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学到诗学 ——刘勰《诗经》阐释与《文心雕龙》诗学理论

从文学批评到理论建构是诗学的生成模式之一.刘勰在“宗经”视野下“论文”,尤其重视对《诗经》的批评与阐发,不仅以《诗经》为文体之源头、文学创作的范本、文学批评的标准,还通过化用《诗经》文本语言来陈述其诗学理论.通过对《诗经》阐释,刘勰提出了“雅丽”的文学审美理想,概括出了“为情而造文”、“比兴”、“以少总多”等重要文学创作手法.从对《诗经》的阐释批评到《文心雕龙》的诸多诗学理论形成,刘勰为中国文学理论之“从《诗》学到诗学”生成模式提供了考察的典型个案.     

“隐秀”与《文心雕龙》的文学形象特征论

＂隐秀＂是《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基本范畴之一,其哲学根源可以追溯到《周易》爻象的形象包孕性特点。道家哲学及魏晋玄学的＂有无＂和＂言意＂之辩也涵盖了艺术的隐秀特质。＂隐秀＂作为艺术形象的特点,是经过＂神思＂活动创造的必然结果。隐秀论的提出与刘勰对《诗经》＂比兴＂手法的独特理解分不开,从文学的形象特征上说,＂隐秀＂是意境理论的核心,处理好隐、秀的关系,即能达到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境界。     

《诗经·风雨》诗旨辨析

历代对诗经《郑风·风雨》一诗的题旨解释,大致有三种:《毛传》传统认为,此诗旨在“乱世则思君子”;朱子解为“男女淫奔”之诗,现代人则舍去朱子之道德偏见,认为此诗表达了寻常正当的男女相悦之情;方玉润解为怀念朋友之诗.三种解释的差异取决于如何理解诗中的“君子”.透过对“君子”的辨析,可以得出对此诗主旨的三种不同理解,但这三种理解未尝不可合而为一.     

套语理论运用于《诗经》研究得失之浅见

套语理论为西方文学理论学者在研究荷马史诗时所建立,美籍华人学者王靖献将该理论运用于《诗经》研究,在《诗经》研究的方法和途径上实现了创新和突破。但套语理论毕竟产生于西方,将其运用于《诗经》研究虽有裨益,问题和不足也在所难免。     

陆化熙《诗通》研究

明代对《诗经》所作文学性研究值得瞩目,其中陆化熙所作《诗通》是明代中后期的代表之一。陆化熙旨在＂发挥其意旨＂、致力＂寻味于词气之间＂,通过词气文字来对《诗经》进行文学性解读,具有个人特色,也体现了明代中后期《诗经》研究发展的特征。     

坤德与政教:《诗经·葛覃》大义发微

从《易经》坤卦之德来看,《葛覃》作为《诗经》的第二篇,这个位置有特殊的重要性。无论把《葛覃》解释为已嫁还是未嫁时之事,葛藤都是女性能合二姓之好的征象。在贯穿《诗经》的葛藤意象中,《葛覃》篇集中体现了坤德大义。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来,《葛覃》的坤德实际上构成了封建宗法制的隐含背景。相比之下,现代政治仍然未能摆脱西方形而上学的同质性传统。     

从《五行》、《六德》看前期儒家和谐社会的体制保障设计

《五行》、《六德》是思孟学派在充分认识人类自我的前提下建构的和谐人类内外秩序的两大制度创新。《五行》依《尚书》洪范九畴之＂五行＂旧瓶装思孟学派重塑人类内在精神秩序之新酒,《六德》以《周易》之六位反观人类社会君臣、父子、夫妇之六职,设六德,教六艺,以生德于中。实现儒家所愿望的秩序原则、和谐原则的统一。其理论创制的勇气和思路在复兴中华文化的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诗经》阐释与刘勰的诗学理论

