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德治思想对"以德治国"的启示

实施以德治国战略 ,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搞好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德治思想的批判继承和吸收 ,使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德治思想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四点启示 :一、建立道德存在的现实基础 ;二、广泛树立道德榜样 ,使人们对道德产生敬仰 ;三、法治与德治的统一 ;四、德治与礼治相统一。     

论礼治、人治与法治

传统礼治、人治与当代法治的关系，是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思想界存在不同的观点。人们一般否定了“人治”，认为“人治”与“法治”相对立。但对于、治”有些人持肯定态度，认为“礼治”不同于“人治”，它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适价值”和“永恒价值”。我国法治不能离开‘’礼治”，“礼治”应该与当今法治相辅相成。笔者并不否定传统礼治中存在某些合理的成份，但也必须指出中国传统礼治正是封建人治的根基，“礼治”的基本内容与实质是为封建专制统治服务的，是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对立的。如果不认识这一点，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非常…     

朱熹德治思想的借鉴与反思

德治是朱熹治国思想的核心,他认为君主的修德示范是治理天下的前提,关键是提高官吏的道德修养,而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是养民和恤民,只有通过兴学校、崇教化、提高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他也重视法治的作用,提出了德礼刑政相为始终和严本宽济的新主张,强调德治与法治结合。他的德治思想对当今社会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人治还是法治:传统儒学与法治理念相融性批判

传统儒家以主体至善说为特点的治道包含三个主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人治主义是其核心。传统儒家的治道与现代民主法治所要求的道德建设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包含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治道的批判和过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在思想建设上与传统的儒家治道划清两条界限: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传统决裂,与此同时,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传统儒家的人治传统决裂,这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提。     

荀子"隆礼重法"观辨析

从总体上说,荀子乃至整个先秦儒家的国家管理思想、政治哲学理念,都可以概言为"礼治"或"礼义之治".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般也多取<荀子>中的"隆礼重法"四字以名之,这似亦未不可;然而,倘若将其释为既"隆礼"又"重法",礼法并提,德法并举,进而又如时下所风行的,认为荀子既重"德治"又重"法治",则未免失其本义.但此说至今却相沿不改,几成定论,本文是以为辨.     

荀子学说中德治与法治辩证思想探析

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他的学说中既继承和发展了孔孟儒学,又兼容了法家的思想理论。他改造了儒家的“礼”和法家的“法”,强调“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和各自的作用,将“德治”与“法治”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思想和理论,这一理论对于当前我们研究和加强“道德建设”与“法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韩非与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评介

德治(礼治)和法治的是儒、法两家政治哲学的核心。为儒家最终完成德治主义理论体系的是董仲舒,而法治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者是韩非。赖美琴博士新近出版的《韩非与董仲舒政治哲学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一书,将韩非与董仲舒的政治哲学进行比较研     

论齐法家与秦晋法家不同的礼法观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与变法运动,促成了社会治理上由礼到法的转变。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与执政者理念的差异,齐法家与秦晋法家对于礼治与法治也存在不同的认识。齐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重视礼治建设;但在“礼出于法”还是“法出于礼”的问题上,其中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晋法家则突出法治,反对礼治,视礼义为祸害国家的六虱之一,把特殊时期的军事动员政策当作长久的治国法度,过分夸大了法而忽略了礼的作用,在取得兼并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为秦国以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论儒家的礼法观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儒家的礼治、德治和人治议论较多,而法治似乎只是法家的领域。其实,儒家的最高理想就是社会的和谐与安定,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教化的手段固然被视为首要,但也不绝对排斥刑罚惩治。从先秦时的儒家起,不是一两个人而是整个学派在礼、法关系上都表现出很大的兼容性、灵活性。因此,对儒家在法的地位、立法思想和执法原则等方面的论述进行探索是一件颇有意义的工作。     

论法治与德治的结合

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法治”与“德治”并举的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法治与德治的紧密结合是历史和现实的必然。为使我们国家长治久安,必须积极探索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具体途径,主要是:提高对法治与德治相结合这一治国基本方略的认识;坚持和促进法治与德治结合的实践;从严治党,发挥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作用;积极借鉴并及时总结中外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历史和现实经验。     

唐代的礼治

统治有低级统治和高级统治之分。高级统治必须是在法治的基础上 ,强化礼治。礼治是指以思想教化、文化制约、道德规诫为主要手段的统御。唐代中前期 ,是一个典型的重视高级统治的社会。其礼治御官化民的主要措施有 :续汉制尊儒倡道 ;育官吏九经举仕 ;倡官德诏谕劝勉 ;重孝义旌表门闾 ;尚敬让行乡饮礼 ;禁左道违礼必究。唐代的重礼治 ,对今世也很有启示意义。     

