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影响的多重维度分析

已有文献主要从产品内国际分工维度、全球价值链治理维度和中间品贸易维度研究嵌入全球价值链对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影响.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实质是"中心—外围"的结构化,推动了分工地位的攀升,同时导致了分工环节的固化,需由低端要素驱动转变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全球价值链治理是市场与非市场关系的综合运用,既推动了链条环节的升级,也导致了"低端锁定",需由被动嵌入转变为主动重构;中间品贸易的最终目的是获取企业增加值的核心竞争优势,制造业企业吸收技术溢出易产生路径依赖,需由引进学习转变为自主创新.今后可从动态演化和层级累积的维度,深入剖析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升级断层机理,阐明其存在升级断层、难以自动升级的内在机制,形成对我国制造业阶梯式升级的路径探源.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长三角制造业升级路径研究

知识、经济全球化使世界各地的联系日益紧密,全球价值链分工将世界各地经济体融入到全球生产网络中,改变了传统的国际分工方式及国家竞争力强弱的标准。产品内分工成为主要的国际分工模式,对核心或关键技术的拥有决定了国家(地区)竞争力的强弱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不同类型价值链竞争优势的来源和价值链治理模式各不相同。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基于不同类型的价值链和价值链治理模式,本文探索增强长三角地区制造业竞争优势、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     

金融结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和全球金融发展数据库,利用跨国数据理论并实证考察了金融结构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之间的关系。结论如下:一是金融结构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获利能力影响显著为正,结论在变换被解释变量、考虑内生性后依然稳健。二是金融结构对处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处在不同制造业价值链位置的国家分工地位和获利能力的提升作用存在较大异质性,异质性分析结果从侧面印证了佩蕾丝的四阶段模型中的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的互动关系。三是金融结构通过规模经济、研发创新和效率提升三个渠道影响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和获利能力。     

制度约束与地方产业集群发展——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升级的互动研究

通过对大量实践观察和深度访谈发现,社会信用体系缺失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缺位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事实上已成为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集群升级能力的关键因素.依据这一发现,本文首先剖析了这两种制度因素是如何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以及它们之间可能的相互作用关系,然后,从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完全嵌入式和混合嵌入式两种基准模式入手,深入分析了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是如何具体影响我国地方产业集群加入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的不同选择动机、竞争优势来源以及集群升级能力的差异性.考虑到集群分工结构形态的差异,我们进一步将混合嵌入式集群区分为短距离型集群和准层级型集群,并结合这两种制度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阐述了二者因竞争优势和升级能力不同所表现出的不同发展能力.     

推进中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升级的财税政策研究--基于全球价值链的分析

中国制造业外包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主要形式,其对中国制造业以及对外贸易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在全球价值链不断演进的过程中,各国的制造业企业都在全球价值链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中国制造业外包企业却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此情况下,推进中国制造业外包转型并向价值链两端攀升势在必行。但在推进制造业外包发展过程中存在退税不及时、优惠税收“一锅端”、国内深加工结转业务无法享受优惠收税等一系列财税问题。只有各级政府通过制定“差别税收”、增加专项资金、加大财政扶持力度等有效的财税政策并避免实施过程中引发的其他问题,才能有效解决这些财税问题,推进制造业外包完成转型升级,并向价值链体系的两端攀升。     

数字化能力提升可以促进制造业价值链攀升

数字化能力建设对制造业价值创造和竞争优势带来了本质的提升,同时也成为未来产业发展的重要趋势。数字化能力对于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数字化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对制造业价值链攀升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产业链协同度对数字化能力促进我国制造业价值链攀升的作用起到了显著的正向调节,有利于引导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进入中国。因此,为了推进制造业价值链向中高端攀升,未来制造企业应注重培养自身的数字化能力,实现资源有序流动与高效配置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制造行业整体应打破原有的产业链发展壁垒,强化产业链协同发展与产业融合。     

服务业集群的形成机理和作用机制:国际经验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跨国公司的发展和国际中心城市战略地位的提高,服务业集群已成为产业集群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形成机理和作用机制等问题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外相关理论表明,服务业集群的形成有利于成本节约、知识外溢和接入全球网络;以功能性专业化服务业集群策动制造业集群升级,应以商贸、物流和会展等服务业集群为着力点,走出以工业园区构建服务业集群的误区,同时应明确依托制造业的服务业集群与纯服务业集群的区别,并确定不同的扶持政策。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中的集群化问题

摘　要:产业集群作为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新视角,在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均受到广泛关注。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应树立集群化的观念,实施集群化发展战略。通过对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再造,把优势产品生产企业做大做强,形成集群竞争力,再铸东北装备制造业优势,使之成为中国重要的装备制造业基地。     