刘勰诗学理论建构与《诗经》阐释有着密切关系,刘勰评价《诗经》的基本立场是“唯务折衷”,即平衡折衷宗经大旗下文学理论所面临的种种矛盾,同时以《诗经》文学实践为基础为其诗学理论建构的提供重要的依据,它具体表现在：以《诗经》创作实践为依据,揭示诗（文学）与社会现实、与时代的关系;以《诗经》阐释为依据,提出“情志”说,将文学的情感性与思想性统一起来;立足于《诗经》阐发诗赋颂赞等文体形式的演变和审美意识的发生;以“比兴”论《诗》突出“比兴”的文学与美学意味,这些都推进了中国古代诗学理论的进展。     

论马王堆帛书《要》篇“观其德义”的易学内涵

根据帛书《要》篇,“观其德义”是孔子易学的核心观点之一,孔子并由.此将《周易》由卜筮之书转变为德义之书.“德义”为析言,在帛书《易传》中有多层含义.孔子“观其德义”的目的,是在“巫史《易》”之上建立起“君子《易》”的传统.这个“君子《易》”,在追求道德性认知和成就的同时,还积极地吸纳了阴阳哲学的观念;而阴阳哲学反过来为其提供了广阔的宇宙论背景和深度.在《要》篇中,卦爻辞是孔子“观其德义”的出发点及阐释的重心,由此亦与“巫史《易》”的解说进路区别开来.此外,君子“观其德义”还包含了“成德于己”和“施教于民”两个方面,前者以“君子”为理想人格,后者需要统治者保持谦谨之德.     

略议《诗本音》对《诗经》中虚字是否入韵处理的矛盾

清代学者顾炎武对《诗经》韵例的探讨集中反映在他的《音学五书》之《诗本音》中。而《诗经》中虚字是否入韵的问题正属于《诗经》韵例的研究范畴。在《诗本音》中,顾炎武一方面认为虚字不入韵,另一方面又认为虚字可以入韵。从现代音韵学的角度来看,顾氏的观点有得有失,值得后世学者加以深究。     

《肉蒲团》与《诗经》——《肉蒲团》别读之二

《肉蒲团》多攀附化用儒家经史以为小说。其写"未央生"与艳芳、权老实夫妇故事等分别取法《诗经》中《庭燎》《氓》与《静女》诸篇,表明《诗经》是《肉蒲团》思想与艺术取法的重要参照或对象。作者的用心虽在籍以坐实其自道是书之作得力于"经史"处甚多,以可与"经史"并观为小说加一层保护色,但其把当时最下流与最上位两种文本揉为一体的写法,一定程度上颠覆了《诗经》内容的庄严性,同时是以小说形式对《诗经》写两性关系内容的另类诠释,可以启发人们对小说中色情描写尺度的思考,值得《诗经》学者引为参考。这一写法在前此小说中似无先例。鲁迅说此书"较为出类",大概也包括了这些特点。     

以《诗》说《诗》--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研究系列

朱熹"以《诗》说《诗》"诗经诠释学美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建立在对"以《序》解《诗》"辩论基础上的。朱熹以为《诗》是"感物道情"之结晶,所谓"以《诗》说《诗》"就应该是从《诗》所"道"之"情"的方面去把握这种《诗》之"情"。《诗集传》突出了《诗经》文本,充分体现了朱熹的说《诗》风格和创新,是"以《诗》说《诗》"原则的集中体现。     

顾炎武对《诗经》韵例的研究

顾炎武为清代古音学的“开山之祖”,其《日知录》和《音学五书》对《诗经》韵例也多有研究。虽然自唐宋以来,人们对《诗经》韵例已多有言及,但所论或零碎,或不够精当。顾炎武博采众长,为研究古韵而对《诗经》韵例作了精深的研究。其研究对江永、孔广森著《诗经》韵例之文有着直接的影响。一些研究顾炎武古音学的文章对此比较忽视,鲜见提及。     

