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风度的前奏——论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

魏晋名士倡导"自然",行为"放达",不拘儒家礼法,蔚然成风,影响中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此风并非如风暴骤起,而是渊源有自,无论其根本的思想脉络,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都肇始于东汉中后期。汉末诸多特立独行之士,如戴良、马融、孔融等人,皆追求"达生任性"、"任情不羁",在日常生活之态度、待人接物之仪表、居丧守孝之礼法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重情轻礼的特征,不以儒家伦理规范为意。究其思想根源,在于他们摆脱了僵化的世俗儒家礼法的束缚,获得了道家自然精神的支撑。随着汉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此风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入汉士人之精神困局与大赋之体的先导

大赋发生于汉初,直接动因有二：其一,入汉士人出于天生的社会责任心,不忘刺世;又面对从未有过的盛世,油然而生颂美。对汉大赋而言,文人徒有兼顾美、刺之念,终于只能将刺、关二端分置于大赋的评论和创作两个方面。赋家呈现出了一种较为典型的具有分裂倾向的双重人格特征,折射出入汉士人面对新的社会形势所选择的权变的处世方式。其二,真正开启大赋体式的却是面对刘汉新政权尚能保持更多文人本性的陆贾。     

齐梁士人交游与文风演化考论

齐梁士人交游对象涉及皇室宗族、世家大族、出身庶族而位列高官者以及隐逸名士等。齐梁士人之交游,呈现出鲜明的功利性、依附性以及群体性等特征,这也是齐梁士风的典型特征。齐梁士人之交游与士风,从不同层面促进了文风演化:重视声韵,追求新变,催生并推广了永明体;更多关注山水美,促进了山水诗繁荣;引导文学趋于消闲化、娱乐化;进一步强化了唯美文风。     

北魏道武帝对汉士人的任用

道武自立国后,积极延纳汉士人,随才任用,汉士人在北魏仿汉制建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建设方面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有的汉士人权力一度显要,在政权结构中有一定影响力。但当时军事为根本,汉士人在军国大事决策中不起多大作用,在军事方面更几乎无所作为,只是拓跋政权的附庸,所以不能对汉士人的地位和作用估计过高。二者之间有矛盾,但不能夸大,有的仅是个人性的。利益一致性之处使他们有合作,但仅仅是潜层次的。     

士人文化与中国绘画

士人是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的一个特殊阶层。士人阶层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和阶级结构特点孕育出了独特的士人文化。自魏晋以来 ,士人与中国绘画艺术相结合 ,形成了中国绘画独特的审美倾向 ,并逐渐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本文试图分析形成士人阶层和士人文化的中国教育制度和阶级、阶层结构 ,并进一步阐明中国绘画独特审美风格后面所存在的社会结构因素。     

士人的优雅及其当代意义

优雅一词在中国有着极为丰富的含义,它沉潜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并通过古代士人人格的优雅、审美的优雅、艺术的优雅、生活的优雅鲜明地展现出来。探析古代士人的优雅并促进其在当代更高形态的复归需要我们:继承士人君子精神,培育优雅人格,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弘扬士人审美理念,崇尚审美人生,建设美丽中国;践行古代士人生活艺术,走向优雅生存,构建和谐社会。     

士人之殇——清代甘宁青士人弃儒现象研究

科举时代的士人弃儒现象并不鲜见,他们或弃儒而耕、而医、而戎,甚至而商,其人弃儒原因也各不相同.清代甘宁青士人之弃儒原因,除了科举竞争激烈、家庭贫困、身体疾患、亲老等因素外,清代陕甘合闱的科考制度、地处西北边陲的地理环境及频繁的社会动荡都是加剧士人弃儒的重要因素.     

南汉士人及其政治命运

唐末梁初 ,岭南刘氏招揽士人 ,礼贤下士 ,得到士人支持 ,逐步消灭境内军阀 ,建立南汉政权 ,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政权的稳定和境内安定。南汉中期以后 ,君主宠任宦官 ,用刑残酷 ,招致士人不满和反对 ,政治也逐渐腐败。到后主刘 金长时期 ,政权完全被宦官把持 ,士人受到排斥 ,部分士人与南汉政权决裂 ,南汉超向灭亡     

南汉士人及其政治命运

唐末梁初岭南刘氏招揽士人,礼贤下士,得到士人支持,逐步消灭境内军阀,建立南汉政权,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政权的稳定和境内安定。南汉中期以后,君主宠任宦官,用刑残酷,招致士人不满和反对,政治也逐渐腐败。到后主刘(钅长)时期,政权完全被宦官把持,士人受到排斥,部分士人与南汉政权决裂,南汉趋向灭亡。     

论宋元明士人接受韩文的时代特色及其文化动因

本文揭示了根植于宋元明各时代学术文化土壤中的韩文接受的时代特色,同时也阐释了深藏于韩文接受时代特色背后的独特学术文化动因.     

