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环境关心与环境友好行为的非一致性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0年数据,运用oprobit和biprobit模型探讨了公众的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是否一致,并分析公众的个体特征与其环境关心和行为一致性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①公众对环境关心并不必然会促进其生活中的环境友好行为。控制其他条件不变,老年人、女性、收入及受教育程度会提高公众环境关心与实施环境友好行为的概率;②在考虑公众的城乡和地区差异后,公众的收入、非农就业和受教育程度在提高公众的环境关心与环境友好行为的一致性上具有积极作用;[JP2]③总体上,公众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程度对其环境关心和环境友好行为一致性的作用最稳健,这意味着增加居民的收入、提高公众的教育水平对促进我国环境保护事业有重要意义。     

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公众环境行为

根据CGSS2013数据,本文运用多元回归的方法考察了社会资本和大众传播媒介对公众环境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公众的社会资本、媒介的使用情况对公众的环境行为均施加显著的影响,其中社会资本中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信任对公众环境行为具有深刻持久的正向影响,传统媒介和新型媒介与公众的环境行为密切相关,但传统媒介对于公众环境行为起到动员作用大于新型媒介。     

环境责任感与魅力型领导对农业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以安徽省家庭农场为例

我国家庭农场经营踵事增华,但环境污染问题持续未解。破解家庭农场环境污染困境,促进组织知行合一,是加快建立农业农村生态环保行动体系亟待解决的问题。以安徽省家庭农场调查数据为基础,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厘清“环境责任感和魅力型领导”与“亲环境行为”之间的关系,并挖掘“社会监督”发挥的中介作用。结果表明：环境责任感和魅力型领导对家庭农场亲环境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会监督在环境责任感、魅力型领导与亲环境行为之间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由此提出将环境责任纳入管理体系;领导带头示范,以身作则;强化社会合力,构建监督制约网;营造家庭农场亲环境氛围四个方面的建议。     

城市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现实困境及完善路径

城市生态环境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入发展，依托法律治理城市生态环境至关重要，城市生态环境的法治化治理具有必要性。当前城市生态环境的法治化治理仍存在诸多现实困境，主要体现在思想意识困境、法律制度困境以及实践困境这三个方面。城市生态环境法治化治理的完善路径主要有：强化思想意识，提高环境治理公众参与度；完善立法制度保障，健全环境司法救济渠道；政府之间统筹合作，建立环境综合执法机制。     

空气污染情境下环境风险感知对大学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基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大气污染控制逐渐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除了需要国家、政府和相关部门的努力,公众的行动选择也至关重要。将公众大气风险感知有效转化为亲环境行为,实现环境改善的“知行合一”,首先需明确亲环境行为的发生机制。以在校大学生为例,通过问卷调查获取心理变量,结合空气质量数据,运用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验证环境风险感知、自然联结、PM2.5暴露值对大学生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理。结果显示：环境风险感知正向预测亲环境行为;自然联结在影响路径中发挥完全中介作用;影响路径具有城乡差异,即来自城市个体的大气风险感知对直接亲环境行为敏感,对自然联结变化迟钝;影响路径受到个体所暴露的PM2.5浓度的调节,即PM2.5暴露值越高,中介效应越强。上述结果明晰了环境风险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为进一步提升大学生亲环境行为和推动大学生环境教育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PPP项目伙伴主体、合作环境与公共产品供给的关系研究--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分析

运用结构方程建模的方法对我国城市基础设施 PPP 项目伙伴主体、公众参与、合作环境以及公共产品供给的相互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伙伴主体、合作环境和公众参与对公共产品供给具有重要影响;良好的合作环境和公众参与,将促进PPP 伙伴主体及 PPP 项目供给的可持续;公共部门的政策优势与资源禀赋是PPP伙伴关系维系的必要条件。PPP伙伴关系是组织间交换资源形成平衡的依赖关系,政府加强合作环境建设与引导公众参与必然推进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从而提升PPP伙伴主体之间合作的关系质量。     

公众自测环境信息的法律分析——兼论环境知情权实现途径的完善

公众自测环境信息拓宽了公众获得相关环境信息的途径,对于政府提高环境信息公开的水平也能起到促进作用,但在获取环境信息的科学性及准确性方面存在明显局限。公众自测环境信息是实现公众知情权的重要方式,符合我国当前环境法律调整机制弹性化的发展趋势,行为性质具有正当性。对公众自测环境信息行为的法律规制,应在环境信息的监测和对外发布监测结果两个环节进行区分。对于公众自测环境信息监测行为的规制,应以监测设备的监管为主,并辅之以必要的规范引导;对公众自测环境信息对外公布行为的规制,应设定必要的约束机制作为其有序发展的制度基础。     

