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公共行政范式的演变及其发展趋势

伴随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变迁,西方国家公共行政范式也几经演变,而体现在总体性上,从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到新公共管理范式的演变更具代表意史.尽管在总体视角的演变过程中,也涌现过一些理论方面的添加或弥补,但完善与改进的意义更大于跨越与替代.当下,归因于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公民民主意识的提升以及政府不可治理公共事务的增加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西方国家政府所处的生态环境呈现出了复杂性、多变性等时代特征,一种全新的公共行政范式--网络化治理开始在西方国家兴起.网络化治理范式的明显优势既体现了其存在的现实合理性,同样昭示着它将代表西方国家公共行政范式的未来发展趋势.     

西方现代政策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

西方现代政策科学发展的历史轨迹严强（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教授南京２１００９３）现代政策科学是西方公共行政知识体系中较为重要的组成部分。西方公共行政的发展,从理论范式转换的角度来看,大体上经过了从强调政治与行政两分的“政治范式”到强调以管理为主的...     

政治与行政:西方国家的实践历程

政治与行政的关系是行政现代化的中心问题。本文揭示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与行政的关系上所经历的政治化的行政、政治与行政两分、行政政治化和政治化行政等三个发展阶段 ;分析了西方国家在政治与行政之间的紧张、冲突的关系以及短暂性和理想化的协调发展 ;指出了政治与行政关系的紧张与冲突 ,在深层次上体现了植根于西方国家政治———行政制度和文化中的民主与效率、有效性与合法性等价值取向之间的冲突     

生态行政学:理论源流、分化及其困顿

由于生态环境的恶化,政府和公民迫切需要行动起来,以应对日益严峻的生存危机.在反思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具有后现代情境的生态主义为生态行政理论提供了实践理性的基础.生态政治的核心价值和现实偏向以及行政生态理论的历史发展,均催化着生态行政理论的萌芽.由于概念认定和价值趋向的差异,以及范式转换和治理领域悖论的存在,生态行政研究亦呈现出分化、多元化与发展的困顿.生态行政理论应在整体性与共生性的原则下着力提升治理系统的开放性和必要的多样性,以应对环境领域日益严峻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中国叙事——兼论国家-社会范式的局限及其超越

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现出人民本位、秩序优先、良性互动、科技应用等特征与诉求。源于西方学术话语的"国家-社会"范式为社会治理提供了观察和研究的参考,但其精英路线、微观叙事、结构分析方法等,对中国故事并不能提供充分的解释力。中国社会治理体制中的党委领导决定了治理的实践品质,它以党建引领为政治宣示与实践展开。党建引领尽管目前尚未实现对"国家-社会"范式的学理替代,但在社会治理的方向、格局、功能,以及技术治理等方面,显示出越来越清晰的发展轨迹。     

论整体性治理的深层内核与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之道

缘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英国的整体性治理已演变成西方政府治理的新范式.在这种全新治理范式中,协调不仅是其根本治理机制和深层内核,更是其宿敌--碎片化问题--的解决之道.面对多样性、复杂性和不可预见性的碎片化问题,必须采取多样化与高度弹性化的解决之道,方可实现整体性协调与整体性治理.     

西方民主行政的演变与规律探析

在公共行政的发展历程中,"民主行政"是一个充满争议的发展范式。受政治———行政二分法以及传统公共行政"工具———技术"理性和"管理主义"思维的影响,民主与行政一直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随着人们对政治———行政二分法认识的不断深化,民主与行政的关系有了融通的桥梁,主张公共行政在治理过程中承担民主价值的呼声逐渐成为趋势。民主行政在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的批判以及与管理主义的对话中逐步深化发展,形成了自身发展的理论谱系,也经历了一个从理性探讨到社会建构、从单一权威中心治理到多中心治理的过程。     

论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方案选择

当代西方国家进行的公共行政改革是其特定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发展的产物 ,并不完全适合于中国。中国公共行政从总体上讲尚处于前韦伯主义阶段 ;尤其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国的行政改革不能离开这一基本国情。中国公共行政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 ,应着重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按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原则 ,政府职能重新定位并作相应的职能分离。 2 .建立起能激励行政高效运转的科学管理制度和方法。 3.完善行政监督机制。     

回应型政治:现代国家治理的运行特质

回应型政治是指通过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双向回应达成的共识转化为公共治理行动的权力运行范式.其中,责任政府是促进政治信任、维系优良政治关系的主导力量,责任社会是铸造廉洁高效政府、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平衡要素.促进我国回应型政治有效运行,需要确立管理客体中心主义原则,促进管理主体与管理客体之间的能量正向转换;顺应政治现代化的潮流,寻求强政府与强社会之间的相对平衡;构建有效回应机制,不断增强政府公信力;整合社会多元利益,在公共物品供给上作出正确的时序选择.     

