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得其宜”与“群居和一”——荀子“群己之辨”的价值意蕴

"群己之辨"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价值观之辨,它内在地关涉到群体与个体利益的关系。在比较孔孟荀的群己观时,我们可以看出:三者共同指向了群体价值认同,其中,荀子对群体价值表述得最为充分与明确,同时凸显了对个体生命的关切对以及生存价值的重视。     

“好辩”为何不得已？——论儒学的群己困境与话语策略

作为儒学的代表作者,孟子在具体的政治论辩中每每出现违背常情的极端化逻辑。“国君进贤”片段呈现出语义表达与语义所指之间的冲突,就是这种逻辑的具体表现。这种不合情理的逻辑是一种话语策略,可让其思想争取更多的受众。孟子自谓不得已,折射出儒学或中庸之道在面临思想竞争中难以避免的群己困境：慎言而沉默,抑或“好辩”而鸣世？从理论上看,儒学的群己观相对独立于心性观,群己观在汲取心性之本的同时,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在喧嚣时代里,这一极化的话语策略对于当代儒学乃至中华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先秦儒学从孔子到孟子的流变

儒学是由孔子继承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而建立的,孔子把富有政治色彩的典章礼乐制度民间化、社会化、人情化和人际化;孟子在孔子所做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人性化、人格化,甚至自然化,从而完善了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也确立了儒学在当时乃至其后的重要地位。后世的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基本是按照这一思路推进儒学发展的。     

个体与社会--论魏晋玄学“群己之辨”

魏晋玄学的三大理论主题即：有无之辨、情理之辨和群己之辨,三者具有紧密的联系。有无之辩落实到人生层面,就是关乎自然与名教的情理之辩,而自然和名教之辩背后所蕴含的即是人的主题。个体重自然,社会尚名教,从名教与自然之辨,必然引申到群己之辨。在三国两晋时期,由于动荡的社会环境,导致自然与名教发生严重的分离,同时,这种分离也明显地体现了理想与现实、自由与道德、个体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冲突。如何去调整或者把握自然与名教、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以达到彼此的统一,成为玄学的重要理论课题。     

孔孟之“道”之辨

孔孟道即仁,下学而上达。孔孟儒学潮起潮落,当大陆低潮时,欧美汉学家、海外新儒家则把儒学推向了高潮。尤其是牟宗三、刘述先等海外新儒家,极大地发展了儒学。阅读他们的论述,我们却看到的是康德、黑格尔、意志自由、存有、本体、自我否定(自我坎陷)、内在超越等名词、术语,孔孟则犹如失怙之子。进一步则发现新儒家们多以六经注我之方式,自话自说,或把儒学引向了古希腊形而上学之传统上,或价值取向上,或上帝的终极关怀上。儒学的根在中国,其路径是工夫,朱子方是孔孟儒的真血脉。     

王道与霸道的抉择——孟子与苟子的王霸之辨思想比较

在中国政治史上,王道与霸道作为治国之道的两种呈现,一直为儒家学者所争论,这些争论源于孟子和荀子的王霸之辨思想。孟子的王道观是基于人性本善的前提构建起来的,对于治国之道中的功利主义因素坚决排斥,呈现出理想化道德社会的倾向;荀子则正视战国的社会现实,在社会理想中引入功利因素,肯定霸道,诱导统治者逐渐向王道路向上靠拢,同时强烈贬斥权谋。他们的思想差异,奠定了后世儒家治国之道在不同维度上发展的基础。     

弘扬中华“智德”文化——以先秦孔、孟、荀儒家为据的讨论

首先针对“智德的意义与界说”分别探讨先秦儒家孔、孟、苟三子之个别论述,呈现出三子思想之差异。其次,指出三子之“智德”实作为一种与“仁德”并举之德。再者,针对荀子所提之“知／智”的三层说：“使从知己”、“知人”、“自知”,来反省说明“智德”虽意在“知人”实则奠基于隐而未显之“自知”,以此作为孔孟荀儒家关于知／智问题的基调。     

孔、孟论“信”德的价值

孔孟认为诚信具有人格价值，孔子认为是华夷之别的标志，孟子认为是和禽兽区别的标志，是君子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道德规范，诚信是立身之本，立国之本，和谐之本；诚信的功用价值还有多方面体现，孔子认为可以个体的信可以被他人信任，孟子认为秉持“信”德可获得“人爵”，在这点上孔、孟两人表现出分歧。     

存在、价值、境界——二程“儒佛差异”之辨新探

北宋程颢、程颐提倡万物存在的根源在于本体实理,阐发出理学之门庭是以儒家道德形上学为径路,基本内核是以居敬为方法的内圣修养工夫,从而在存在、价值、境界三方面廓清了理学援佛而非佛的本质。二程的儒(理)佛差异之辨是北宋道德秩序与道德价值的映照,他们对理佛差异的辨析有双向目标:一方面自信地回应了佛学挑战,另一方面阐发出儒学在北宋时期理之本体思想的精妙,表达出了对儒家生生之德的坚持与维护。     

性之发端与尽心之始:先秦“心性之辨”的逻辑发展

心性论作为中国哲学关注的核心问题在先秦时期便成为哲人聚焦的中心;先哲围绕心性之辨概括了性论中的"一元论"、"多元论"、"主体论",心论中的"认知主体"、"存在主体"、"道德主体"等对后世中国哲学影响至深的范畴;对先秦时心性论进行形态考察,不但可以帮助人们厘清人性论的逻辑发展,更能有效地辅助分析学说背景、理论价值与发展前景,为解决当代哲学民族性和普遍性矛盾,探索中国传统哲学向近现代哲学的转型提供借鉴。     

