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圆顶山秦早期墓地车马坑之殷文化因素

随葬车马是先秦时期贵族身份地位的一个重要标志,不同文化之随葬车马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差异。发现于甘肃礼县圆顶山墓地遗址的随葬车马坑作为秦早期墓地随葬车马坑之代表,颇具重要意义,有助于探讨早期秦文化的内涵。在秦人与殷人文化渊源方面,历史文献记载与考古资料可以相互印证。礼县圆顶山秦早期墓地车马坑和安阳殷墟殷人车马坑的随葬方式很相似,殷文化之风格较为浓厚,从而与西周王畿周人车马坑之典型随葬方式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圆顶山墓地车马坑包含大量商文化因素,揭示出秦人和殷人应具有相当的文化关联,历史文献特别是地下出土的文字材料亦对此有所佐证,由此昭示出秦人和殷人在文化渊源上密切相关。     

楚墓中的殉葬现象述略

楚墓殉葬制度的研究,对还原楚文化的面貌,反映楚国社会生活状况和思想意义重大。殉葬现象在原始社会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商代时达到鼎盛,周、春秋、战国皆有殉葬的习俗,它在楚墓中主要表现为人殉葬,车马殉葬,各类动物殉葬这三个方面。     

虢文公子段鼎铭文及相关问题考

虢文公子段鼎是传世的一组著名的西周晚期虢国青铜器,鼎内壁所铸铭文为研究虢国历史、虢国贵族的谥号、虢国对外联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铭文中的虢文公是谥称,字虢季,是西周宣王的卿士,死后葬于三门峡虢国贵族墓地;铭文中的"段"是作器者,是虢文公的儿子,应是周幽王时的虢国国君虢石父;铭文中的"叔妃"应是"段"的妻子,来自妃姓苏国,排行为叔。虢苏相邻,世代通婚,从而形成了政治联姻。     

宋辽文化交流的考古学观察——以宣化辽墓的考古发现为视角

考古发现揭示,聚族而葬且形制多样的宣化辽代家族墓地体现了中原汉民族传统的葬俗及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常见的墓葬构筑形式。宣化辽墓的墓葬结构及墓葬形式演变规律与北宋时期中原地区墓葬极度相似,均为仿木结构的砖室墓,墓室平面经历了从方形、圆形向多角形的转变。宣化辽墓丰富的壁画装饰从不同方面印证了汉与契丹文化的交流与混融,散乐图的内容是中原王朝宫廷雅乐的具体再现,车马出行图是汉与契丹文化交融的实例,备茶图则是汉民族生活习俗的生动再现。壁画中契丹人与汉人协同劳作与和睦相处的画面,反映了汉与契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宣化辽墓随葬品丰富,很明显采用了厚葬的形式,这与中原地区宋墓采用薄葬差异明显,但墓葬中出现了产自中原地区的瓷器,反映了宋辽两地经贸往来的历史事实。墓志铭记载宣化辽墓主人张氏家族与契丹皇族耶律氏通婚,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契丹人对汉文化的高度认同。     

试谈“渤海多人葬”

渤海多人葬的性质及其特点是渤海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多年来中外史学界研究渤海史的学者曾提出过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是“殉葬”;有的认为是“实行二次葬的,很象是无姓而隶属王族古姓的部曲和奴婢”(1);也有的认为是“家族葬”。但在国内尚未发表过以渤海多人葬的性质及其特点的专题论文,探讨渤海多人葬制。本文根据有关渤海史文献史料和考古资料,谈一谈我的粗浅看法。一、渤海多人墓葬的分情况渤海墓葬的理葬习俗较复杂。有单人葬、二人合葬、多人合葬及火葬。单人葬中绝大部分为一次葬,仰身直肢,有少量的俯身葬、屈肢葬和二次葬。两人合葬,一般是男女合葬。     

