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王朝国家结构探论

西周王朝和四土诸侯通过宗法分封制和畿服之制的原则和精神 ,初步建立起颇为严格的等级秩序和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早期模式。各封国诸侯代表天子对其他封地进行治理 ,同时向天子履行朝贡、从征等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义务。西周王朝统治者正是依靠这种逐步确立但仍具有一定原始性的中央和地方关系 ,加强西周王朝与四土诸侯之间在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 ,从而不断巩固和完善以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等级秩序和发展中的国家结构     

从天子、霸主、诸侯的关系论共主政治秩序在东周的演变

东周会盟争霸的结果是形成了“天子——霸主——诸侯”这样的新的等级秩序关系,这既是对西周共主政治秩序的继续和发展,更是对它的否定,并且为先秦共主政体的早期国家形态向秦汉以后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成熟国家形态过渡准备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条件,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商代前期：部落联盟共主向方国联盟共主的过渡

商代社会发展,可分为前后两期。在商代前期,商民族在整个部落联盟中的共主地位实际上不很稳定,其王权继承制仍保留较多的氏族社会特征,其活动中心又不断迁移。由此判断,商代前期的后半段,中原各部落也开始逐步向方国发展,商族也就由部落联盟共主转化为方国联盟共主。总起来看,商代前期是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时期。     

商代国家性质申论

有学者认为商朝是方国联盟,从甲骨文“比”字与多王的分析看,这一结论的证据并不充实。从商代的王与诸侯的权力与义务、商文化在大范围内的统一性、商周交替之际表现出的对商王朝共主地位的承认看,商王朝已经是一个集权国家,而不是方国联盟。     

论周代王权与中央集权化的统治形式

周人靠征服代替商王朝而成为天下之主，又靠分封诸侯“封建亲戚”而使夏商以来的国家政体发生了转变。 殷代的国家政体是方国联盟制，商王不过是“诸侯之长”（１），诸侯方国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关系；而周代靠封建诸侯而形成了统一性的中央王朝，形成了初步的有向心力的中央集权化政权。这时天下的土地、人民均属周王所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小雅·北山》）；周王已具有控制政治军事的最高权力：“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这种政治体制新格局是商代方国联盟制时期所不曾有的，而这又恰恰是成康时代的分封制所带来的新变化。周代时期初步建立的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与秦汉以来的中央集权制有很大区别，但又与殷商时代方国联盟的政治形式显然不同。周王朝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了王权，形成了中央集权化的政治形式，为秦汉以来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出现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周代王权的加强与中央集权化现象至今并未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因而是值得我们注意并加以研究的。     

夏代早期国家结构探析

本文结合有关文献材料,从夏代国土结构研究入手,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夏王朝的构造及夏后氏与邑外侯伯之间的关系作了一番深入细致的考察。作者认为,夏代国家既不同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同时也非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奴隶制国家,它是早期共主制政体下以夏后氏为共主,并以万国诸侯初具原始性的从属关系和相对松散性、不稳定性为特点的早期政权。     

周秦的社会变迁、思想调适与中国传统社会

以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来看,中国古代文明是一个社会形态未发生根本质变的传统社会.周秦之间的社会变动,只是夏商时代部落方国相对自治的社会格局因西周"封建诸侯"的殖民统治、民族融合、文化同化,而被整合成一个民族与文化共同体的结果;而"独尊儒术",则是在大一统格局形成过程中思想调适的最终产物.然而,这是一个只有社会静力学设计、缺乏动力学认识的文化系统,它在"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的支配下走向僵化,终于导致了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     

