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国维“境界”的两个特点

王国维(1877—1927),清末民初的著名美学家。王国维的境界说,主要是在他的《人间词话》中提出来的,在《宋元戏曲考》中也有论述。王国维曾致力于康德哲学研究,因读不懂康德的书,转而研究叔本华哲学,读《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服膺于权本华哲学,并回过头来,以叔本华主义的目光重读康德。1907年,在王国维思想中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变化:他发现康德、叔本华哲学有“不可恃处”。他说:“余知其理,而余又爱其谬误。”因此认为“当今之哲学,大     

真情、真理和理想--王国维文艺价值观论略

王国维的文艺价值观具有强烈的融合性、转折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一方面坚决反对传统功利主义的文艺价值观；另一方面，他又十分重视文艺在传达“真情”、“真理”和“理想”上的独特价值和功能。这是王国维文艺思想在现代性追求上的突出贡献。     

追寻“可爱”而“可信”的存在方式－王国维文学研究的生态价值

王国维文学研究的代表作《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关涉到文艺的评、论、史三个方面。其特点是对“可爱”而“可信”的理论包括书写方式的共同探求；在文化转型时期，他的这种追求不仅具有文艺学的生态意义，同时也具备建构新型文化精神的生态价值。     

追寻“可爱”而“可信”的存在方式——王国维文学研究的生态价值

王国维文学研究的代表作《红楼梦评论》、《人间词话》和《宋元戏曲史》关涉到文艺的评、论、史三个方面。其特点是对“可爱”而“可信”的理论包括书写方式的共同探求 ;在文化转型时期 ,他的这种追求不仅具有文艺学的生态意义 ,同时也具备建构新型文化精神的生态价值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评论

《宋元戏曲史》是中国近代大学者王国维的巨作,原名曰《宋元戏曲考》,商务印书馆在出单行本时方改为此名。此书在我国近代学术史上价值甚高,现试作评论。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把《宋元戏曲史》看成是王国维“业余的著述”,未免对它重视不足。王国维因受叔本华、尼采之影响,一直将“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开拓新的学术领域为己任。他在《静安文集续编·自序二》中云:     

审美:痛苦人生的解脱之路——叔本华的美论及其对王国维的影响

叔本华是西方美学由古代向现代转型中一位重要的美学家,王国维则是中国近代美学的奠基人.正是通过王国维的努力,“从此西方的‘美学’、‘美育’等概念以及叔本华、康德、席勤、尼采等人的美学思想、文艺观点,开始为中国人所了解,所接受.”王国维早期的美学思想集中表现在他于1904年发表的《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红楼梦>评论》等重要的美学论文中.由于这一时期也正是王国维沉潜于叔本华的哲学中为之陶醉并以之“为伴侣”的时代,因此,在他的美学理论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叔本华哲学与美学思想的鲜明印痕.     

回归民族文化原本 探究中国悲剧精神——百年来“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

“中国悲剧有无”问题讨论经历了近代启蒙话语、现代启蒙话语和民族本土话语三种不同话语形态。蒋观云、欧榘甲着眼于“戏剧改良”,从戏剧类型视角提出“中国无悲剧”的问题,偏向于近代社会启蒙话语。王国维第一次把“中国有无悲剧”问题带进悲剧精神层面,鲁迅、胡适受到王国维的影响,从“国人之精神”“国民性”视角分析“大团圆”戏剧结构。熊佛西、朱光潜、钱钟书依据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西方经典悲剧理论,用西方的“绳墨”量度中国古代戏剧,认为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的悲剧。20世纪30年代以后,戏剧理论研究中的民族话语逐渐觉醒,20世纪80年代以后,王季思、张庚、陈瘦竹等学者悲剧美学、戏剧精神、戏剧形式结构等层面,回归本民族文化立场,基于中国戏剧发展实践,参证西方悲剧美学成果,揭示中国古代悲剧“悲喜相乘”“崇高”“悲愤”等美学特征,肯定中国古代悲剧的美学价值和社会教育价值。由此可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艺术,应该基于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文艺实践,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人的文艺创造心理机制,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心理机制,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成果,方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价值。     

