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规范主义和经验主义——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思想探析

西方有关合法性研究的历史源远流长,自古希腊以降,合法性研究经历了从古典规范主义到韦伯式经验主义的范式演变。哈贝马斯对这两种合法性范式都不甚满意。在检视了这两种范式的发展脉络与缺陷之后,怀着超越古典规范主义和主流经验主义的学术抱负,哈氏提出了合法性理论的第三种范式——“重建性”合法性。在他看来,政治秩序合法性必须以自由平等公民之间的理性反思与辩论商谈为基础。综观哈氏的“重建性”合法性范式,其实质即是一种植根于理性的话语论证过程之中的“程序主义合法性”。     

多元价值反思中的西方合法性理论

西方合法性理论发展到现代已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经验主义与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研究范式的分庭抗礼,也已持续了数个世纪。无论是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对“统治绩效”与“行政效力”的关注,还是规范主义合法性理论对“价值规范支撑”与“统治权利论证”的重视,西方的政治思想家们都面对了一个无法轻易克服的理论困境,即“西方价值中心主义”。合法性理论在现代的规范主义回归已经成为该理论今后发展的基本趋势,但如果理论家们还是带着西式眼镜看待这个世界、观察合法性问题,那么,他们所看到的就不仅仅是所谓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危机了,而是西方文明的危机     

重塑中国政治合法性基础的必然选择

合法性概念经历了从韦伯的经验主义到哈贝马斯的重建性合法性理论的思维历程。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不同时期诉求于不同合法性基础。党现时的合法性基础已经面临巨大危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构制度合法性基础是政治文明发展的客观要求。权力体制民主化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价值理性与韦伯式官僚制构建——基于英普比较的历史视野

在韦伯的官僚制思想中,官僚化意味着行政方式逐渐摒弃特殊主义色彩,更具普遍主义特性。韦伯也认为,普遍主义所带来的差异的拉平,可以促进官僚化进程。然而,韦伯在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论述时,选取的案例是君主专制的普鲁士,而不是政治平等程度更高的秉承议会主权的英国,这里似乎出现了理论与案例的“错配”。通过韦伯官僚制理论中这一“案例错配”问题为切口,揭示了韦伯官僚化理论中隐而未彰的官僚化实际产生条件,以及价值理性对维系官僚制的重要意义,从而帮助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韦伯的官僚制思想。最后,对价值理性和官僚化进行总结与讨论,为进一步认识韦伯的政治思想提供启发。     

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在西方:一个文献综述

“合法性”这一范畴自20世纪初德国学者马克思·韦伯首次提出并加以系统研究以来,已经成为现代政治分析的关键术语。西方学者们就合法性内涵、合法性基础、合法性功能、合法性危机、合法化途径等多个方面,从各自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思考,见仁见智,众说纷纭。     

权力合法性的概念及历史演变

目前国内学界经常提到合法性的概念,但是合法性的内涵外延仍界定不清。本文主要对西方语境中的合法性概念进行一番梳理;同时阐述合法性理论的历史发展。判断权力合法的标准,最初是“客观秩序”,启蒙时代发展为个人同意,从而奠立了古典民主理论的基石。其后,韦伯等人对合法性理论的发展中断了对合法性规范主义的探索。哈贝马斯对此展开批判,认为晚期资本主义出现了合法性,这也就是西方语境下的“民主危机”。     

浅析韦伯学说中的“正当性”

我国曾长期将韦伯的“正当性”概念理解为“合法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我国当代政治的合法性理论。实际上，韦伯学说中的“合法性”只是“正当性”的来源之一，同时也是三种支配类型中法理型支配的正当性表现形式。韦伯没有将唯一的现代性支配类型——法理型支配作为一种区别传统型和卡里斯玛型支配的异质性支配形式，相反，他将法理型支配和传统型支配共同划分在恒常性支配结构当中，强调的是卡里斯玛型支配的特殊性和必要作用。韦伯认为，卡里斯玛型支配可以化解当代法理型支配造成的行政僵化危机，所以，韦伯反对让合法性成为唯一的正当性来源，他投向以法理型支配为主导的现代性政治的是一种质疑且忧虑的目光。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来源与发展

西方现代科学主义思潮的核心内容是科学理性精神。科学理性精神最早起源于古代希腊,在近代有了长足的发展,以至产生了怀疑主义、经验主义、理性主义和科学唯物主义等多种表现形式。到了现代,科学主义又以实证主义、经验批判主义、逻辑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等形式出现。它不仅深深影响着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而且对许多后起的现代化国家和民族产生了重大影响。     

传统中国的政治合法性思维析论——兼及恩宠政治文化性格

中西方政治文化的差异之一是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不同。西方以思辨理性为主,中国则表现为浓重的信仰理性。中国上古三代时期的政治合法性思维具有鲜明的原始宗教信仰因素,春秋战国时期提升了其中的理性认识,至西汉时代则达成了政治信仰与政治理性的高度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化信仰理性的政治合法性思维特点,以及相关的恩宠政治文化性格。恩宠政治文化性格主要表现为,浓重的政治信仰促成了强势的政治权力崇拜;人们的最佳生涯规划是介入体制,获得君权恩宠,分享权力与利益;以及在社会层面的政治情感、心态等深层结构中,形成了遍在的"造神"情结。这些特点的影响在当代中国仍然存在,需要予以关注。     