儒家文化的历史生成

出于治理黄河的需要,华夏先民们在没有铁质农具从而私有制并不发达的情况下,借助氏族社会的血缘关系,以部落联盟的形式建立了早期的国家政权。尽管夏朝废除了早期氏族社会以推举、禅让来延续权力的民主制度,形成了以血缘因袭王位的世袭制度,但其内部的权力继承制度尚不稳固,其血缘关系也很难渗透到十一支姒姓氏族以外的部落群体。继之而起的商朝将游动不拘的部落联盟演变为相对稳定的方国联盟,从而加强了地域-血缘的稳定联系,并用制度化的血缘继承关系改变了夏代"有王与无王"的混乱局面。但商朝诸方国之间的血缘关系仍然是外在的,其内部的权力继承尚存在"兄终弟及"和"父死子继"两种形式。以周公为代表的西周统治者在充分吸取夏、商两代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立了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并通过分封诸侯的形式使王室的血缘关系渗透到整个国家的势力范围,再通过"制礼作乐"来维护和巩固这种"家国一体"的社会形态。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从亲子血缘关系出发,以"爱有差等"来论证"礼有别异"的儒学诞生了。     

大禹时代“执玉帛者万国”与天下治理

大禹时代是中国历史转型的重要时期,标志是作为“诸侯之长”的部落-方国联盟盟主之位,由选举变为世袭,进入了最早的王朝阶段。大禹通过治水将“夷夏-东西”沿线各地方国、部族的政治、经济力量进行整合,再结合征三苗等战争行为,创建了中国最早的国家,成了夷夏联盟天下“诸侯”的盟主。《左传·哀公七年》描述夏禹时期诸侯会盟,“执玉帛者万国”,大禹甚至拥有了诛杀防风氏首领的大权。体现在礼乐制度,就是广泛分布在中国各地的二里头式牙璋等礼器和传说“铸九鼎”的规制。此一时期,早期王朝虽然建立,制度雏形已然推广,甚至出现了早期封建的萌芽,但各异姓部落、方国的内政仍旧是高度自治的,如当时平行存在的商、周二族基本可以做到各行其是。大禹体制在统一联盟与地方共同体自治方面,达成了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平衡。     

"祭不越望"探析

<左传>中的"三代命祀,祭不越望"不是三代一贯的,它是西周时天子诸侯在祭祀权上的区别.天子祭祀的神灵没有局限在王畿范围内,这是三代贯之的;西周以前,方国部落并没有清晰的"祭不越望"观念,西周建国才把"祭不越望"当成诸侯的祭祀规则,形成制度,折射出段周之际社会结构的变革.周王室衰微,"祭不越望"之礼也随之废弛.     

宗法今解——兼与杨宽先生商榷

要研究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必需研究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杨宽先生《古史新探》(以下简称《新探》)一书,从三礼探讨西周、春秋社会政治制度。拜读之下,有很多感想,现以宗法制度为例,提出来与杨宽先生商榷。《新探》“试论西周春秋间宗法制度和贵族组织”章中,谈宗法制度的,有这么一段话:“按照宗法制度,周王自称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称为天下的大宗,是同姓贵族的最高族长,又是天下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天下的权力。天子的众子或者分封为诸侯,君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对天子为小宗,在本国为大宗,是国内同宗贵族的大族长,又是本国政治上的共主,掌有统治封国的权力。诸侯的众子或者分封为卿大夫,也由嫡长子     

群落与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在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中,方国的出现是十分重要的标志,而从分散的聚落向方国的演进过程,则是其最为重要的环节.从聚落群内诸聚落关系的演化到群落的出现,从群落组织体系的形成与群落权力的实现,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道路,既不能简单地用部落与部落联盟理论解释,也不能一味地套用酋邦理论,而是应当立足于从群落向方国的演进实际,探讨早期中国特有的文明发生之路.     

皇皇巨著 嘉惠学林——《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读后

先秦史专家王晖及其团队于2022年10月在三秦出版社出版的《周王畿——关中出土西周金文整理与研究》,详尽搜集整理了关中地区出土的西周有铭青铜器与金文资料,兼及周王朝宗法宗庙制度、礼仪与政治制度、军事教育文化、周原金文与族属、周王朝与内外服关系、外服制诸侯方国金文等六个问题的专题研究,内容丰富、论证鞭辟入里,充分发挥金文资料在证史、补史、纠史方面的最大功用和史料价值,可谓藉助金文资料探索西周王畿地区历史文化的助推器。     

