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伟俊教授与中国现代史研究

吕伟俊教授与中国现代史研究吕伟俊教授，１９４１年生，山东成武县人。１９６５年由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现为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系教授、中国现代史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史学会副理事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吕伟俊教授学识渊博，...     

乔伟教授与中国法律史研究

<正> 乔伟教授1932年生于黑龙江省林甸县。1948年参加工作,任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秘书、政报编辑。1951年人吉林大学法律系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1983年受聘来山东大学。现任中国法律史学会副会长,中国法制史研究会第一副会长,山东省法学会副会长,山东省经济法研究会副会长,山东大学校务、学术、学位委员会委员,《文史哲》编委,法律系主任,法学研究所所长,山东省人民政府法律顾问,山东大学校长法律顾问,南开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兼职教授、研究员等职。乔伟教授以精通法律与中国法律史而著称法学界。他执教之初曾致力于宪法、民法、诉讼法的研     

齐涛教授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齐涛教授与中国古代史研究齐涛教授，１９６１年出生，江苏丰县人，１９７８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１９８８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１９９１年为副教授，１９９３年晋升为教授，１９９５年被评聘为博士生导师，是国内有一定影响的青年史学家之一。齐涛教授曾师从王仲荦...     

王仲荦教授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正> 山东大学历史系王仲荦教授,是研究我国古典文学、古代史的著名学者,而尤以治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著称。他生于1913年,浙江余姚人。早年在上海读书,并师事章太炎,从事文史学的研究。1938年,任太炎文学院院长室秘书主任兼教授,担任中国通史教学。1942年,在重庆中央大学国文系执教,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中央大学迁到南京。1947年暑假以后,受到山东大学中文系的聘请,1952年又转到新创建的历史系工作。王仲荦教授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主任、校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文史哲》编委会副主任、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史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古籍整理小组成员、国     

卢振华教授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正> 卢振华教授,字南乔,湖北红安人,生于1911年1月8日,1937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相继在湖北恩施列山中学、恩施高中、重庆北碚编译馆工作。1946年来山东大学历史系执教,任副教授、教授。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著名学者,曾任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讲授秦汉史、秦汉思想史,著有《秦汉史讲义》、《山东古代科技人物传》、《论战国秦汉的社会性质》等。     

王先进教授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正> 王先进教授,字东野,1906年生,山东菏泽人。1930年考入青岛大学补习班,嗣因倾慕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学术自由的办学方针,又考入国立北京大学教育系,辅史学系。毕业后曾任山东省     

田昌五教授与中国古代史研究

<正> 田昌五教授,河南人,1925年生,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曾任北京大学团委副书记等职。1956年调中国社科院历史所,1978年任研究员,1986年被评为博士导师。1987年调来山东大学,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导师、山大历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博士导师、西北大学兼职教授、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副会长等职。田先生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30多年,成绩卓著,出版了《王充及其论衡》、《中国农民革命史》(第1卷)、《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古代社会断代新论》、《古代社会形态析论》、《历史学概论》、《论衡导读》、《中国原始文化论集》(与石兴邦教授合编)等专著;发表论文百余篇;主编《华夏文明》系列专集(已出版2辑);郭     

中国现代史研究的热点与走势

中国现代社会历史是以政治为轴心展开的。故而,政治史一直是史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当前,在政治史研究继续扩展的同时,社会史、文化史和区域史的研究亦呈风靡之势,关注点也由宏观转向微观和个案,且研究领域继续呈扩大趋势。近年来,在历史研究领域出现的对学术问题的论争,或是源于对资料引用或理解的不同,或是因时代变迁后审视的角度发生了变化,或是因研究方法、思维方法乃至史观不同所致。目前,学术研究的无国界性以及多元化的观念和研究方法已在学术界获得广泛认同,在此种境况之下,人们的历史意识开始发生深刻变化,由此便直接影响到对问题的看法。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方法、取何视角,忠于历史事实始终都是史学研究需遵循的一个不能背离的基本原则。     

徐鸿修教授与先秦史研究

<正> 徐鸿修教授,1936年生,山东烟台人,1956年考入山东大学历史系,1960年毕业后留校任教,并担任著名史学家童书业先生的助手。现任山东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室副主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山东省地名学会副理事长、山东省古文字学会副会长、山东古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等职。     

路遥教授与义和团运动史研究

<正> 义和团运动史研究的知名专家路遥教授,原名吴松龄,1927年12月生于福州市。1947年考入山东大学,195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校任教至今。现任中国义和团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山东大学学位、学术委员会委员。路遥教授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辛勤笔耕近40载,奉献出一批具有较高     

宋家珩教授与加拿大史研究

宋家珩教授与加拿大史研究宋家珩教授，安徽舒城县人，１９３６年生，１９６１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留校任教至今。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２年在加拿大里贾纳大学进修加拿大史，之后又于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０年、１９９３年三次赴加拿大进行讲学和学术访问。现任山东大学...     