从延安文艺新潮的勃兴到《讲话》的发表——解放区个性启蒙主义文艺思潮兴衰的反思

1941年下半年至1942年春,延安在解放区工农兵文艺主潮之外,兴起了一股短暂的文艺新潮。这一思潮承继“五四”启蒙主义思想,主张对现实、文艺的批评与反思,影响所及几乎涵盖了文艺界。对其引领潮头之作《三八节有感》、《野百合花》等的大规模批判,特别是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解放区文艺走向规范化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标志着文艺界思想趋于统一。     

论焦循对王国维戏剧研究的影响

近代大学者王国维治戏曲,深受焦循多方面积极影响。从指导思想看,焦循“夫一代有一代之所胜”进步的文艺发展史观,给予王国维深刻影响与启迪,成为其珍视元曲而撰写《宋元戏曲考》这一权威性不朽之作的理论指导和推动力;从戏曲流派观点看,王国维主张戏剧摹绘真情实景,“字字本色”,反对雕琢、虚伪,崇尚“自然”、“意境”,是在焦氏为代表的清中期以来“本色”论派理论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从审美价值取向看,王国维推重立足世界文学之林极富悲剧意义的元曲杰作,鄙薄大团圆格套,与焦氏审美观一脉相承;从戏曲研究方法看,王国维娴熟掌握了朴学大师焦循以考据学治戏曲之术,并与西学逻辑推演相互影响、制约,完美结合。王国维戏剧研究的巨大成功,多得力于焦循,又有明显的拓展和超越。     

王国维系统文艺观新论

<正> “乾坤大,霜林独坐,红叶纷纷堕。”——王国维《点绛唇》一、冰山应效 1905年,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其中第一次提出“天才”说;1907年,王国维发表《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提出“古雅”说;1908年以后,王国维在陆续发表的《人间词话》中,又提出了他最著名的“境界”说。上述三篇文字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和美学史上的开创性地位一直是举足轻重的。《红楼梦评论》,是中国第一篇运用西方文艺理论和近代科学方法来评价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论文。《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则被认为中国美学史上第一篇关于艺术形式美的专论(叶朗《中国美学史     

溯悲探美：解读《红楼梦评论》中的悲剧思想

王国维认为《红楼梦》是“彻头彻尾的悲剧”,他是运用西方美学理论评论《红楼梦》的第一人,其悲剧理论的基础来源于叔本华的哲学美学观。王国维通过“解脱说”,“优美、壮美说”,“三种悲剧说”,深刻剖析了《红楼梦》的关学价值。     

驳《为文艺正名》

《上海文学》评论员《为文艺正名》(以下简称《正名》)一文,专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以下简称“工具说”)的,可没有一个论点或论据对准了这一说法本身,根本没有将它驳倒;文风也不大好,不实事求是,连形式逻辑也不大讲。这里,我谈一些看法,错了,请同志们和《正名》作者批评、指正。诚如《正名》所说:“工具说”“在文化大革命前的文艺界就开始形成和流传”,而把“文艺”与“工具”联系起来,说文艺可以作为斗争工具的,在我国,最早的大概是鲁     

王国维的《论性》、《释理》、《原命》

陈寅恪认为王国维的三大成就之一是他“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而得到的收获。这个评价是对的。但这种“外来之观念”,王国维不仅用它来评论《红楼梦》和考察宋元剧曲史,收获最大的还是在他用西方的科学方法所作的考证古史和古文字的工作。“取外来之观念”而产生出象《红楼梦评论》这样的作品,却不是他的成绩,而是他的失败。他的成就,在于考古学和古文字学,这是他“取外来之观念”的收获。王国维也是一位中国早年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学术界卓越人物。他在学术界的成就和介绍西方学术的殷勤,均不在严复之下。他向西方寻求到的真理,并不属于他早期努力追求的康德主义或叔本华唯意志论的哲学渣滓,而是一种对于整理中国古代史料和古文     

从《摩罗诗力说》谈鲁迅早期文艺思想的意义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早期最重要的一篇文艺论文。在这篇论文中,鲁迅所阐述的关于文艺的社会功能,文艺家的责任,文艺的特点等基本观点既是这篇论文的核心,也是鲁迅整个文艺思想的核心。对鲁迅毕生的创作活动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如他在一九三三年写的《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所说的:“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文艺“为人生”这个观点正是最早在《摩罗诗力说》中提出来的。鲁迅写道:“文章之作用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故文章之于人     

