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新常态”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蕴涵--基于《共产党宣言》之现代性批判方法论分析

“经济新常态”一提出就引起了普遍关注,但只有在“马克思现代性批判思想”的高度,才能看到这一范畴是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中国化的时代表达。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实是历史的出发点,落脚到世俗世界的世俗结构和世俗存在,这就是“经济”这一现实之根;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现代社会“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的流变特质,“新”是对基于“人类发展历史时间空间坐标”之辩证思维方法的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生成历史”的内在逻辑和规律性,“常态”是在“流变世界寻求确定性”之马克思独特“历史理性”方法的自觉运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地抓住了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的基本原则和内核,并且进行时代化中国化通俗化的语言范式转换,因此,“经济新常态”由于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深刻蕴含而高屋建瓴。     

论辛弃疾的怀古词

辛弃疾的怀古词,无论是在对与"古"相连的链接点的拓展上,还是在由"古"触发的感悟内涵的深刻性以及审美情趣上,都一改花间怀古词调女性化、柔艳化为豪士化、悲慨化,做到了在史事的吟咏中折射出冷峻的现实、寄托深沉的抱负,将史事、情志和现实结合得十分完美,体现出了最鲜明的南宋怀古词特色.     

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与重构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和本质要求,有力地回击了西方式现代化的“依附论”和“历史终结论”。具体而言,在理论层面,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式现代化的超越表现在三个向度：现象发生学向度力图重思从“西方式现代化”到“中国式现代化”的转变;历史发生学向度旨在呈现从西方“全球殖民”到中国“全球治理”的世界图景;系统发生学向度重在超越资本主义“具体到抽象”的思维范式,在马克思主义“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理论进路中,思考中国式现代化各个要素的内在联系。在实践层面,中国式现代化突破资本主义局部现代化困境、资本主义贫富两极分化问题、资本主义物质与精神发展不平衡问题、资本主义生态破坏危机、资本主义侵略剥削路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当今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成就为世界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方案。基于此,我们要以数字经济为现实驱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示范性方案;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全局统筹,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治理样本;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布局,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全新开放路径。     

"诗质"的探寻: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

20世纪中国第二代诗人的艺术探索主要有两个向度,一个向度的追寻以“格律诗派”为代表,重在现代“诗形”的探讨;另一向度的求索则以“现代诗派”为主力,重在现代“诗质”的探寻。本文认为,“现代诗派”一脉的探索经历了从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过渡。象征主义阶段对诗歌的意义,主要引导了诗歌从外求“意义”到内寻“感觉”的转变;而在现代主义阶段,则重新发现了中国诗歌以象写意的抒情传统在现代诗中再生的可能性,以“返回”的方式抵达了现代。“现代诗派”的主要贡献是把诗歌内质的现代感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但过份强调“诗质”与“诗形”的对立,也表现出某种历史的局限性。     

“咏史”界说述论

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里,诗与史的结合,年代既久远,方式也不一,呈现出咏史、怀古、咏怀和史诗等形态各异的名目。通览古今"咏史"界定诸说可以发现,古人的界定大多针对具体作品对"咏史"或"怀古"进行简单释义,今之研究者均以"歌咏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为咏史之最本质特征,咏史和怀古二者之间难以明辨。考察咏史诗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状态和诗人的创作实践,重新审视咏史之"史"的具体内涵和外延之后,以"历史信息载体"为触媒的众多诗歌便汇为一体,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中咏史这一重要诗歌类型。     

关于“战锦”

周振甫同志《读毛主席诗词三首》(载《文学评论》1078年第5期),给我们教益很大。但把“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中的“战锦”,解释成“就是战士在战争胜利后的衣锦荣归,就是指解放战争的胜利”,并指出其出自李白《越中怀古》“越王勾践破吴归,战士还家尽锦衣。”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认为:“战锦”还是指辽沈战役中的锦州争夺战。锦州争夺战是辽沈战役的关键,而辽沈战役又关系着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所以毛主席的“战锦方为大问题”这一句,既点明锦州之战的重要性,又赞扬了罗荣桓同志在这一战役中所起的巨大作用。至于李白《越中怀古》中的这一句,许多版本都作“义士还家尽锦衣”,没作“战士”;鲁迅书这首诗的手稿也是如此。周振甫同志却写成“战士还家尽锦衣”,并且说“战锦”是从这一句压缩来的。我不知何所据而云然。同时,我觉得这样解释很生硬,缺乏说服力。     