政治合法性:内涵厘析与特征初探

自20世纪初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合法性”这一概念以来,合法性已成为现代政治分析话语谱系中的关键术语与核心范畴。通过对合法性理论脉络的梳理,结合规范主义与经验主义两种分析范式,从法律形式、价值实质、社会心理、政治能力等四个层面对的涵义进行厘析,不难发现,合法性具有历史性与发展性、可求性与流变性、主体结构的梯次性、基础的多元复合性等四大主要特征。     

韦伯理论的局限及其在中国的误用

韦伯“一般过渡理论”和“三个理想权威模型”的概念范畴,不具备对中国社会和政治权威作合理解释的效力。其“理性”是狭义的,其“法制统治理想类型”的模式化缺乏严格定义。中国政治不是西方那个攫取权力的角逐概念,是料理社会、人世事物。一个治理者的政治,取决于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和实行什么样的政策。中国的法,多是处理政事的具体办法或指导性规则的概念。实在经验中不存在这样的“理想类型”能表述的事情;关键不是理性不理性,也不是“魅力”还是“理性法制”,问题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人,把攫取利润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是这个目的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其他社会区别开来。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理解韦伯的社会学思想

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元范畴 ,是贯穿韦伯社会学的中心线索。在具体的分析中 ,韦伯用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关的“形式合理性———实质合理性”及“责任伦理———意图伦理”的范畴 ,描述资本主义在经济、法律、政治以及精神领域的合理化 ,揭露了工具理性吞噬价值理性所产生的现代性问题。     

基于社会治理创新的现代官僚制再设计

现代官僚制的合法性稳固无疑是社会有效治理实现的重要基础。韦伯根据其形式合法性理念对现代官僚制进行了构建,认为理性设计下的现代官僚制能够满足现代社会中法理型权威的理性统治需求。然而,20世纪中后期以来,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基于理性设计的现代官僚制出现形式合法性不断丧失和实质合法性缺失等问题,其合法性危机不断扩散。目前,中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期,中国官僚制度改革的设计理念仍存在缺失现象,只有正视官僚制合法性获取中的价值维度,通过将理性设计的合理思想与社会设计理念相融合,强调基于公共利益的全局意识,获取实质合法性,方能稳固其合法性基础。     

对理性官僚制批判的反思

自从韦伯提出官僚制至今,这种理论不断被批判,摒弃官僚制的呼声越来越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也适应时代的变化,进行了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但是我们到底应该如何对待理性官僚制：是响应西方国家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进行摒弃,还是立足中国国情,理性分析理性官僚制,在中国对理性官僚制进行调适性完善？本文结合理性官僚制的理论和我国的具体国情作了初步的具体阐释。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公共理性的另一种论证方式——布鲁斯·艾克曼对政治自由主义的发展

罗尔斯从无知之幕出发,在《政治自由主义》中进一步探讨了公共理性的问题.对此,另一著名的政治、法律学者布鲁斯·艾克曼教授提出,公共理性的合法性基础并不一定要建立在无知之幕背后,自由主义国家的公民还可以藉由“太空飞船”式的思想试验,通过中立性对话形成他们的共识.这样的对话公共理性也实现了政治自由主义理论“自由站立”的基本要求.     

论政治的合法性原理

合法性理论是政治学的关键性命题之一。把合法性等同于社会公众对政治系统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 ,代表当代社会对合法性概念的最一般、最普遍的认识。马克斯·韦伯从经验分析出发 ,提出了三种类型的合法性基础理论。哈贝马斯提出了重建性的合法性理论 ,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文章探讨了合法性与政治角色、法律、有效性、合利性和合道德性等的关系 ,分析了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及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基础的问题 ,指出 :中国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 ,必须保持政治稳定 ,必须克服目前已经萌芽并且有可能扩大的合法性危机。     

韦伯合理性理论评议

韦伯将黑格尔的理性概念改造成合理性概念 ,并赋予合理性概念以社会建构之意义 ,他把“现代性”等同于“合理性” ,将“现代化进程”等同于“理性化过程” ,从而把狭义上被看作是人的思考能力的理性拓展到人的行动和历史、社会等现实领域 ,成为人的行动及社会所具有的特性 ,以说明西方现代性的演进及其本质。韦伯合理性理论对现代性的诊断已经成为西方现代性话语的转折点 ,在他之后的现代性理论大都对他的理论有着一种“路径依赖”关系。     

政治认同及其在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分野

政治认同是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由于在政治认同形成的基础、途径等方面的差异 ,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形成了两种对应的政治认同观。这两种观点可归纳为 ,以理性选择和个人自由为基础 ,通过个体认同达到政治认同的理性理论以及在民族情感和个性自律的基础上 ,通过民族认同实现政治认同的情感理论。面对 2 0世纪后期出现的政治认同危机与偏移 ,罗尔斯试图用政治自由主义理论整合上述观点以完善政治认同理论 ,他认为在竞争性社会多元环境中 ,人们惟有借助公共理性在公共领域形成观念重叠和政治认同 ,才能实现理性而公正的和秩序良好的民主社会。     

社会团体的合法性问题

中国的社会团体在近 2 0年的发展中表现出与秩序的复杂关系。本文从韦伯和哈贝马斯等人关于合法性的理论引申出一组分析社团兴起和运作的操作概念 ,分别从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释社团何以能够在与法律不一致的情况下“正常”地存在并开展活动 ,最后探讨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以法律合法性作为核心整合社会合法性、行政合法性和政治合法性以便要求社团具备充分合法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