阶层认同、环境价值观对垃圾分类行为的影响机制

“知”与“行”存在巨大鸿沟,探究社会心理学因素是如何影响垃圾分类行为成为重要问题。基于“2015年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分析阶层认同和环境价值观对垃圾分类行为影响,检验感知行为控制和感知行为动力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索促进公众垃圾分类行为的内在机制。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分析发现,阶层认同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直接效应,同时通过感知行为控制和感知行为动力体现出中介效应;环境价值观不仅对垃圾分类行为有直接效应,并通过环境行为控制表现出显著的中介效应。因此,提升公众的绿色消费理念、培育节约环保习惯,可以增强环境责任意识,促进公众垃圾分类行为。通过树立典型模范人物,增强阶层认同感,提升对环境满意度,为培育公众垃圾分类的自觉、自愿行为起到积极作用。     

公众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

心理测量范式、风险社会放大框架、社会表征理论等已成为社会风险感知研究的主流理论,但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成为不解“谜团”。基于以上理论,通过对“2017年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数据分析,构建了环境风险感知到行为选择的多维度路径模型,研究发现：风险感知分别对新媒体使用、社区环境效能感、社会参与和政治参与有着不同程度影响,同时这四个变量也影响了公众的环境行为选择。环境风险感知对行为选择的影响路径中,新媒体使用、环境效能感和政治参与分别起到了“放大”或“缩小”不同的中介效应。因此,政府通过与新媒体有效融合,增进公众的政治参与,提升公众对环境的满意度,进而引导公众的理性判断和环境负责任行为。     

9O后大学新生角色转变的班主任工作方法探索——一个社会学的视角

90后大学新生的思想和行为特点有别于以往的大学新生,其价值取向的多元化及功利性倾向、思维的独立自信与较强的自我意识,心理的孤独与脆弱,使其从中学生到大学生的角色转变中,面临着环境适应、心理调适和社会区动的困境。因此,班主任的工作方法需要在三个方面有所创新：一是因材施教,关爱所有学生;二是以“服务学生”为理念,引导学生角色转变;三是培养学生自信心,增强社会互动。     

环境风险管理思维重塑——以预警污染者付费原则的适用为视角

环境风险管理要求在风险尚未发生或环境利用行为所致的风险尚不确定的情形下就要做出相应的管理决策，以维护生态系统健康和生态安全。既有的成本效益及预警原则的管理思维虽然在环境风险管理决策中各有优势，但两种思维适用中因为缺少有效的诱因（市场化的手段）而带来管理上的困境。基于此，依据环境开发利用行为所致的环境风险不确定性的程度以及国土空间规划的理论，构建“绿色发展区”“红色禁止区”及“黄色警戒区”来重置各种管理思维模式以应对环境风险不确定性问题，尤其在“黄色警戒区域”的管理上，连接污染者付费原则与预警原则的“预警污染付费原则”的适用是较佳回应。     

环保投资、环境技术与环保产业发展——来自环保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环保投资一方面通过“需求效应”派生出对环保产品和环保服务的需求, 推动环保产业发展;另一方面则通过“技术效应”改进环境技术, 进而促进环保产业发展。利用2003-2010年环保类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 检验了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作用。研究发现:目前环保投资主要通过需求效应促进环保产业发展, 技术效应暂时仍未显现。因此, 一方面应该看到环保投资对环保产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应该积极调整环保投资结构, 促进环保投资“技术效应”的有效发挥。     

董仲舒经学对历史的理解——以天人、古今关系为视角

天人关系和古今关系是中国传统学术中两个最为关键的问题,前者涉及历史的动因问题,后者则关涉历史之变化。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认为,孔子通过作《春秋》以寄寓其对天人、古今关系的深刻认识。那么,服膺于《春秋》的董仲舒,是否也通过其经学来表达自己关于天人、古今关系的理解呢？通过对董仲舒的＂道＂和＂统＂学说的系统梳理,我们可以得出肯定的答案。董仲舒认为,在历史进程中既有保持相对稳定的＂常＂,也有时时变动的＂变＂,＂常＂与＂变＂之间又存在紧密的关联,而无论＂变＂与＂常＂,又都可以从天人关系上寻得依据。董仲舒经学的上述认识,无疑表现出对历史的丰富理解。     

试论“寻根文学”的发生与1980年代的知识场域

在当代文学史上,“寻根文学”作为一个重要的历史“关节点”,有重要的文学史和思想史的意义。本文以知识社会学的方式,勾勒了1980年代“文化寻根”前后的知识谱系和历史语境,并试图把问题历史化,在“清理”中寻求“寻根”的“自我批判”,在历史反思和批判中,考量“寻根”的历史轮廓和意识形态诉求的复杂性。本文要讨论的重要问题是：在1980年代复杂的历史场域中,“寻根文学”是如何发生的？它的历史出场携带着怎样的问题史？这些问题对当下文学、文化、思想有怎样的启示或借鉴意义？     