情感何以影响社会稳定——玛莎·纳斯鲍姆政治情感论

稳定是国家追求的最重要目标之一,也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治理的前提。当代西方著名伦理学家玛莎·纳斯鲍姆在政治自由主义的立场上通过情感这一独特的视角来探讨社会稳定问题。她对情感的思考超越了自由主义忽视情感的传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罗尔斯留下的道德心理学空缺。通过对情感精致的哲学思考,她认为情感作为价值判断,能把抽象的政治原则具体化,从而激发人们认同政治原则。情感应与政治原则一起,在维系社会稳定中发挥重要作用。这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国家治理具有启发意义。     

对西方文官制度中『政治中立』原则的认识

19世纪文官制度形成时期 ,西方各国确立了“政治中立”这一文官制度的基本原则。这一基本原则后来成为西方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文官体制的信条 ,各国普遍将“政治中立”原则作为公务员义务的重要内容写入公务员法中。　　追本溯源 ,“政治中立”植根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和两党 (或多党 )轮流执政的政治制度 ,是在反对和改革“政党分赃制”的过程中确立的。早期 ,实行两党制或多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面临一个严重问题 ,即执政党更迭 ,内阁变迁而引起的政府行政人员大规模进退和执政党上台后公开进行肥缺分赃 ,造成了行政人员的低效率和官员…     

对解制型政府治理模式的理性思考

解制型政府是政府治理的新范式。其基本内涵是放松政府规制,使政府的活动更具有创造力、效率和效能。其基本内容是接受官僚制的层级节制,主张强化高层决策者和行政文化在管理中的作用,赋予官僚机构更强的决策角色,强调公共利益通过束缚较少的政府来实现。结合我国实际,思考解制型政府治理范式,一方面要变管制行政为服务行政,另一方面要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西方社会福利制度范式的流变——兼评福利理论范式的变迁

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及社会结构性变迁的影响,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观在适时地调整变化,从而在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制度范式意义的几种不同的社会福利体制、福利政策、福利供给模式及相应的理论范式:"福利国家-政治经济"范式、"福利社会-道德经济"范式、"福利组合-混合经济"范式和"福利网络-社会经济"范式。每一种范式都是社会福利制度历史演进的表征,其制度建构、认同乃至制度危机与创新的过程,体现了西方社会福利制度变革的轨迹,也是西方社会福利制度的自觉、反思和批判的过程。     

论中国未来政府治理范式的特质与进路

政府治理范式的生成与变迁是经济体制、社会结构、政治时局等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状况和未来走向厘定了我国未来政府治理范式的特质,即“政府主导—官民协同”的多中心治理。构建具有这种特质的新的政府治理范式,需要长期、艰苦的努力。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当着力建立“强政府—大社会”结构,促进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三者的良性互动,践行政府与社会的合作以及建设“管理—服务型政府”。     

政治现代化的范式：中共党史研究的新方法论

目前的中共党史研究主要遵循革命史研究与国家史研究两种范式.革命史研究范式受限于特定的伦理判断,割裂了中国共产党与之前时代的历史延续性;国家史研究范式则偏离了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心议题的学科规定性.因此,在中共党史研究中,有必要从方法论角度进行一次转型.而政治现代化的范式则有助于突破革命史研究范式与国家史研究范式的局限.一方面,政治现代化的范式以中国共产党作为主要的研究议题,扭转目前国家史研究范式出现的“议题偏离”的趋势;另一方面,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紧密结合,弥补传统革命史范式忽视政治生态与立足价值判断的不足.政治现代化的范式存在三个问题需要注意:第一,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政治学”与“历史学”的统一;第二,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对传统中共党史研究范式的“扬弃”;第三,政治现代化的范式是要从政治生态系统的角度研究中共党史.     

整体性治理理论与相关理论的比较研究

整体性治理理论近几年在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界备受推崇,许多OECD国家纷纷运用推行,对我国的行政政府管理现代化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与新公共服务理论、无缝隙政府理论、网络化治理理论、协同政府治理理论等也十分热门的行政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发现整体性治理理论的确是一个相对更系统、更成熟、更具前瞻性的行政理论典型范式,值得各界深入研究和实践运用。     

多元复合体制:区域行政实现的构想

区域经济一体化推动了地方行政向区域行政的范式转型。从长三角当前发展状况的前提出发,借鉴西方区域治理模式,提出了多元复合架构中的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构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实践过程中该区域行政体制的实现形式、特点、适用范围与条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研究:基于抗争性质、动因与治理的分析

当前中国的社会抗争有其必然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在性质上是基于利益博弈的底层抗争,具有内在结构和正反功能。社会抗争的生发原因和动力机制是抗争政治研究的重点。学界在借鉴西方概念和范式的基础上,进行了诸多本土化的理论尝试和经验解读,适应了中国社会抗争的复杂性、多变性和特殊性。以上两个方面的最终落脚点是社会抗争的治理,使抗争达到有序化、有益化的效果。为此,要在治理的理念、主体和内容上进行总结和反思,尤其在当前中国的党、国家和社会关系下,必须探求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抗争之间的关联,建构以政党为中心、国家和社会多元共治的治理社会抗争的政治逻辑。     

转变中的公共行政范式--从官僚制行政走向后官僚制行政

二十世纪下半叶,西方各国掀起了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公共行政改革,这一治道变革预示了西方公共行政范式正在从传统的官僚制行政向后官僚制行政转变.本文试图通过剖析公共行政范式转变的根源即传统官僚制的当代困境,揭示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主流趋向--后官僚制采用的行政范式以及它的理念抉择.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