春秋时期传统礼治与法治思想的孕育

春秋上继西周、下启战国的过渡性质使其社会思想的表现极为复杂。春秋时期,不仅社会上涌动着以礼外交、以礼治国、以礼修身的传统礼治思潮,人们对传统礼治所表现出来的内部矛盾,即礼之实与礼之仪的相互脱节也发表了批判性意见。为实现“天下国家可得而正”的礼之实的政治目的,一些政治家甚至摒弃了虚而无用的礼之仪。在其政治实践中,已初步具备后世法家的法治萌芽。     

管仲与韩非法治思想比较研究

管仲在齐国任相期间,最先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他将法治、礼治及其发展经济与富民的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辅佐桓公称霸诸侯。韩非则完全摈弃先秦儒家的礼治思想,强调严苛重法,把法家的法治理论推向极端。本文对管仲、韩非二人的法治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期对现代法治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早期鲁国文化与先秦儒家法律传统

儒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之一,其法律传统受鲁国法文化的深刻影响.鲁国继承周文化并将之发扬光大,形成了浓厚的礼乐氛围,故而在治国领域坚持德礼为主刑罚为辅的方针.儒家产生于鲁国的文化土壤之上,其礼治思想、德治思想与刑罚思想多来源于鲁国,但又对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试论荀子礼治思想对孔孟德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荀子建立在天人观人性论哲学基石上的以礼为本、"隆礼重法"的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的继承与超越.他的天人相分、化性起伪的唯物主义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唯心主义的超越,他的明分使群、以义制利的智性主义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德性主义的超越,他的"隆礼重法"、德主刑辅的现实主义礼治思想是对孔孟德治思想理想主义的超越.剔除其封建糟粕,它对我们今天建设和谐小康社会仍可提供有益的启示.     

礼治与教化:朱元璋社会治理研究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非常重视礼治的申明与重建。为了加强社会治理,朱元璋明礼重法采取了多种措施来整饬社会秩序。朱元璋的礼治教化观内涵丰富,特点鲜明,包含法治建设、学校教育、民间教化及乡里祭祀等各个方面,体系严密,结构完整。朱元璋的礼治教化思想及其实践措施的推行,体现了以礼治国、以礼化民的治国方略。但是,这些措施在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伴有急迫性、强制性,甚至过激性特点,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多问题。     

"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 --兼论坚持依法治国的根本治国方式

全面地理解法治与德治的关系,要首先注意区分法治与人治和法治与德治这两个层次的概念关系.在确立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后,我们党又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作为实现这种国家形态的手段,是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的.在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时,法治和德治相比则居于主要或根本方式的地位,因为一是就哲学根据而言,这是由矛盾矛盾双方的主次地位不平衡所决定的;二是就实践根据而言,德治也不能居于治国的根本方式地位;三是就现实的法治对德治的作用而言,厉行法治为推行德治提供了方向性保证、制度规范和秩序保障;四是就维护社会稳定而言,现实德治的功用威慑力远不及法治功用的威慑力.     

德与法:荀子的德治思想及其对孔孟的发展

在很多人看来,主张"人之性恶"的荀子在治国理念上似乎应该是与法家一样,是一味"务法"而不"务德"的。其实不然,在荀子眼里,法与礼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道德的;法与礼不是对立的,而是礼的一个延伸。德与法之间的间隔被打通了,于是乎,一方面,荀子的思想因此而与法家表现出了本质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使荀子的德治理论较之孔、孟而有了更加丰富而完备的内涵。     

论"礼法之治"与"法治与德治相结合"

礼法之治是中国封建正统治国方略,强调礼与法结合治理国家,其中礼占主导地位,法作为必要的补充二者结合达到治理的目的.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一治国理念是新时期吸取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并结合中国特色提出的,在党的十八大进一步明确了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方略.深入挖掘礼法之治的内涵并把握其实质,可以使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战略内容更加完善与充实.法治与德治相结合是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念,既符合现代法治社会建设的需求又可获得人民大众的接受,既凝聚了历史的智慧又凸显了新时代的要求.     

贾谊礼法观刍议

礼法思想是贾谊社会政治学说的重要内容。为建立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 ,贾谊对礼法问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礼治思想在其礼法观中占有主导地位 ,但他并未因此而废法治。以礼为主、礼法结合是贾谊礼法观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