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理最大"--兼谈宋人对于"祖宗"形象的塑造

有关"道理最大"的对话之意义,在于它反映出当时决策层施政措置中明显的理性趋向."道理最大"说建立起一种独立于君主欲念之外的客观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君王至上"体制的一种精神限制.而经士大夫筛选,寄托着他们理念的"祖宗之法"则在很大程度上折射出士大夫阶层对时政的不满与变更的愿望.     

"法律人"与"经济人"的比较分析

从不同的视角考察,理论和现实中的"法律人"和"经济人"在具备共性的同时存在较大差异.比较分析这些差异,可以清楚地看出二者不同的职业特征."法律人"与"经济人"虽然职业特征不同,但在追求自身特性的同时,也在呼唤着共同的社会伦理.     

"愚忠"与武侠的亡命精神

江湖与侠客在古往今来的武侠小说中都有必然的联系,但江湖社会大都是小说家以自欺欺人的方式"心造的幻影".宣传"愚忠"与"义气"的"三国气与水浒气",是武侠小说的主要内在精神.     

略论"三个有利于"与"三个代表"的关系

本文从三个方面论述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与" 三个代表"思想的关系两者都是在国内外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体现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时代特征;两者的提出,体现了我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开创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境界的宏伟气魄;两者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和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问题上表现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理论整体,体现了理论上一脉相承的关系.     

狯胡与哒

据<晋书>记载,在西域焉耆、龟兹一带,公元3～4世纪存在着一个叫"狯胡"的部族.关于其族属,有学者认为"狯胡即是羯胡";亦有学者以为"狯胡"可能是北匈奴余部.笔者通过对"狯胡"人口规模、武器装备、生存策略和族名等方面的分析,认为他们可能与后世的(口厌)哒存在族属同源关系,并因之对(口厌)哒早期历史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康巴、"东蛮"与宋朝的历史关系

在藏汉民族关系史的研究中,对康巴藏族和川西南藏族("东蛮")的研究是个薄弱环节.本文论述康巴、"东蛮"与宋朝的历史关系,有助于加强这个薄弱环节.作者根据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及亲临实地的访问记录,对"东蛮"的族承进行了定性研究.     

解读《西厢记》之"主脑"--诚信

诚信是元杂剧《西厢记》的"主脑",王实甫在剧中以张生与老夫人、张生与莺莺为主体的戏剧冲突中分三步刻画了张生诚信的个性特征,由此表现出全剧诚信的"主脑".这一"主脑"定格于作品所产生的那个具体时代的历史支点上,它作为一种传统的优良道德准则和民族性格而具有重要的思想文化价值与实体性普遍意义.     

中国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与"教育反贫困"战略的选择

本文提出的问题是"在'十五'计划中期的中国西部农村,哪些特征因素影响农户的贫困状况?选择什么样的反贫困战略?"通过对2004年2至4月进行的大型调查的分析研究,我们将贫困线设定在每人每年637元的收入水平,得到了西部农村贫困人口的基本估计.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分析的结果表明,西部地区农村产生贫困的主要原因是"教育贫困"和自然环境、经济结构、历史因素等构成累积的贫困恶性循环.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选择"教育反贫困"战略.本文立足于这一点,对中国西部农村"十一五"期间"教育反贫困"战略的实施问题进行探讨.     

近代小说叙事中的"有我”与"无我”

王国维论诗有"有我之境"无我之境”之说.在诗歌中,"有我”易于抒情,所谓"以我观物”,带有明显的作者主观色彩;"无我”则纯为写景,所谓"以物观物”,作者不介入,却有利于读者身临其境,实现物我交融.小说亦与此相类.近代小说中"有我”之作品大多有强烈的主观意识,说教色彩浓厚,但艺术感染力稍逊."无我”之作品纯以客观之笔表达作者的创作意识,含蓄蕴藉,耐人寻味.     

列宁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确实源于"直接过渡"的思想--与俞良早教授商榷

通过对列宁关于"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形成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它是源于列宁"直接过渡"的思想的.这也使我们在研究列宁思想中从实际出发,客观公正地看待伟人的思想发展脉络,从而指导我们现在实践的发展.     