社会转型视野下民国新式丧葬礼俗的实施

丧葬礼俗包括丧葬礼仪与民间丧葬风俗。它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文化变迁的广度与深度。民国时期新式丧葬礼俗的实施情况具体表现在推行公墓制;提倡火葬,建立殡仪馆;开追悼会,倡导国葬和公葬;采用形式简明的讣闻。     

封建正统观念的卫道士和殉道者——袁盎、薛宝钗形象比较

袁盎和薛宝钗，一个处在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规范逐渐形成并确立起统治地位的阶段，一个处在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规范极度强化并风雨飘摇的时期；他们二人都是封建礼教道德的维护者、卫道者，同时又是封建礼教道德的受害者、殉葬者。他们的遭遇深刻地反映了维护等级尊卑、压抑人性、摧残生命的封建礼教和封建道德规范，从它的开始，就预示着它的必然消亡。     

从墓葬考古看楚汉文化的传承

汉制形成及其与六国文化的传承、演变关系是秦汉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业已表明,在社会文化、风俗领域,汉制其实多沿袭传统楚文化的内容。具体到丧葬礼俗而言,汉人便吸取了楚国礼制中独有的偶鼎制度作为丧葬明器的制作范式之一,同时多采用战国楚地盛行的绞衾仪式敛葬死者,与玉衣制度形成等级差别。在棺椁的层数与营造方式上,汉人亦借鉴楚地的多重棺椁制度及椁箱分室系统来标示身份的高低。由此表明,汉王朝实则已将传统楚制纳入到国家礼制的建设层面,由此尝试构建新的社会等级物化标识。另一方面,近来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西汉初年"葬律简"上亦有关于上述丧葬礼俗的约束条款,可见汉人又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来确保传统礼制的遵守和推行,这无疑是考察中国上古社会从礼制走向法治的一个重要窗口。     

西汉海昏侯刘贺奢葬僭制问题探讨

通过考古发掘文物和文献资料结合分析,海昏侯刘贺墓存在奢葬僭制的消费问题,主要表现在陪葬品奢靡僭制、墓园规模僭制、封土高度僭制、棺椁尺度僭制、礼制建筑面积僭制等方面。与汉代其他王侯墓葬相比较,海昏侯刘贺丧葬消费具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巨量铜钱与黄金陪葬,肆意挥霍钱财;二是万余件随葬器物,浪费大量的物质财产;三是海昏侯墓超越汉代其他列侯墓的葬制。海昏侯刘贺丧葬消费出现奢葬僭制的问题,主要原因有:一是世俗奢靡,厚葬盛行;二是宣帝默许,促成奢僭;三是刘氏敛财,随葬解郁。     

唇亡齿寒

春秋时候，晋献公想要扩充自己的实力和地盘，就找借口说邻近的虢国经常侵犯晋国的过境，要派兵灭了虢国。可是在晋国和虢国之间隔着一个虞国，讨伐虢国必须经过虞地。     

郭嵩焘外交思想论

郭嵩焘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洋务思想家和外交官。对西方文明的深刻认识是其外交思想的根源。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外交思想。主要内容包括超越“华夷界限”,向西方学习;主张“主和外交”与“诚信外交”。他外交思想的本质并非卖国投降,而是有非常大的开创意义。     

“至真、至情、至性”——金庸小说《神雕侠侣》中杨过形象之分析

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塑造了一个颇具“另类”和富有争议的侠的形象——杨过。他狡狭轻浮、任性偏激,“正中有邪”,“邪中有正”。然而他狡狭中透着机灵,偏激中夹着狂放,最终历经磨难成为一代大侠,而且以其人格魅力深受读者的喜爱。     

关于虢国历史的几个问题

虢国是西周初期分封的姬姓诸侯国,从西周早期的康王至春秋前期的鲁僖公五年,见于文献及西周金文记载,只有虢公及虢仲、虢叔称谓。自班固提出三虢之说后,历史上曾出现过五个虢国的看法,但学者们一般认为有三虢。实际上西虢是采邑,北(南)虢和东虢才是封国,即"两虢"说较合乎实际。     

