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与教育不平等:我国西部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一项实证研究

摘 要：本文通过梳理国内外有关族群（民族）分层的文献,认为有必要把“民族”纳入到中国的市场转型和社会分层理论框架之中,并从教育获得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实证分析。影响中国少数民族教育获得的因素主要包括：城乡地域区隔、职业结构（阶层）、文化差异和国家政治进程（政策变迁）。基于对2004年中国西部抽样调查数据分析,作者发现：（1）基础教育阶段入学的族群差异主要由城乡差别和阶层不平等造成,族群不平等已不显著;（2）少数民族子女高中升学概率依然显著低于汉族,其原因部分在于城乡、地域和阶层因素,部分在于少数民族和汉族的文化差异（如语言环境）等因素;（3）与汉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递模式不同,少数民族教育不平等的代际传承以资源转化模式为主,从而影响了不同族群在教育扩展中的获益程度。总体而言,虽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教育获得仍显著落后于汉族,但其教育不平等更多地来自城乡和阶层之间的差异。     

温和的威权主义、收入分配平等与国家治理——日本的案例分析

日本战后初期的大规模制度转型,为国家治理提供了一个温和的威权主义的制度环境及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环境。在温和的威权主义的政治制度安排下,自民党与官僚长期结盟,从而形成了政党与官僚的二元治理机制。不仅如此,战后日本致力于完成由后发展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决定了发展导向的国家治理目标。而且在工农业部门之间的资源转移过程中,超越特定的利益集团而使更广泛的社会阶层利益均沾。温和的威权主义的制度环境和收入分配平等的社会环境,在提高了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降低了国家治理成本,从而取得了在发展与公平之间保持平衡的国家治理绩效。     

社会主义经济中平等与效率同步增长的经济数学分析

效率和平等的矛盾,实质上是生产和分配的矛盾。西方国家不可能解决这一矛盾的原因是: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资料个人占有,利息和利润作为分配万式是以雇佣劳动的剥削为前提。社会主义国家有可能采取恰当的分配和再分配政策,用小的不平等导致效率的提高,用小的效率损失换取大的平等。但是建国以来,由于我们犯有如下错误:将社会平等看成绝对平均;以牺牲效率来维持所谓的公平;否定收入分配受市场调节的客观规律;用非经济手段强制干预、割断、破坏平等与效率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所以,也未能实现社会公平,社会成员收入也并没均等化。尤为严重的是,不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生产要素组合与经济运行机制,导致经济效率极低。关于平等和效率问题,我国现在主要存在两种认识:一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二是以公平促进效率,以效率实现公平。就西方经济学关于效率和平等的两种意见而言,笔者的看法是:既承认交替关系,又可通过不充分竞争将其变成正相关关系,使效率和平等达到同步增长。     

Perceptions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of the Resi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s Large Citie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the Survey in Shanghai〖JP〗

本文从自利理论和归因理论出发,以2006年8月-2007年1月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上海市居民的阶层地位与社会意识”调查数据为基础,分析当前中国大城市居民的分配公平感及其形成机制。研究发现,大城市居民对主要社会群体的收入分配感到明显不公平。阶层地位是否具有优势对居民分配公平感的形成没有显著影响,但社会经济地位及其对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则与分配公平感明显相关。具有优势经济地位的群体既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又通过对社会不平等的归因偏好间接影响人们的分配公平感。归因偏好对分配公平感的影响比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更加显著：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个人绩效因素（内因）,其分配公平感就越强;越是将社会不平等归因于权力、政策因素（外因）,其分配不公平感就越强。     

体制分割与中国城镇居民的住房差异

在混合经济形态下,“市场”与“再分配”权力之间的良性制衡的关系尚未形成,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不平等的形成表现出层叠效应。对住房不平等的经验分析表明,当前（住房市场化时期）的住房不平等状况很大一部分是由房改前的住房分配过程和住房私有化改革过程导致的,社会成员越是接近体制的核心部门,其住房优势就越突出。这一经验研究发现表明,制度变革的渐进性和路径依赖使得根植于体制分割的社会不平等在尚未充分消退的同时,改革之前导致社会差异形成的体制分割因素依然在一定程度上活跃于当前的社会不平等中,且有可能会随着市场化的推进叠加于源自于市场的社会不平等,甚至经由市场的作用进一步延续并放大。     

