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研究的理论定位与当代意义—— 兼论马克思关于生活方式论述的当代价值

全球变革和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要求都在客观上提出生活方式研究的重要性。西方经典社会学和“马克思学”都未给予生活方式以应有的理论地位 ,但正是马克思为我们正确阐释生活方式提供了重要理论资源 ,在今天尤有必要揭示生活方式作为人的生成及需要满足与实现基本形式的内涵 ,确立其在社会理论乃至历史唯物主义中的重要范畴地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生活方式将成为实现人与社会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生活方式问题也为社会学学科体系的创新提出新课题。     

需求问题的可持续发展研究——兼论“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

造成我国市场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产业空洞化 ,即新产业的发展不能弥补旧产业衰退而形成的萎缩现象。这其中应当包括两个重要含义 :一是新产业的发展尚不足以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 ,因此带来暂时的经济低速问题 ;二是经济结构的不合理问题十分突出 ,存在着明显的不合理问题 ,使经济发展遇到困难     

论汉初的纵横之儒——兼论周秦西汉前期儒士社会角色历史演变的三个阶段

从西周、春秋战国时期一直到秦代以及西汉前期,儒士的社会角色依次经历了教化之儒、纵横之儒和贤良之儒这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教化之儒产生于西周,主要负责贵族子弟的教化工作。春秋末期出现的纵横之儒则是生存于乱世的儒士群体参与贵族政治的产物。西汉初期,纵横之儒极其活跃,可分为四种类型,即制礼作乐的实践派,发挥荀学的理论派,依隐玩世的滑稽派,奔走诸侯的游士派。汉初的纵横之儒不仅对汉初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汉初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也极大。汉武帝即位后独尊儒术并施行推恩令,于是汉初活跃一时的纵横之儒逐渐失去了生存的空间,贤良之儒则继之而起,成为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的主体,并始终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快乐的猪？——意义与经验问题的一种中式解答

＂意义与经验的关系究竟怎样＂,显然是一种西方哲学的表达方式。本文从儒家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想方式出发,认为在面对类似问题之时,儒家哲学不是从事件承受者的＂意义＂角度考虑,而首先从事件施加者能否＂心安＂、是否＂不忍＂的角度来考虑问题,这一理论旨趣使得儒家思想带有强烈的实践特征,也使中国哲人在现实面前可以＂忧乐圆融＂,为这一西式问题提供了一种更愉快的中式解答。     

马克思最初遭遇生产力问题的语境、理论逻辑和意义(上)--兼论马克思文本解读的若干原则

<评李斯特手稿>是马克思最早直接地把生产力作为中心问题来讨论的文本,但是在这一时期,他的政治立场引导着理论立场的变迁,因此在总体上这一文本具有内在的矛盾一方面,他已经意识到隐含在现有工业形式中的力量(即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前提,另一方面考虑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人与物之间关系的客观颠倒),他对生产力采取了十分明显的批判态度.而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全部历程看,科学/价值、理论立场/政治立场等等关系的协调构成一个中心问题.从这一特征出发,在阅读马克思的过程中,我们不应该以单一的思路在不同文本中提炼或概括某些原理的东西,而应该充分注意科学/价值、连续性/非连续性等基本关系,从变迁过程来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实质,以及他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力量.     

“诗”之“言”——论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

孔子诗学视域中“不学诗,无以言”,从“诗”之意义视域的转换、“学诗”与“学礼”的对应、“诗”之“言”的价值依据,推动了孔子诗学“哲学的突破”。“《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意味着孔子诗学的道德取向、语辞与语气的温文尔雅、“温柔敦厚”的君子人格、“执礼”与“仁”的相通。我们既不能仅以现代汉语的修辞方式,也不能以古希腊哲学传统的诗性语言,来评判孔子诗学视域中“诗”之“言”与“雅言”的思想价值,唯其如此,孔子诗学的哲学意义才能得到更合理的安顿与理解。     

论证明劳动具有商品性质的意义——劳动商品性质问题讨论集之七

证明劳动具有商品的性质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证明了劳动具有商品性质之后就能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劳动市场,就能说明按劳分配原则及其实现形式,就能说明自主劳动,就能说明劳动者的劳动权,就能说明如何才能做到尊重劳动;证明了劳动具有商品性质之后就更新了商品范畴,就丰富了劳动价值论,就奠定了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依以建立的基础。     

经济学研究起步思考的几个问题——兼谈《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课程设置的必要性

中国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为经济学者研究提供了大量素材,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外经济文献、西方众说纷坛的社会思潮,经济学者研究起步就应以批判借鉴的态度,理清思路,以经济学者独有的视角及学识素养对现有的经济现象进行理性的解析与判断。     

论经济效益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规定性——兼谈我国生产力发展应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

建国40年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说明,过去我们在生产力的发展中、在经济建设中,片面着重产值,着重速度的粗放经营,效果并不很好。今后应把提高经济效益的集约经营放到首位,使我国生产力向更高层次发展。     

启蒙的现代意义及其偏差——论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兼与“五四”启蒙运动之比较

寻根文学与“五四”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两个显著的启蒙运动时期,但这两个表面相似而实质不同的文学启蒙运动,在其现实的指涉意义、表现形态和结果等方面,都有着种种的不同。本文主要探讨了寻根文学的启蒙意义及其偏差,并将之与“五四”启蒙运动进行比较,从而对于启蒙在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和社会历史进程中的命运有一个整体的了解,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文学与文化建设也起着现实的针对意义和启迪作用。     