张戒《岁寒堂诗话》中的“意”与“味”

张戒《岁寒堂诗话》这部著作中,存在着以“意”、“味”论诗的现象。“意”和“味”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中有不同的含义和价值,特别是在《岁寒堂诗话》中,“意”着重于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味”着重于诗的审美情趣。在两者之间,张戒更强调“意”。     

“一介之使”再辨——兼谈量词“介”的发展

上古汉语“介”有名词和量词两种用法。《史记》“一介之使”是“一个普通的使臣”的意思，“介”为量词，有“微小”的内涵。作“宾方传话人”、“副使”解的名词“介”是与古代聘问制度相关的语词，其内涵随着这种制度的发展变化而变化。量词“介”可能来源于名词“介”。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研的思考

抗战大后方歌谣调查研究是针对抗战大后方历史的一项基础性专题文献考察探索。一方面,用历史眼光来探析抗战大后方歌谣不断演化的历史概念;另一方面,从历史文献保护的视角来探讨抗战大后方歌谣文献整理的紧迫性、必要性及其开发利用的历史需要和时代需要。同时,论述了抗战大后方歌谣的政治威力、艺术魅力等历史影响,并揭示出抗战大后方歌谣搜集整理与研究探讨中出现的词曲分离、视野屏蔽等问题。     

从朝鲜族歌谣看中国与朝鲜半岛久远的文化底蕴

中国朝鲜族民间歌谣历史久远,自公元1世纪开始,汉字伴随儒家文化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民族创作的民间歌谣就与汉文化相互融合,从歌谣表现的各种内容、形式反映古老中国人民与古代朝鲜人民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方面,表现在文化层面上的融合还是源远流长的。     

孕育于古老蛮荒的一枝奇葩──梅山歌谣初探

梅山歌谣是湖南省中部娄底地区的新化县和益阳地区的安化县一带的一种民歌体裁,历史悠久,风格独特,而且影响巨大。梅山歌谣起自远古,经过发展变迁,形成了多种类型,表现出多方面的艺术特色．     

海南黎族歌谣形式的演变

海南黎族歌谣因受文化、经济、语言的影响,其形式已产生一些演变。     

钱钟书“如出两手”说辨析——嵇康《家诫》与《绝交》二书的文风差异与思想矛盾问题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嵇康《家诚》与《绝交》二书“如出两手”之说。诚然,《家诫》与《绝交》二书在创作机缘、文体风貌与思想义涵等方面宛然有别,但其道德立场、人伦理念与玄学态度则并无二致,“如出两手”与“同出一手”并不矛盾。《绝交》二书中的清高简傲是嵇康本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家诫》中的世故圆融则是其人伦理想的高调追求。清高简傲与世故圆融体现了嵇康性格的多面性,性情流露与人伦追求则展现了嵇康思想的复杂性。这些多面性和复杂性辩证统一地展示了嵇康的丰富心灵。     

黄遵宪的“民歌情结”及其与诗歌创作的关系

黄遵宪是近代杰出的诗人,他受到过民歌的熏陶,自幼喜爱民歌,他还主张搜集民歌,研究民歌,是我国近代民间文艺学研究的先驱。他进步的民间文学观和“民歌情结”对他的诗歌创作有着较大的影响:一、黄遵宪善于吸取民歌的营养,为自己的创作注入了新的活力;二、他吸取民歌中的“情真”说,主张写诗要情真、意真、抒发我之心声;三、“民歌情结”赋予黄遵宪部分诗篇以民歌风味。他晚年的创作及其对“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也鲜明地受“民歌情结”的制约。     

媒体·性别·抗战动员——以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副刊《妇女界》为中心

20世纪30年代,《世界日报》的《妇女界》副刊在金秉英的主持下,积极应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与作者和读者一起探讨并提出一系列救国方案,旨在动员女性积极投身抗战。为了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妇女界》与北平中华妇女救国十人团等女性团体联合,出版专号,实现双赢和多赢。《妇女界》的编者不仅从事舆论宣传,而且采取行动,直接参与支援前线的活动,赋予抗战动员以性别意义和时代特色。     

王勃佚诗及其兄弟关系考

《韵语阳秋》中存有王勃的两首佚诗（或其片段）：《自乡还虢》和《诫劫劝》。王勃共有兄弟十二三位之多,但有姓名可考的只有八位。王勃与诸位兄弟之间极其友爱,但根据这两首佚诗传达出的信息,王勃之弟劫、劝可能真如《韵语阳秋》的作者推测的那样曾经闹过矛盾。为了处理兄弟之间的矛盾,王勃以《倬彼我系》来宣扬家族精神;以《诫劫劝》直言劝告劫、劝;以《送劫赴太学序》号召兄弟们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最后以《自乡还虢》表达了兄弟们之间应该像花萼和花朵一样亲密相依。其增强兄弟关系,处理兄弟矛盾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