公众参与悖论与空间权博弈——重视邻避冲突背后的权利逻辑

当前,持续爆发的邻避型环境维权事件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抗议公众“俘获”政府决策,造成的“公众参与悖论”,极易导致各方利益“多输”、政府公信力遭疑、民主程序并未因此重建、地方发展失去宝贵机遇的困局。在多元利益格局、公民意识崛起、公信力危机的情境下,利益公众、地方政府、市场和广泛大众对有限的空间权,及其附着的经济权、环境权、政治权的争夺和碰撞是这一困局的本质归因。为治理这一困局,管理部门需要重视邻避事件背后的利益和权力逻辑,“适应性治理”是回应国家治理能力建设,尊重已有空间权利格局,保障各方正当权益,预防和化解邻避危机的重要途径。     

"生态正义"还是"环境正义"?——试论印度环境运动的正义向度

“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是有着不同正义指向的两个概念。前者是伴随全球性生态危机的出现,一些学者和环境保护主义者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再思考的产物。其主旨在于构建人和自然之间的正义关系,关心的是荒野、湿地、国家公园和濒危物种的安全。后者则是有色人种、少数族裔和蓝领工人阶级等弱势环境群体为追求环境平等权益而掀起的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正义运动,关注的是“小微环境”也即人们“工作、生活和玩耍”的地方免遭环境不正义行为的侵害。用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观照印度环境运动的正义指向,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新型国家之一,印度同样面临着生态恶化的巨大挑战,但由此催生的本土环境运动却呈现出别样的旨趣和特征。这体现在它既不能等同于生态正义,也不能被简单划归于环境正义,毋宁说是二者的奇妙混合体。对印度环境运动正义向度的考察有助于甄别生态正义和环境正义,深化环境哲学的研究,更好地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和生态建设。     

环境社会治理与国家“绿库”建设

绿色智库（“绿库”）,是近年来逐渐受到国际学界与传媒关注的一个现象。“绿库”是指一个较为制度化的实体机构,通过一种综合性的内容涉指对生态环境难题的理解与应对提出独创性的科学见解和政策建议。到目前为止,我国的全国性“绿库”还主要集中于“国办”的研究院所、高校机构和各种联合会,而民间“绿库”的发展尚处于一种起步或萌生阶段。因此,政府在我国“绿库”建设中理应发挥更为重要与积极的作用。     

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探析——基于国内基层管理创新的典型模式分析

基于国内基层管理创新的典型模式分析,提出了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发展路径：即第一阶段从“强政府弱社会”向“小政府大社会”状态转变;第二阶段从“小政府大社会”向“强政府强社会”的转变;第三阶段从“强政府强社会”向“好政府好社会”转变,经过这三个阶段发展,可以达到政府和社会的理想状态,为社会治理体制改革创新奠定基础.     

唐代景教“格义”论发凡——兼论“格义”之利弊

“贞观”之期步入中土的唐代景教,由于受制于入传之际的时空环境,受制于儒释道“三位一体”式的异质文化生态语境,为求新声于他邦,不得不效仿佛教“东扇”之初所择用的“格义”宣教范式,对中土文化资源进行广采与博取。然而,为何景教在历经如此这般的“格”致之后,最终落得的竟然是个了无痕迹的不“义”结局？“格义”之法自身有何利弊？景教“格义”的态势到底如何？景教“格义”的得与失究竟何在？诸如此类的论题．正是本文拟将开掘和阐释的论旨。     

古蜀汶山考

"汶山"对于古蜀文化研究,不但是一个重要地名,也是一个重要的疆域。该地域无不与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数代古蜀王朝紧密联系在一起。汶山是"三星堆"青铜器的铜资源的重要开采和冶炼地之一,也是黄金、玉石等原料产地,对于当时的政治和经济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因此,在相关历史材料中都提及到了汶山,如《蜀王本纪》中描写到的"望帝(杜宇)治汶山下邑,曰郫化",其汶山指的是哪里?所提及的"郫化"又在哪里?等等这些问题的探寻都将为古蜀历史的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经作者对龙门山的岷江流域、湔江、石亭江和北川湔江流域多年实地调查和相关史料查阅,从2006年至今,虽然中间经历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山河改变、人文失常,灾后重建彻底改变了当地传统文化的格局,但作者对"望帝治汶山下邑"的汶山,有了一定的区域概念,即:东临成都平原,西以岷江河谷和北临北川湔(戬jiǎn)江河谷,北起北川县曲山镇(涪江上游),南至都江堰宝瓶口和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