孟子、告子对孔子“人心之性,生命之性”的继承和发展

从先秦儒家中孔子的习言性、孟子的心言性、告子的生言性等对“性”的不同观念和理解,可以看到诸子都是十分重视“性”的.并围绕这一观念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通过寻找“性”观念的起源,以发现儒家此一观念的历史根源.然后通过对孔子的分析揭示孟子及告子对孔子“性”观念的继承和发展.儒家三子对“性”的不同的理解和阐述对先秦儒学人性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并对其后中国儒学体系构建具有深刻的影响.     

尊重个性 发展自我——论中国近代“群己之辩”

“群己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源远流长，古代哲学家以“群体重于个人”作出解答，近代哲学家们在此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求“尊重个性，发展自我”，并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而这些新特点的产生又有它深厚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根源。     

尊重个性 发展自我——论中国近代“群己之辩”

“群己之辩”在中国哲学史上源远流长，古代哲学家以“群体重于个人”作出解答，近代哲学家们在此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新见解，要求“尊重个性，发展自我”，并体现出一些新的特点，而这些新特点的产生又有它深厚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根源。     

“闽学之祖”欧阳詹的心学意识及其对韩愈、李翱的启示

中唐是中国古代文明向近现代文明转型的起点。近现代文明以关注自我为前提,以人文关怀为终极目的。在这一文明转型中,"闽学之祖"欧阳詹的心性本体意识和人文思想上承孔孟、子思,下启韩愈、李翱,对华夏文明由中古哲学的礼本体论嬗演至现代心性本体理论的历史进程有着重要影响,显示了华夏文明由中古向近现代转型的必然趋势。     

孔子学说与先秦“显学”的关系

将孔子学说与先秦所谓显学的儒、道、墨、法四家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可以看出,虽然孔子创立了儒家学说,但是不应该把孔子确定为诸子之中的一子;代表他思想的不是《论语》,而是"六经";四家所谓显学与孔子学说不是并列关系,而是侧重强调了孔子学说中的某个或某些部分;今天,我们应该重视对诸子学说的求同,而不应该只是求异.     

孔子学说与先秦“显学”的关系

孔子所说的“儒”与后世所说的儒家不完全相同。孔子的学说虽以仁义道德为核心 ,但又是重视礼乐行政之统一的。孔子的继承者所接受的不是孔子学说的全部内容 ,而是其中的某个或几个方面。孔子的学说与当时的所谓显学的思想基础皆出于六经 ,孔子又是其几千年前文化的集大成者 ,孔子的学说与诸子的学说不应该是等肩并立的     

论孔子“仁”的思想意蕴及价值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但孔子强调的“仁”已经不是处于伦理道德领域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道德规范,而变成了一种治国学说,既教育统治者为政时应持有的态度和对为政者的一种评价;孔子的“克己复礼”落脚点是“归仁”,是孔子政治观的实现方式。孔子把“仁”作为政治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治国思想的诞生。     

“能近取譬”何以成为“仁之方”?——以《雍也》己立己达与立人达人的工夫实践为中心

《论语·雍也》中,“能近取譬”已经被上升到“仁之方”的高度,切近自心而类推别人、他物.因而求仁的路向只在于首先己立、己达,从自己的心情志意出发,努力理解别人、体贴别人,进而立人、达人.“推其所为”,由己及人、将心比心地为别人考虑,帮助别人安身立命,也是古今圣王治国理政的惟一法宝.推扩的根据与本源力量则在于己,立己、达己,自觉自为.朱熹强调“以己”与“推己”不可等同,但又相与为用.工夫不同,推己的对象或道德的受众也有所不同.惟有圣人才能够将自己的仁心不期而然地推扩到万事万物的身上.推,只有借助于人人所共同具有的情与理,才有可能完成.物物相感、天人相应的根据就在于同类相动、以类度类.世界尽管繁复莫测,但毕竟可以一类呼应一类,一类感通一类.     

“分封”与“郡县”之辨的复杂意蕴

历史表明,分封制所期望的“血亲屏藩”是一把双刃剑,始终存在着“内讧”的危险。虽然自秦代起郡县制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定式,但一个疆域庞大的帝国单一依靠郡县制存在着极大的管理困难,故而,既能维护中央集权统治又能兼顾“亲亲”之道的“两制并存”和“两制综合”的出现便成为必然。关于分封与郡县的争论,还经常涉及“公”或“私”的伦理评判,尽管争论者观点各异,但其中他们对历代君主莫不以“公天下”的名义而成就一己之“私”的揭露是深刻的。纵观郡县与分封的历史演绎,在君主专制下,唯有君臣权势悬殊,才能上下相安;而实行分封制又必然导致君臣彼此猜忌、对抗与仇杀。因此,如何把握集权和分权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学”与“教”——以《礼记》为主线结合先秦儒家诸子进行探讨

古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的铭言,今有"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宗旨,教育的成败关系到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至今出现了一些不可避免却又无法回避的的问题。而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中似乎含有一些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东西,本文以《礼记》为主线,结合先秦儒家诸子的思想来探讨其"学"与"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