走向世界的朦胧──新诗潮再解读

被指称为“朦胧诗”的新诗潮诗歌运动,是新时期文学向内转的砾柱中流。在 ８０年初的新诗潮运动中,顾城是最早、最自觉地追求诗歌对现实的超越和向世界无限境界 扩张的诗人。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呈现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非政治—非现实的个人化— 美学化倾向,另一方面是具有强烈时代意义的自我存在的世界化追求。因此,文学向内转 对（政治化的）现实背景的疏离,同时也是对自我存在的地方性历史性语境的消解,目标 是指向虚空化的世界性存在的。就此而言．顾城在８０年代初期以“小诗六首”为代表的诗 歌具有典型的超前意义。这些诗的文化学意义在于它展示了诗人自我与世界在非时间的虚 空中的不确定关系。对这种根本性的不确定性的体验和揭示,是形成顾城诗歌和新诗潮诗 歌“朦胧” 风格的深层根源。     

巴汉文学融合的最早产儿——《华阳国志·巴志》所录巴人诗作论析

晋人常璩《华阳国志·巴志》载诗十一首,其中一首署名应季先。应季先,东汉冲帝、质帝时(145—146年)任巴郡太守,汝南人。其余十首均未署名,有七首或谓“巴人歌曰”,或谓“国人作诗曰”,另外三首描述巴地人情风习,以“诗曰”提引。这十首汉文诗均系巴人所作。 在民族文学交相融汇的历史过程中,华夏文化具有强烈的吸引力和向心力。这十首巴人     

意象与戏剧——中西方诗的一个比较

美国诗人庞德写过一首有名的小诗《在地铁车站》:“人群中这些面孔幽灵一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许多花瓣。”(杜运燮译)这首诗很明显地与东方诗在神韵上呈现出一致。庞德也自称这首诗是“日本和歌式的”。庞德研究过中国诗,并翻译了一些中国旧体诗。他的这种“学养”与他的某种身份——意象派诗歌擎旗人一一之间有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这是耐人寻味的。庞德显然从东方诗中汲取了大量养分,他的意象理论也可以部分地视作是他对东方诗主要是中国诗的一个看法。由于庞德不谙中文,他对中国诗的了解自然是有限的,但这个缺陷倒恰好使他更直捷地看准了中国诗的意象性。 由庞德这个例子,使我有自信陈述一个基于缺陷产生的对西方诗的看法,即西方诗的戏剧性。     

日常存在与终极关怀中的“真”

“真”以及表达“真”的词所蕴含的文化观念，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演进中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在“诚”、自然等向度上，“真”渗入于道德追求及日常存在的过程；从主体间交往中的以“诚”待人，到直面自我时以“真”律己，“真”的观念内在于生活世界的各个方面，并构成了人的日常存在的范导原则。与“俗”及此岸世界相分而又相合，“真”表现了其在终极关怀这一层面上的独特意蕴，以真俗互融、摄俗入真为前提，终极的关怀与现实的关切往往呈现统一的趋向。作为深层的文化观念，“真”既留下了历史的印记，又制约着现实的文化创造     

试论艾青“诗的散文美”的美学主张及其创作实践

在新诗历史上,艾青是位既有诗美学论著,又有巨大创作成就的诗人。近半个世纪来,他对诗歌的艺术特征、形象创造和艺术形式,作了广泛而深刻的探索。其诗论有着完整的美学体系,而“诗的散文美”则是他最具独创性的美学主张;他的诗赢得了世界声誉,成功的“秘诀”之一,便是流溢于其中的“散文美”。“诗的散文美”这一美学主张,首见于艾青一九三九年写的《诗的散文美》一文,至一     