试论移情作用的两个层次——兼析“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提出了“境界”说及“造境”、“写境”、“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等一系列美学概念或范畴。这些概念或范畴来源于王国维对中西方文艺—美学理论和中西方文艺创作实践的综合研究,无疑具有深刻而丰富的涵义。但由于王国维在词话中往往采取以诗、词喻理的传统写作手法,所以基本上只是给人们提供了理解这些概念或范畴的具体例证和入门钥匙,两并未作出明确的定义和详细的界说。这样,就使得人们在分析、理解这些概念或范畴时,由于理解的角度、分析的方式不同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尤其是涉及“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时争论就更大了。已有的分析研究可说是各有得失,本文于此也     

诗的美学理论——“境界”说——读《人间词话》札记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以下简称《词话》)是晚清以来论词的较有影响的著作之一,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境界”说是其核心。他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境界”说虽非王国维首创,但“根本”论的提出却是他的贡献。一九○八年王国维亲自整理出版的《人间词话》的第一     

侯李结局辨析——读《桃花扇》小札

令侯方域和李香君双双人道的结局安排是孔尚任作《桃花扇》的最得意处之一.孔尚任自称:“有始有卒,气足神完,且脱去悲欢离合之熟径,谓之戏文,不亦可乎?”并且对顾天石之改写为《南桃花扇》“令生旦当场团圆,以快观者之目”表示不满,“未免形予伧父,予敢不避席乎?”梁廷 在《曲话》中也认为:“《桃花扇》以‘余韵’折作结,曲终人杏,江上青峰,留有余不尽之意于烟波缥缈间,脱尽团圆俗套;乃顾天石改作《南桃花扇》使生旦当场团圆,虽其排场可快一时之耳目,然较之原作孰优孰劣,识者自能辨之.”     

王国维的“真”与“浑”──《人间词话》读札

王国维说：“文学之工不工，亦视意境之有无，与其深浅而已。”（见《人间词话附录·人间词乙稿序》，以下简称《乙稿序》）王氏认为，衡量境界有无的标准是“真”，而衡量意境深浅的标准是“浑”。下面就对王国维衡量境界有无深浅的这两个标准谈些看法。一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云；“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作品中怎样的景物才称得上是“真景物”呢？依王国维，“真景物”的标准有二条：第一，作品中所描绘的景物必须真切鲜明，富于直观性，即王氏所说的“不隔”。何谓“不隔”？“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     

正视颓废主义审美影响 强化文艺批评职能——“《20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研讨会”综述

中国社会主义文艺学会、安徽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4月29日在北京联合举办了“（20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研讨会”。原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著名诗人贺敬之同志因故未能到会，但他对研讨会的召开极为关注并表示支持。会议由原中宣部文艺局局长梁光弟同志主持。到会的既有郑伯农、陆贵山、董学文、涂途、李正忠、徐非光、苟春荣等老一辈著名文艺评论家，也有《文艺理论与批评》主编陈飞龙、《文艺报》副主编张陵、《文艺报》理论部主任熊元义、文化部《艺术年鉴》副主编祝东力等一批中青年学者，《20世纪末中国文学颓废主义思潮》的作者张器友、吴家荣、唐先田等，安徽高校、社科院的部分理论工作者黄书泉、李传玺等也应邀到会。     

从王国维人格美育思想探析《镜花缘》女性形象

《镜花缘》塑造的女性形象具有强烈的美学意义,分析了小说《镜花缘》塑造的女性形象与王国维的人格美育观的某种内在联系和可比性,认为,以“完全之人物”为核心的王国维人格美育思想,主张通过学习知识、强化意志、升华情感、强健身体等方面来塑造完美的人格,而小说《镜花缘》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与王国维人格美育理想下的人物在客观上是一致的。从接受美学的角度上说,将《镜花缘》中的女性形象放在王国维人格美育思想的语境下分析,是对小说审美意蕴无限生成可能性的合理解读,具有学理性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