地区收入不平等与中国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基于CGSS 2015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造成居民收入差异扩大,且收入不平等程度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尤以东部地区的部分省份最为严重。本文基于CGSS 2015年数据,采用单因素方法分析与结构方程模型多群组比较分析,发现居民所在地区的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越支持再分配,且居民再分配福利态度的影响路径在地区收入不平等程度不同的三个群组间存在显著差异。再分配福利态度是提升再分配政策有效性与合法性的社会基础。因此,应积极关注与回应收入不平等较高地区居民的再分配福利态度,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推进共同富裕。     

青年住房福利倒挂现象研究

住房福利倒挂简单地讲就是强者比弱者从政府再分配手中获得更多的住房福利。研究表明住房福利倒挂现象存在于青年群体之中,住房福利主要流向市场能力较强的青年个体,那些青年住房贫困户反而更不可能得到政府再分配福利的照顾。这说明住房市场化改革以后,由市场所造成的住房不平等或两极分化并没有完全得到政府再分配福利的减缓,再分配与市场对于住房不平等的作用力方向具有同一性,当市场和再分配都遵循强者优先逻辑时,这就导致中国转型时期城市住房不平等或贫困在某种程度上是市场与再分配共同强化的产物。     

社会控制体系中人口分层研究的现实意义

根据人口在社会控制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然人口可以分为决策层、执行层、目标层和混合层四个层次,并呈现出层次性和交叉性特征。各层次人口在转型期利益获得及满足感上具有多元性并且存在相当大的差别,进而影响其社会心理、政策执行效果以及对待改革的态度。用社会分层方法研究人口在社会控制体系中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对解决目前社会利益分配不平等、把握各种社会心理以及对深化改革都具有现实意义。     

代际流动的模式：理论理想型与中国现实

本文在疏理西方代际流动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流动模式的三种理想类型,并分析其制度条件和结构特征,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的特征和趋势分析有所启发。本文认为,在不同的制度背景和社会条件下,相应的流动模式是不同的。本文提出三种理想类型对应于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分别是（1）依据绩效原则的自由竞争模式,其特征是流动机会按个人能力和贡献分配,对应于完全市场制度的社会;（2）社会不平等结构下的家庭地位继承模式,其特征是家庭的社会经济背景对子女的地位获得有决定性的影响,社会的不平等结构因此而代代相传,如果一个社会的不平等程度越大,跨阶层流动越困难,代际的地位继承性特征越突出;（3） 国家庇护流动模式,其特征是国家通过政策和制度设计,干预社会流动进程,特定的阶层将拥有更多的流动机会、或被剥夺应有的机会。文章最后对中国改革开放后流动模式的转变和现状提出了一些基本的判断。     

论消费分层

消费分层作为社会分层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大众消费时代的一种必然,是市场机制发展不平等和社会生活多样化的正常体现。消费分层本质上是社会资源和消费机会在不同消费群体中的分配及分配方式的差异。消费分层的标准应以消费公正为原则,通过制度保障,促使消费分层的公正、规范、有序,保持不同阶层之间消费级差的适度合理。同时,加强消费伦理疏导,使不同消费阶层差异有序、和而不同、美美与共,实现消费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变迁

本文认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社会分层结构的变化。作者从五个方面阐明了这一变化,即从以身份社会指标转化为以非身份指标来区分社会地位,经济分层取代政治分层,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中心群体与边缘群体关系的变化,新社会阶层的形成。     

矛盾与和谐: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探索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随着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社会转型带来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的多样化。遵循矛盾思维的规则,正视社会矛盾、深入分析社会矛盾,才能妥善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平等、平和、有序、融洽相处的局面。鉴于此,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和党的自身建设,以党的先进性统领社会和谐。在此前提下,发展社会事业,以科学发展实现社会和谐;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协调社会运行机制;创新社会制度,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以先进文化促进社会和谐。     

从行业分层看城市社会结构的嬗变——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分行业职工工资变化的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分行业职工工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人口规模较小的高收入行业群体和人口规模庞大的低收入行业群体的形成,将原有的扁平型行业分层结构转变为金字塔型。在市场机制、再分配机制和国家垄断机制的交互作用下,高度依赖再分配体制的行业和国家垄断行业成为高收入行业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种交互作用已经在一次分配领域造成一定的混乱,并带来了较大的负面影响。受教育程度高度转化为就业竞争力,并在个人阶层地位的获得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Social security reforms in China: issues and prospects