说晏子“麋鹿之裘”——兼论《晏子春秋》的礼制问题

晏子衣麋鹿之裘,是其节俭的一种表现,后来注家不了解当时鹿裘作为下品之裘的地位,而试图以儒家舆服等级制度来解释这一现象,其说难从。《晏子春秋》与三《礼》时代大致相当,但彼时礼制变化剧烈,三《礼》内部不能一贯,《晏子春秋》兼具史书与子书的双重性质,这些因素使得二者礼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形态。《晏子春秋》中对于礼制的记录和探讨,不仅可以印证儒家礼制,更可以补其不足,可视作先秦儒家礼学向两汉经学(尤其是齐学)礼学的过渡环节,影响到了后来儒家某些重要礼制的形成。     

当代智力理论的积极性与后现代特征——兼论网易公开课程的社会意义

20世纪末,随着西方心理学界积极心理学研究思潮的兴起,以加德纳(H.Gardner)的多元智力、斯滕伯格(R.J.Sternberg)的三元智力和成功智力以及戈尔曼(D.Goleman)的情绪智力等为代表的当代智力理论对传统的一元智商因素结构智力理论形成了挑战,并在教育和社会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深刻的影响。和任何智力理论一样,虽然这些智力理论并不完美或者正在发展,但它们表现出的积极心理学和后现代心理学的特征却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区:涵义、模式与趋势——兼论城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使美国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管理格局 ,国内社区出现“自治导向型”管理模式。社会演化表现为“社区———社会———社区”的历史过程 ,未来基本走向是“政社分离、社区自治”。建立现代意义的社区 ,必须要求政府转变职能、角色重塑 ,进行功能的重新定位和体制机制的社会创新。     

对二十年来我国社会学“对象”问题研究状况的思考——兼论“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范畴

从２０ 年我国社会学理论研究的发展看, 由于“对象” 问题研究严重滞后于社会学“中层”理论的研究, 导致“中层”理论的研究中明显地存在着分析思想, 概念框架、解释逻辑缺乏社会学特色, 理论的可操作性较差等问题。我国社会学可以把“社会行为与制度文化的相互关系”作为学科的 “研究对象”。循着这个“对象”进行的研究, 可以更准确地把握人类社会生活的社会学机理, 也为构建我国社会学的范畴体系和理论体系提供了明确的内在逻辑, 同时, 也有利于我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在科学化、本土化的基础上, 逐步实现国际化。     

论马克思对现代社会起源的分析及当代意义——基于《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解读

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对现代社会的起源进行了集中分析。马克思认为,现代社会是以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是一种具有历史暂时性质和过渡性质的社会形式。现代社会在形式上起源于传统社会的解体;在本质上起源于劳动和劳动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现代社会的起源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对现代社会起源的分析在当代具有重要意义,对现代社会起源的历史性说明为人类通过自身活动改变世界提供了根本的可能性,指明超越现代社会的根本出路在于扬弃劳动与劳动客观条件之间的分离,指出超越现代社会是现代社会自身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它指向现代社会自身,不外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     

究竟是博导，还是“博盗”？——评武汉大学教授周叶中等的剽窃问题

最近，我偶然在北京一个小书店发现了一本书．它时髦的书名让我的眼睛为之一亮。这本书名为《共和主义之宪政解读》（以下简称《解读》），封面上还写着“法学名家经典系列丛书”的字样，作者是周叶中、戴激涛，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出版。共和主义是近几年来我国学术界的一个较热门的话题，此书应该是国内作者撰写的第一本关于共和主义的专著。然而，令我吃惊的是，这一“名家经典”竟然大量抄袭了我数年前发表的两篇论文。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表现是两个不同范畴——基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种意义”的逻辑判断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质的规定性内含在三个逻辑命题与一个隐含假定中。其"另一种意义",既不能理解为对其质的规定性的补充,更不能解释为对其质的规定性的否定,而应理解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商品价值的量的表现。如果将其质的规定性等同于量的表现,从而混淆两种规定性之间的内在差别,就容易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范畴的混乱。发现和总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量的种种表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社会需求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兼论价值决定问题研究的新意义

传统观念仅仅从社会生产方面说明价值决定问题,它排斥社会需求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这种观念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挑战。我们认为,价值是商品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相联系的基本形式,价值决定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求两方面因素统一作用的结果。社会需求与价值决定是不可分割的。这不仅不违背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而是坚持了这一学说的基本思想。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以社会化商品经济为客观基础的价值理论。在改革深入进行的今天,价值决定问题的研究有新的意义。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多重意蕴空间——兼论抗战文艺的“情”“理”之辩

《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老舍对抗战大局和抗战文艺综合而深入思考的一种集中体现。它既是老舍反思抗战文艺重宣传、轻艺术的一种转向,也是他深受抗战时局之刺激和抗战建国理想的感召,思考抗战文艺如何更好地反映现实,进而为新中国的未来建设服务。在这一过程中,老舍作为文化审视和人性批判者的意识被再度激发强化。他借树华农场这一经济实体在抗战时期如何运作的细致剖析,从经济问题延伸到了文化和人性问题,也牵涉出对抗战文艺如何处理“情”与“理”之关系的多重思考。老舍的“情”“理”之辩,融合了他对抗战社会内在运作机制的犀利观察,实践了他对抗战文艺如何切实突进现实与生活的新思考,也寄托了他对抗战文艺淬炼民族文化传统、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殷切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