甲骨文所见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关系研究

甲骨卜辞材料显示,商代族氏联合与联盟的形式有族氏联姻、对外军事联盟、内部政治联合三种。其中,对外军事联盟分为三个层次,以商与侯伯、方国之间的联合较多;内部政治联合分为三种类型,以王族、多子族与其他族氏的联合较为常见。这些不同形式和类型的族氏联合与联盟的存在,表明商代的族氏外部关系具有平等合作的一面,商代社会结构具有较明显的族氏联盟色彩。     

政治冲突、政治整合与政治秩序论纲

政治秩序、政治冲突与政治整合是一个相互作用和影响的互动体系,他们之间构成一个“冲突—整合—有序—再冲突”的螺旋发展过程,其中政治冲突是问题,政治整合是手段,政治秩序则是前提和目的。厘清三者关系,对维系与发展现有的政治秩序是大有益处的。     

《禹贡》五服制与夏代政治体制

五服制是《禹贡》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分析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夏商周三代文明具有传承性的特点,可以看出《禹贡》五服制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它反映了夏王朝与周边与国、部落及部落联盟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关系,并且这些关系具有原始性、不稳定性、非对等性等特征。     

邾鲁文化的渊源与形成

邾,又称邹,是一个古老的东方部落方国,西周初年所封的鲁国乃古代东方的奄国之地。两国域内著名的"汶阳之田"与"泗西之地",孕育出光辉灿烂的古老东方文明。这一文化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岳石文化与晚商文化的冲击、西周文化东渐与邾奄文化的交融、春秋人文思潮与邾鲁文化的形成。随着历史的变迁,这一文化逐渐向其他地区传播与蔓延。     

武丁时期伐缶方战役的时间排谱——兼论商周时期的纳贡

缶、(冖西)与基方是处于殷西且相距不远的3个方国。在武丁前期和中期的一段时间里,缶方一直臣服于商王朝,并向商王朝纳贡。但在武丁中期,当商王朝征伐(冖西)方时,要求附近的缶方就近为作战的商军提供粮草,而缶方并没有执行命令。因此,商王朝在打败(冖西)方后又对缶方发动了战争。缶方力量较弱,无力抵抗商王朝的进攻,故缶方又与附近的基方组成联盟,共同抵御商王朝的进攻。不过缶方最终还是战败了,并且遭到商王的严厉惩罚。在这之后缶方再次臣服于商王朝,并对其纳贡。这说明商王朝与臣服方国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臣服方国的纳贡来维系的。     

春秋丧葬礼研究——《左传》变礼研究之一

学界研究《左传》礼制,将其作一整体看待,失之粗略,不利于梳理西周礼制从春秋到战国初的演化情状。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变化,西周王室衰落,作为维系宗周社会稳定的种种制度,尤其是礼制出现与周礼相异的变礼,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晋文公去世为界将春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较多承袭西周礼制,后期变化较大。春秋丧葬礼主要涉及敛奠礼、奔丧礼、安葬礼,以及与丧葬礼密切相关的丧服。总体来说,涉及对周王的丧葬礼仪有降等趋势;涉及一般诸侯或其他贵族的礼仪则保留为多,但也有部分呈降等趋势;而对大国强国所行用的丧葬礼仪,有保留西周礼仪等级乃至提升等级的情况,显示出霸权政治下礼制变化之特色。     

殷商宗法制简议

殷商有无宗法制?我国古代宗法制是西周开创的,还是如孔子所说:经过夏、商、周的因、损、益?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存在着异议的问题,本文仅就殷商宗法制作一简要的论证。依据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共同规律,以父权为核心的宗法关系是伴随着父系家长制家庭公社的形成而形成的。父系家长制家庭公社虽已区分为自由人与非自由人,但仍是一血族团体。血族成员之间虽由于父权的出现而失去了原来的平等关系,但在经济上仍保存着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生产和共同消费的关系。家族公社是氏族公社的分枝,氏族之上有部落,部落之上还有部落联盟等血缘团体,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由儒、墨显学所传颂的尧、舜、禹“禅让”时代,即相当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