《诗经·关雎》篇主旨再认识

作为《诗经》之首的《关雎》篇,历来为治《诗》者所重视.封建时代均解说其主旨为赞美“后妃之德”,但这一解说在现代颇遭非难.认为其系封建道德说教,故多不采信.本文从考察周初进一步强化父权制,扫荡母权制遗风,以建立嫡长子继承为核心内容的宗法制度入手,结合历来对《关雎》文本训释的辨析,认为美“后妃之德”实为《关雎》篇主旨之正解,它深刻反映了殷周交替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疑《鲁颂》《商颂》非《颂》诗

《周颂》、《鲁颂》、《商颂》,并称《诗经》三《颂》。但是无论从鲁、宋的诸侯国地位与周王室天子之国的地位绝然不能等列的礼仪角度理论,还是从《鲁颂》、《商颂》之诗与《周颂》之诗章句构成体式?格不合的角度考察,《鲁颂》、《商颂》实非《颂》诗之属类。其所以入于《颂》,乃是由于孔子修订整理《诗经》时人为错编所致。     

明前期台阁诗学与《诗经》传统

在明永乐至弘治近百年间,台阁诗学占据了诗坛的主导地位。在其前期亦即永乐至宣德时期,以杨士奇、梁潜、金幼孜等为代表的台阁诗人将《诗经》从高阁之上的"远传统"转变为切近现实的"近传统",使之成为建构其诗学体系的核心力量,做出了中国诗学史上一次有益的尝试。具体而言,超越唐宋、凌驾汉魏、直追三代的自信心理,造成了台阁体诗人对《诗经》的极端化追捧;"夙夜匪解,以事一人"的公卿大夫心态,激发了他们对春秋赋诗传统的效仿与模拟;教化万民以成就盛世的使命感,引导着他们从"性情之正"发展出"性情之真"与"自然意趣";对"治世之音"的追求,形成了他们"鸣一代之盛"的当代意识。到台阁诗学发展后期亦即成化至弘治时期,程敏政、李东阳等人对台阁诗学加以改造,继承《诗经》的"讽谏"说,从而实现台阁诗学中的美刺均衡;凸显《诗经》相比于其余诸经的本质差别,从而提高诗区别于文的抒情价值;在对《诗经》的尊奉上有所松动,对后世诗格更显包容,从而为复古诗学的出现完成了必要的铺垫。     

《诗经》中的“裘意象”

《诗经》写到＂裘＂的诗歌共有9篇,《诗经》中的这些＂裘＂既是蔽体、保暖之衣,又是身份、地位之象征,还是文化人格之体现。以裘为衣是对上古衣皮风俗的继承;裘为身份、地位之象征,其成因则可追溯到图腾崇拜;羔羊比德,＂羔裘豹饰＂,则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文化人格的体现。     

《诗经》“爰得我直”“邦之司直”解

《诗经》中的＂直＂字有多种意义,其中＂爰得我直＂的＂直＂字和＂邦之司直＂的＂司直＂两处,如果依照旧训则在文义上都有牵强和不妥之处,从古文字学的角度对《诗经》中这两处的＂直＂字重新加以考察,则这里的＂直＂字都应该读为＂德＂。     

刘勰对《诗经》赋比兴的认识

由于忽视《诠赋》篇文脉,以及《比兴》篇所举之18例证,学界多未能挖掘出刘勰关于《诗经》赋比兴论述的真正内涵。刘勰关于《诗经》之赋的理论阐释,其内涵就是通过大量罗列文辞去描写事物的艺术手法。然而刘勰并未明确《诗经》之赋的概念的外延,因此他对《诗经》之赋的认识是不明确的。刘勰所说“兴”实为“比”,他认为《诗经》之比就是明喻和暗喻,是符合《诗经》实际的。     

“地圆说”的艺术想象——喜读南宋辛弃疾《木兰花慢·送月》词

对于宇宙天体特别是对太阳月亮和地球自身的认识,人类从蒙昧到科学,日臻进步。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早就有所探索。屈原在《天问》里曾提出大胆怀疑：＂日月安属？列星安陈？……夜光何德,死则育生？＂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更形象地提出了＂地圆说＂的艺术想象。南宋嘉泰三年（1203年）,辛弃疾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次年初调任京城（杭州）提举佑神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