开创中国现代史研究的新局面

本文是黎澍先生在一九八二年中国现代史学会学术与教学讨论会上的发言。他对发展现代史研究提出了很好的意见,强调指出了史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正当马克思逝世百周年之际,特向读者推荐此文。     

逻辑学东渐与中国现代逻辑史

本文认为 ,逻辑学东渐本身构成中国现代逻辑史的内容 ,对西方逻辑学的研究是逻辑学东渐的结果 ,逻辑学的教学是逻辑学东渐的产物 ,逻辑学体制化建设是逻辑学东渐的表现 ,逻辑学东渐是墨家辩学复兴研究的前提 ,逻辑学的应用是逻辑学东渐的影响 ,这些内容都与逻辑学东渐有关。所以 ,研究中国现代逻辑史离不开逻辑学东渐。而逻辑学东渐是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需要 ,因此 ,研究中国现代逻辑史理应结合中国现代文化建设     

黄冕堂教授与明清史研究

<正> 黄冕堂教授1924年生于湖南湘阴农村。5岁发蒙,攻读古籍10年,奠定了深厚的国学功底。1948年考入山东大学中文系,后转入历史系,1952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历任历史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并任山东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     

郑佩欣教授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正> 郑佩欣教授,生于1933年,河南温县人。1956年于中山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来山东大学历史系任教,跟随著名历史学家王仲荦先生学治魏晋南北朝史。历任全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秘书长、副会长、常务理事,现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校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史哲》编委、     

金应熙教授谈国外关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仲秋的一个下午,我们怀着求教之意,采访了原广东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历史学家金应熙教授。健谈的金教授热情地回答了我们提出的问题。金教授1919年12月出生于广州。从1927年起先后就读于香港英皇书院、广州培正小学等学校。1938年,以优异成绩免费进入香港大学中国历史学系。在许地山、陈寅恪等老师的教导下,他对中国古代史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后在岭南大学任教时,开设过中国通史、秦汉史、中国社会史等课程,继续对中国古代史特别是分期问题开展研究.建国后,他因工作关系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曾长期中断。1980——1981年间,他应邀前往墨西哥学院任教中国史一年。在墨西哥,他阅读了较多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著,深感有必要向我国史学界介绍国外研究动态.金教授外语水平高,五年来,他应用英、日、     

中国进代史研究一瞥——访林增平教授

林增平同志,现任湖南师范大学文史研究所教授,博士导师。他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迄今已40年了,在这一领域中建树颇多。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近代史》,这是建国以后第一部较完整的中国近代史著作,至今仍被一些高校和社科院、所列为招收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的必读参考书。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小册子《辛亥革命》(知识丛书)。1980—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与章开源合作主编的三卷本《辛亥革命史》,这部巨著深受国内外学者的好评,日本学者石田米子曾赞誉道:“……这部书都可视为三十年来辛亥革命史研究的集大成者。”198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与章开     

谈谈中国现代史的学习

新时期以来 ,中国现代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展开了全新的格局。人们对这门学科的上下限、研究对象、课程体系及内容设置、学习方法进行了广泛探讨 ,对北洋政府时期、南京国民党政府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方面有了全方位的关照。本文即时对此现象和成果的初步概括     

学点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

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的报告中,在讲到努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时提出,要在广大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和青年中,加强祖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教育。这一指示,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我们党历来重视对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的学习和研究。早在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曾把认真学习历史知识作为指导革命取得胜利的基本条件之一。他强调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后来,毛泽东同志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在论述党的建设问题时,又把对中国的历史状况、社会状况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深刻了解,作为衡量我们党的成熟程度和干部、党员素质的一个重要标志。在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著名报告中,把不认真研究中国历史作为一种极坏的作风。他指出:“不论是近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