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帕累托行为理论的理解

以剩余物-派生物理论为核心的帕累托行为理论,是他社会思想的精华,但人们对这一理论的解释分歧不少。本文以社会控制理论为导引对各类剩余物、派生物进行了理解、归纳,认为帕累托行为理论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人的天性中存在着行为借以参照和决定的内在秩序,社会控制规范以及由它们确定的社会秩序的存在和变迁,端赖剩余物的秩序及变动。社会控制对个人的作用,以及这种作用在人际间传播的是否实现都取决于由剩余物操纵的价值认同。文章认为,帕累托行为理论比之功利主义以及迪尔凯姆行为模式都有独到深刻之处。     

构建社会学理论的哲学方法论

唯物史观作为一种科学的、完备的社会认识论,为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提供了合理的逻辑前提.具体而言,构建社会学理论的逻辑起点在于人的问题和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前者是社会学的中心问题,因为人是社会学研究的出发点,人的本质是社会学研究的"中轴",社会学研究的直接对象是具体的历史的人;后者是社会学的基本问题,人与社会的关系实质上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这要求在方法论上必须从人与社会相统一、主体与客体相统一、个体与整体相统一的层面进行社会学研究.此外,构建社会学理论还应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具体与抽象相统一、事实与价值相统一的逻辑原则.     

现代性: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建构的起点

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建构需要我们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视角把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寻求确定的研究起点。现代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建构的逻辑和历史起点:一方面,由现代性催生的现代社会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产生的社会场域,为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前提性的准备;另一方面,现代性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现代性不仅是思想政治教育社会学学科问题意识萌生的源泉,也是学科构建、理论运思的起点。     

情感能量的理性化分析--试论柯林斯的"互动仪式市场模型"

以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一切人类行为尤其是非经济领域的行为,在社会科学界一直备受关注且争论颇多。柯林斯以社会学的视角借鉴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做了重大的修正。他构建了颇具社会学意味的互动仪式市场模型与理性行为目标,试图以此解决利他行为、情感行为等非经济行为与理性人假设的结合, 以及不同价值之间的理性选择等问题。     

伏尔泰史学思想中的理性论

伏尔泰史学思想的内核是理性。历史认识中的理性主义原则是他的史学思想的逻辑起点 ,核心是历史研究应当以发掘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理性为宗旨。以此为出发点 ,伏尔泰提出了历史理性的观念 ,并在这之上建立起了他的理性史学思想 :历史就是文明的历史 ;历史研究要揭示宗教历史的野蛮与虚伪 ,清除宗教思想和恢复真正的信仰 ;迷信宗教最终被人类理性所取代 ,这就是历史的真正意义。     

村落民俗体育文化的情感逻辑及其治理功能——基于皖江宜秀龙舟竞渡的田野调查

当前体育社会学视域下的民俗体育文化研究多重视其工具理性探讨而忽略了情感议题。然而,民俗体育文化并不完全是理性的产物,它更是立足于乡土文化空间中的一种身体的情感体验和情感的身体表达。基于皖江宜秀龙舟竞渡的田野调查,认为民俗体育文化以历史记忆为情感生成逻辑,以族群认同为情感作用逻辑,以互动仪式为情感实践逻辑。从情感维度审视,村落民俗体育文化的情感逻辑可以有效地推进乡村情感治理。通过积极情感的释放和消极情感的消解,既有助于民俗体育文化的良性传承,也能推动乡村治理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制度及其意义

不同的学科对制度有不同的理解,社会学和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理解都存在着过于宽泛的缺陷。从政治一哲学、政治一伦理学的视角,严格规范地理解制度更接近其原初意义。制度的意义在于:制度是从非个人角度关系表达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一义务关系;制度是理性化的社会演进历史与逻辑预设的统一体;制度是一种社会整合和行为引导机制。     

手足之痛———灾后团结理论与应用的视野

社会团结是灾害发生后一种常见的现象，这种社会整合行为受到了研究者和救灾与重建的政策制定者广泛的关注，不过其理论潜力一直没有得到较好的阐释。本文依据作者在1970年秘鲁大地震后十年的灾害人类学研究，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讨论了灾害中的集体行为，及其与利他与利己、理性与情感、仪式与象征等多层面的纠葛关系，经典的理性选择（资源动员）理论受到反思，社会运动及其情感与仪式表现形式受到重视。     

和谐社会秩序与理性的渊源关系探析

和谐是一种秩序，秩序与理性之间的关系很早就已经进入人类的视阈。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战略任务和目标的提出，将秩序与理性的渊源关系重新凸现了出来。和谐社会秩序与理性的逻辑渊源在于理性是和谐秩序的深层解；历史与现实渊源在于理性的沉睡、异化与失语是社会不和谐的深层原因；未来渊源在于人的理性精神的复苏是社会和谐的主观条件。     