对《大刀记》两个版本的对比性解读

郭澄清《大刀记》的两个版本,其史诗性的文化品格有着巨大差异。经过主流意识形态置换和删节后的《大刀记》,把初稿本第一部删节成了"开篇",它隐约地传达了作者希冀的另一种文化意蕴,即郭澄清本来是把《大刀记》当作对中国近代历史发展规律予以艺术阐释的史诗性作品来经营的。《大刀记》的两个版本的比照,不仅可以透视作家个体在社会缝隙中如何苦苦寻找自我表达的方式,而且也能透视意识形态是如何无情地中断和删除作家所意识到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关怀,从中可以发见其显著的文学史意义和价值。     

从《四因说演讲录》和《圆善论》论牟宗三的道家诠释

牟宗三在《四因说演讲录》一书中,以亚里士多德四因说的哲学理论,来讨论中国的道家哲学,他牵强地认定,中国的道家是没有实体创生的意旨的,道家的道,是一个非实有以及非必然的理论模型。他还认为,老子的“无”概念,虽然有动力因的意思,但却只是一个作用的姿态,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形上学意义的创造性,只是一套境界型态的形上学,而不是一套实有型态的形上学。其实,牟先生是把道家的工夫论命题,当作了形上学的命题在解读,因此导致了错解。在《圆善论》中,牟先生又借由郭象的“迹本圆融”之说,来诠释庄子书中的儒家圣王帝尧的形象,这种做法,从儒家立场来说是可以的,但却是违反道家庄子立场的。牟先生只是借非儒非道之郭象哲学,来建立儒家的哲学,并且曲解又贬抑道家哲学。     

论郭璞的忧患与超脱意识

西晋后期,诸王及诸胡的战争惨烈而频繁,终致两都毁弃,西晋灭亡。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引起东晋统治者强烈的兴亡之思。遗落世务、旷放闲逸成了东晋世族文学创作的基本情趣和格调,社会上也盛行清谈之风。在这种特殊的社会背景下,东晋诗人郭璞在他的诗文中尤其是在他的赠答诗和游仙诗中反复表达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深深的忧患意识和超脱思想。     

郭沫若时代及其诗美觉悟

1919～1932年是新诗四时代链条上的郭沫若时代,郭沫若、闻一多是其标识诗人.这一时代的诗美创制表明了新诗从"真"到"美"的觉悟历程.     

《录鬼簿续编》中“罗贯中”条再议——兼谈《风云会》与《三国演义》

近年来,对<录鬼簿续编>记载的罗贯中其人是否为<三国演义>作者开始有了质疑和论争,但迄今为止还没有新的有关于罗氏生平的有力证据.笔者以为,根据对<续编>内部的一些推导,不能否认此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作者为一人的同一可能性,同时对两部作品的大致比较也可看出些相通之处.     

“中国”语义源流辩正——兼及“口、邑、或、国”相关义间关系

“中国”语义现有的解释都存在问题,原因是对语义源流分析不够。被诸说忽略的初始符“口”,即有都邑义;分化字“邑”语义过多,国都义又造“或”来承担;“或”借用为或然之或,国都义又累增符造了“国”字。因此,“中国”的初始义是“国都之中”,由此再引出表国家、华夏民族、黄河流域一带、生活在黄河流域一带的人、全中国地域、华夏民族等含义。     

藏传佛教传记文学《至尊宗喀巴大师传》研究--以两种汉译本为视角

清中期周加巷所著《至尊宗喀巴大师传》是藏传佛教传记文学的代表作品,全面记录了宗喀巴大师的传奇一生。梳理了目前常见的有两种汉译本———郭和卿的全译本和法尊法师的摘译本的渊源与特色。认为《至尊宗喀巴大师传》作为藏传佛教传记文学的典范代表,应该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