The phenomenal success of China's market-oriented economic reforms since the 1980s has rendered the traditional employment-base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creasingly inadequate and inefficient. For decade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been trying to develop a more pluralistic, effective and affordabl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hich will be compatible with both a thriving market economy and a flagging socialist political structure. While the emerging system is still struggling with a variety of operational problems, the entry of China into the WTO is looming as a formidable challenge to thi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his presentation outlines the recent reforms of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undertaken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assesse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results in meeting the challenge. Here, social security reforms focus on the retirement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schemes and the social assistance program.     

北京市社会阶层结构状况与特点分析

北京市社会阶层结构正在由传统的“金字塔型”结构向现代的“橄榄型”阶层结构方向发展,其较低阶层的比例远远小于全国的比例,社会中间阶层正在形成。具体地看有以下几个特点:1.阶层结构在向现代社会阶层结构转变;2.农民工构成了较低职业阶层的主体;3.城市户籍人口中间阶层化;4.外来人口是一个异质性很强的群体,也呈现阶层分化的态势。从未来发展趋势看,农业劳动者阶层将继续缩小,商业服务业人员、个体私营企业主以及以脑力劳动为主的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还将继续扩大,逐渐演变为一个以社会中间阶层为主的现代化阶层结构。     

论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有效运行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政治文明建设的当务之急是政治制度创新,建立有效运行的政治体制,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有效运行的政治体制应包括先进的思想观念;权力的协调、制约、监督机制和行为的激励机制;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等。     

从制度性底层到结构性底层——由威尔逊《真正的穷人》思考中国底层群体管理问题

美国在急剧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了以往的社会分层概念体系所不能准确把握的一类群体,即底层群体,他们的本质特征在于与主流社会的就业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相断裂。威尔逊敏锐地把握住了这一特征,将聚居区底层群体的形成归因为经济社会体系的结构性转型,颠覆了制度性底层的传统观点,并提出通过形成政治联盟,制定普遍性政策,运用隐秘议程的政治策略建构对底层群体有效的管理机制。本文在借鉴威尔逊理论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孙立平的“断裂”论,探析中国底层管理问题。     

购房：制度变迁下的住房分层与自我选择性流动

本文基于2010年广州市的千户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发现了住房市场化改革过程中住房分层机制中的自我选择性：在1998年前的体制内,能力强的人倾向于不购房,而在1998年前的体制外和1998年以后,能力强的人倾向于购房。在1998年前的体制内,不购房者如果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下降;购房者如果不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上升。在1998年前体制外和1998年后,那些人力资本或政治资本高的居民实际购房时,其住房等级会更高;购房者如果不购房,其住房等级会下降。由此可知,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是影响住房分层的结构因素,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的高低是住房分层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政治资本或人力资本高的居民住房等级也高”的论断从某种意义上忽视了居民的自我选择过程。     

多代流动效应：来自中国的证据

多代流动是社会流动中的重要议题。本文利用中国劳动力调查2012年数据,检验了不同世代社会流动的多代效应模式。研究发现,1980年以前出生的世代累积性的优势或劣势主要表现在两代之间,多代的效应并不明显;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累积性不平等的效应从两代之间扩展到三代之间,即在控制了父代的阶层地位后,祖代-孙代的影响效应仍显著存在,祖代职业阶层越高,孙代进入高职业阶层的可能性越大。此外,研究发现教育是个体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变量,但教育获得本身受家庭背景的影响。文章从实证和理论两方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中国社会流动与代际不平等的理解。     

多学科视角下的社会抗争研究

当前,中国社会抗争的性质、动因和治理问题形成了各具特色又相互关联的研究理路：社会抗争的社会学研究更多地从社会（结构）出发,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因素对社会抗争的结构性影响;社会抗争的法学研究更多地从公民（主体）出发,研究公民权利维护和救济以及国家对社会抗争的法治;社会抗争的政治学研究侧重从国家和政府（制度）出发,以抗争政治学为理论范式,关注社会抗争的性质和治理。本文分析了社会抗争研究的三种理论路径,希望社会抗争治理研究上能形成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