理性选择与社会信任:迈向经济学和社会学的新综合

信任与理性的关系经历了综合—分离—新综合三个阶段,理性选择理论沟通了长期分离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并推动两者不断迈向新综合。在这个过程中,以威廉姆森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秉承理性选择理论,坚持认为在市场中选择信任是非理性行为。社会学家通过对信任的不同解释,积极回应了理性选择理论:格兰诺维特证实经济行动嵌入社会结构,将社会结构作为个人理性选择的背景;科尔曼将理性选择理论引入社会学,并对其进行了扩展;福山则通过信任研究提供了理性选择之外的解释道路。时代发展到今天,社会学和经济学的融合趋势日渐明显,社会信任和理性选择作为经济学和社会学共同关注的领域,在促进两学科的研究者展开对话,并构建经济学和社会学新综合的格局中发挥着作用。     

批评的功能性研究：空白和补阙

批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种特殊的言语行动方式,批评的功能可以划分为外显／同效功能和内隐／非同效功能两大范畴。对于前者,示意言行和成事言行、情感和（陪伴示意言行的）非言语信息是趋同的关系;对于后者,示意言行和成事言行、情感和非言语信息是趋异的关系。批评的内隐／非同效功能包括了明批评实赞扬和明赞扬实批评两个次范畴。     

新道德的写实——论张资平性爱小说的自然主义写实

张资平的性爱小说运用自然主义手法对性爱进行了自然真实的描写。他要表现的是异性之间灵肉一致的性爱才是真正的性爱道德，提倡的应是灵肉一致的新的性道德观。这种新的性道德观对后来的市民小说作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新浪微博中网民的情感动员

情感动员是学术界研究较少的议题。以新浪微博的在线生活为研究基础,从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两个视角分析微博中的情感动员,即个体情感动员与群体情感动员。通过研究个人情感动员,发现个人的诸多情感动员策略,而通过对群体情感动员的分析,发现微博公共事件的情感动员逻辑。从中发现中国当前社会情感结构的要素,对情感动员引发的社会后果进行探讨。     

物权行为新探

由于在契约生效至履行这一段时问内,影响法律行为效力的因素如当事人的适格性,意思的真实性,内容的合法性等会发生变化,一个有效的债权行为并不必然导致一个有效的物权行为,物权行为的相对独立性是客观存在的现实,而物权行为无因性却是立法技术的产物。在权衡利弊之后,作者认为。在债权行为无效,而履行时无效因素消失导致物权行为有效的情况下,此时即系缔结了一个新的有效的债权契约并据以履行,这就既坚持了物权行为有因性,合乎生活情理,又确保了物权行为的效力,保障了交易安全,不失为一种更好的立法技术。     

物权行为理论评析

在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 ,学术界对物权行为理论有不同的探讨和认识。其核心是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关系问题 ,也就是作为物权变动原因的债权行为与物权变动的结果是一个法律事实还是两个法律事实 ,以及作为物权变动根据的法律事实即所谓物权行为是否独立于作为原因行为的债权行为的问题 ,而其争议的根本是我国物权变动的立法模式选择问题。     

论物权行为无因性的两层含义

物权行为的无因性有内在无因性与外在无因性两层含义。内在无因性是物权行为作为一种独立的法律行为之核心要素意思表示的内容本身所具备的内在属性 ,是物权行为的生命属性 ;而外在无因性则重在从法律技术上区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间不同的效力关系 ,重在从形式上对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的全部构成要素以区分原则为前提进行全面比较 ,因此要做到这一点 ,就必须以意思表示来正确理解法律行为 ,必须以正确理解内在无因性为基础。我国对无因性的认识只是外在无因性之含义 ,而缺乏内在无因性含义的分析。     

论物权变动中的效果意思

在物权变动中,物权行为占有主要地位。物权行为是一种法律行为,同样包含法律行为之要素。本文从法律行为之效果意思入手阐述了物权行为中效果意思的体现及其对物权变动的影响。笔者认为物权合意其实就是物权行为中的效果意思。     

不动产物权变动中登记行为的性质

《物权法》颁布后,在因法律行为所引发的不动产物权变动中必须遵守公示原则,其中公示方法为登记。但是由于我国没有不动产的统一登记法,导致对登记行为的性质认识争议较大。通过立法论的研究方法,登记行为的性质是准行政行为。     

也谈物权行为及其独立性和无因性

对物权行为及其独立性和无因性问题的认识,学界意见不一。文章从物权行为的概念、特征等基础理论入手,对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及无因性进行了再探讨,认为物权行为及其独立性与无因性是纯粹的法技术的构造物,进而提出承认物权行为,而不承认其独立性和无因性的观点,以期对我国的物权立法有所裨益。     

物权行为客观存在论——基于《物权法》第15条之思考

《物权法》的实施以立法的形式肯认了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但其文本未采纳物权行为理论。债权合意使当事人负担特定给付义务,物权合意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同是法律行为的下位概念。当推演构筑完整民法体系的时候,绕不开对物权行为的判断、肯定和运用;《物权法》是否承认物权行为理论是立法者可为的选择,这并不妨碍物权行为是逻辑上的应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