以羁縻论明末辽东之存亡

辽东,是明朝的九边之首,明朝建立伊始,朱元璋就认识到辽东的重要地位,对辽东进行了巨大的投入,不惜一切代价营建辽东的军事防御体系,而且对这一地区的少数民族实行了以夷治夷的羁縻政策。在东北地区,这一政策的行使可以说是比较有效的。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有两个方面,在制约某个部族发展的同时也助长了另一些民族或部族的崛起,如女真族的建州部,直接影响了明末辽东的存亡,影响了明末时局,以至于后来成为取代明朝统治的新王朝,这是明廷所始料未及的。     

河陇士人与鲜卑族文化转型

鲜卑族①在从漠北向中原推进的文明进程中,经过从部落联盟到国家、从游牧经济到农耕经济、从崇武到尚文的文化转型,完成了民族的文明化进程,最终融入华夏群体之中.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制度是转换的标志与保障,同时也是一种极大的推动力.而河陇士人,因得汉魏以来中原儒家文化之精髓,故能在鲜卑族汉化过程中凸显出关键性作用.从而,亦可见河陇文化"承前启后,继绝扶衰"的历史地位.     

刘宋士人人格调整及其意义

在社会政治格局巨变的影响下,以士族为主体的刘宋士人群体开始调整自身的群体人格,形成了柔顺与沉退、狂狷与对抗并存的人格特征,并在对正始名士人格的向往与追慕中,从不同层面表达了自己的人格理想。刘宋士人的人格调整,丰富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体系,将汉魏两晋时期相对单一的人格类型改造成复合型人格,增加了知识分子人格中的弹性因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六朝时期士人守丧不食盐习俗论析——以江浙士人为考察中心

六朝时期江浙士人守丧出现了一种不食盐的风俗.这种守丧不食盐风俗虽发生在六朝时期,却是对汉代以来中国传统守丧习俗的继承,这一习俗与两晋时期流行的玄学风气有很大差距,这可见江南地区更多保存了汉晋以来的传统文化.江南地区对汉晋文化的保存,与同时的北方相比照,更能看出江南文化承系传统文化的脉络,这为江南地区以后在经济和文化上的进一步提升奠定了重要基础.     

晚明士人价值取向异动及其评析

晚明是一个反传统的时代,许多士人开始突破传统的价值观念,表现出相尚以利、治生为本的功利取向;率性而行、好货好色的道德取向;主情尚真、独抒灵性的审美取向;退避自守、适世悠然的政治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反映了晚明士人主体意识开始觉醒,有助于士人独立人格的建立,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也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晚明士人的价值取向也存在着逃避社会责任与追求个人绝对自由和享受的弊端,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晚明士人社会历史主体意识的缺失。     

北宋南京应天府士人及文化成就

北宋时期的应天府,是陪都南京的所在地。优越的地理位置,良好的经济基础和浓厚的兴学重教氛围,使得这里名人辈出,并创造出了丰硕的文化成果,迎来了这一地区文化发展的高峰,并为这一地区在明清时期文化的再度繁荣奠定了基础。     

晚明士人豪情美学的文化透视

“豪”作为晚明语境下的士人情关之理想,既积淀着特定社会的文化底蕴,也负载着晚明士人的审美理想,因此探讨晚明士人豪之情美,其要义有三：一是揭示尚豪之心理契因;二是辨析尚豪之美学涵义;三是梳理尚豪之美学境界。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迁及其对南方士风的影响

唐末五代北方士人南下和融入南方社会,不仅改变了南方士人队伍的结构,也深刻地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南方士风.这一时期,南方士人对仕途的进取心和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了,同时,在南方社会优越的物质条件下形成了一系列有别于传统士风的新风尚.     

论唐宋下层士人在文化传承中的作用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繁盛时期,这是所有士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学术界以往研究唐宋文化问题时,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有名位的上层士人群体上,而忽略了人数众多的下层士人群体在文化传承发展中的作用。文章通过钩稽杂史、笔记、方志等大量资料,归纳总结唐宋时期下层士人在文化传承中所作出的贡献,认为下层士人通过地方官学、私学、书院、家学等途径传承文化,通过游历、游学等方式交流传播文化,促进本土文化的外传和异域文化的引进;通过说唱等通俗形式,加强文化的大众性传播和普及,他们对唐宋文化的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唐代士人的流迁与北方文化南传之途径

文化的传播离不开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在唐代中后期的江南地区聚集了大批的北方士人,他们在当地发展生产、移风易俗,传播了儒家文化,改变了当地民风;他们在当地教书授徒、著书立说,传播了北方文化,影响了南方文风;他们与当地士人的交往,促进了北方文化的渗透,增进了南方人士对北方文化的认同;他们还通过入幕为佐的方式,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拓展了北方文化南传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