记忆与遗忘——张错《春夜洛城闻笛》与凌钝《洛阳拼图》

张错与凌钝的个人经历有某种可比性①,而他们同在八十年代创作的这两首诗作②,都借着洛阳这个空间标帜,不仅仅传达了一种怀古幽思③,更表达了一种对于“文化遗忘”的迷惑、忧惧;或者说,这两首诗的写作本身,显现了重建“文化记忆”的心灵期盼,在诗性写作中,文化血...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文明”是标志人类进步状态的概念,是对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积极成果的整体性概括和正面性评价。“文明形态”既可以在时间向度上指称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文明样态,也可以在空间向度上指称人类不同地域呈现的文明样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能够成为一种文明形态,因为它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型国家进行的文明创造,传承了中华文明基因并吸纳了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成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的统一体。它作为世界上一种新近出现并独具特色的文明新形态,不是单一而典型的文明形态,而是复杂的“非典型性”文明形态,必须用中华文明、现代化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的多重维度来综合把握。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是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现代化文明的超越形态。这一文明新形态丰富了世界文明多样性,促进了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了人类文明进步,并对人类文明未来发展具有引领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虽已形成,但尚在发展中,将会在未来显现出更清晰轮廓和更成熟样态。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外环境的现实思考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出路,但也面临着国内外环境的挑战。只有把握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与时代精神的大背景,才能正确认识并有效应对这一挑战。对外,中国应在适应国际秩序的基础上积极参与全球化,这是符合国家利益的现实选择,也是由被动化主动的惟一途径;对内,应在祛除历史幽灵与现实羁绊的斗争中推进改革,这是国家强大的现实基础,也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必然要求。     

“世界历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

“世界历史”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戴世平“世界历史”是人类作为一个现实整体的历史。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世界历史体系中的一部分，离开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是不可能真正把握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发展道路的。运用乌克思世界历史方法这一‘。总的指导’，原理，来考察...     

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论

本文对中国 4 0年代“新生代”诗歌的成因、嬗变、美学倾向、历史贡献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分析。作者认为 ,“新生代”诗歌冲破了外部环境的压迫和内部的限制 ,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 ,在“新诗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一大步。这既表现在与世界现代主义潮流的贯通上 ,又表现在与中国社会现实和诗歌传统的紧密结合上。可以说 ,“新生代”诗歌是中国新诗在艰难曲折中深入发展的标志 ,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总体上实现突破和走向成熟的标志。其价值意义不可低估     

论传统犹太教的伦理向度

伦理是传统犹太教的一个重要向度。在一神教的架构中,伦理、信仰、律法、契约缜密结合、彼此观照、相互诠释。伦理宗教化是犹太伦理的神本主义根源的确证;伦理律法化是犹太教“德法”杂糅,道德规范“刚性”凸显的标志;伦理契约化衍生出诚信、平等和公义等道德规范,赋予了人类道德选择的自由;伦理现实化和实践化则是犹太民族历史和民族心理的伦理观照。     

《极花》乡村叙事的空间向度

贾平凹作品《极花》是一个具有空间向度的叙事文本.作家在妇女被拐的表层叙事下面绘制了当下农村生态破坏、民生凋敝、文化失范等现实图景,构建起经济结构和政治文化相互交织的乡村社会空间形态.《极花》以胡蝶身体作为叙事话语,将其身心的摧残、撕裂、修复叙述成传统权力和现代法则对女性身体的深入干预和深度观照,以此实现精神哲学的理性反思.同时通过交织、分割、反复等方式,将极花、血葱、石头、星象等叙事意象与故事演绎混合推进,营构出“水墨”与“现实”兼具的“水墨空间”,扩大了传统意象的内涵和容量,将小说推向了形而上层面,也让《极花》的空间建构成为作家艺术探索的新标识.     

郭沫若的一首佚诗

最近翻阅旧籍,在一九四○年柳亚子书赠阿英同志的《左袒集》手稿中,发现了郭老的一首佚诗——《杂咏》。诗末署名为“郭沫若”。此诗作于一九三一年,时郭老已东渡日本。这首七言绝句,是郭老书赠给柳亚子的一首“寄赠”诗。在这首诗里,诗人把自己喻为举世无双的“太原公子”,表明自己虽然“戎马经年”,而今又流落异国,但欲拯中华民族之大志,毫未减弱。正象诗人所说的那样,与“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相比,“甲     

试谈《又呈吴郎》的人民性

杜甫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诗最广泛、最深刻、最真挚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和人民的疾苦。陕南有这样一首民歌:“唐朝诗圣有杜甫,能知百姓苦中苦。诗歌作了千万卷,不流千年存万古。”这便是人民对杜诗的公正评价。《又呈吴郎》便是这样一首深刻反映了劳动人民疾苦,具有强烈而鲜明的人民性的好诗。 这首诗写于诗人流亡川东,由襄西草堂迁居东屯之后。当时正值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各种社会矛盾错综而尖锐。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唐王朝的扩边政策,以及大地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