ,这三派文化都源于科学和民主的现代文化思想。     

“中体西用”文化观的形成和发展——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时期

“中体西用”文化观萌芽于鸦片战争时期,产生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形成定型于洋务运动时期,可以说它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冲突的产物。本文通过对魏源、冯桂芬、郭嵩焘、王韬、郑观应等人的体用观进行分析,认为:“中体西用”文化观从萌芽、产生、形成发展的整个过程,也就是近代中国人认识和学习西学的过程,也是一个由表及里、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的历史文化渊源

“中体西用”文化模式之所以影响深远,既有历史的渊源,也有传统文化的影响。从传统的“用夏变夷”这一处理民族关系的基本准则到明末清初的“禁教”、“教学”的文化排外政策再到鸦片战争时期的“师夷”主张,可见“中体西用”论的历史积淀很深;而从文化上看,有两个重要的因素：一是文化交流的一般规律使然;二是中国传统哲学特别是其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影响。     

五四时期各知识群体中西文化观评析

步入近代社会以来,伴随列强入侵中国,东西方文化也发生了激烈冲突,到五四时期更出现了几个持不同文化观的知识分子群体。“全盘西化派”主张抛弃传统,使中国文化脱胎换骨;“中体西用派”试图弘扬东方学术,复兴中国传统文化;“《新青年》派”则通过“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来致力于创造“第三新文明”。他们的研究方法,以不同角度开启了东西方文化比较研究的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