北京市现代制造业发展的布局问题探讨

产业集群理论和产业空间集聚效应是今后北京市布局和发展现代制造业的理论基础。本文从内外两个方面,探讨了北京市如何布局发展现代制造业的问题。北京市内的制造业布局,主要考虑高技术产品制造企业和传统制造企业的专业化分工与布局等两方面。针对外部的布局发展,提出了北京市发展现代制造业要与环渤海经济区的崛起紧密联系,分工协作。     

日本制造业组织结构与国际分工模式的变化——兼论日本制造业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动向

本文考察了日本制造业组织结构和国际分工模式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制造业形成了基于产品构造和要素禀赋差异的二元分工模式,这种模式将整体型构造的专用产品保留在国内,通过精益生产方式保持其核心竞争力,将模块型构造的通用产品转移到东亚,利用该地区的廉价劳动力降低生产成本。本文还分析了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影响下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新动向及其市场导向趋势对上述二元分工模式的影响。     

浙江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若干问题研究——以杭州典型地方产业集群为例

浙江地方产业集群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载体和推动力量。本文首先概述了作为新的理论分析工具———全球价值链理论,然后以此为分析工具,考察了浙江地方产业集群中作为例证的杭州十四个典型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状况,最后探讨了浙江地方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实现升级的模式选择和总体思路。     

我国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园集群发展的特征、问题及对策

产业集群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外部规模经济的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创新力提升,被国内外实践证明是优化产业布局、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实现方式。我国西部地区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吸引力独具魅力,但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要实现其跨越发展,产业集群化是其必然选择,以文化产业空间集群为特征的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是其重要载体之一。从产业集群角度研究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发现当前面临文化产业集群特征和集群效应均不明显、园区区域发展不均衡、重复建设严重、政府主导色彩浓、专业化分工与协作程度低、产业链条不完整等问题,这就需要依赖资源特色优势、创新激励机制、培育核心企业、完善产业链条及提高关联度、加快人才聚集等路径,不断推动文化产业园区健康快速发展。     

黑龙江省制造业转型分析

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战略的实施,对黑龙江制造业在区域定位、发展模式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黑龙江制造业必须以建设东北亚制造业经济枢纽中心和东北老工业基地改造过程中的装备制造业中心为目标,在制造业区域定位、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等方面完成转型。积极推进黑、吉、辽三省区域制造业经济一体化;以打造“东北亚制造业经济枢纽中心”为目标,推进东北亚及国际制造业经济开放与合作;以装备制造产业为核心,依托哈大齐工业走廊建设,建立纵向延伸,横向连接的集群发展模式;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建立制造业技术创新体系。     

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集群的转型与发展

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振兴离不开产业集群这种组织模式 ,但现有的产业集群体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要求。文章分析了制约东北老工业基地产业集群转型的因素 ,提出了以获取区域竞争优势为目标 ,加快产业价值链的调整和再造 ,培养自主开发能力的有效对策。     

东北地区汽车产业分工体系发展研究

汽车产业是典型的以专业化分工为特色的工业部门,分工演进提高了汽车产业的专业化水平和生产率,使汽车产业层级结构和分工网络的效用得以发挥。汽车产业是东北地区最重要的支柱产业和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战略性产业,整车企业与零部件企业发展程度不相匹配、模块配套能力较弱、专业化水平较低等问题制约了东北地区汽车产业的发展。因此,东北地区应该积极构建和完善汽车分工体系,促进汽车产业技术研发水平的提高,培育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不断增强东北汽车产业的创新力和竞争力。     

后TPP时代规则对亚太区域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劳工标准视角的探讨

2017年新年伊始,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后旋即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与此同时,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等TPP其他成员仍在力推TPP生效,唯有解读TPP文本才可能找到其中缘由。2016年底,我国商务部、国家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人民银行、海关总署、统计局等七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指导意见》,要求"加快提升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在当前国际分工体系加速演变,全球价值链深度重塑的背景下,推动我国产业和产品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跃升是拓展发展新空间的重要路径。然而TPP等新型区域贸易协定中越发严苛的环境标准和劳工标准等经贸规则,将使亚太区域价值链重构面临挑战。以劳工标准为例,本文分析了高标准的经贸规则对亚太地区区域价值链的主要影响,为后TPP时代我国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出了对策建议。     

价值链视域下全面推动东北产业链嵌入国内外市场大循环

在中国经济全球化和市场化过程中,东北地区因开放程度不足等原因,其企业和产业与全球价值链和国内价值链不断地脱钩和边缘化,这是造成其经济持续衰退的直接原因。目前东北振兴战略和政策在引导东北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参与国内外经济循环方面存在着某些需要强化的重要的薄弱环节。建议国家按性质对东北当前的重要产业进行分类并精准施策,把战略重心和政策资源集中在推动东北产业链与国内外产业链的嵌入、连接和协调上,集中在东北制造业重要产业链“链主”的形成上,促进东北经济深度嵌入国内外大循环并起到相互促进作用。     

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基于要素禀赋异质性视角

数字技术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正在对社会生产方式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要素禀赋异质性导致各国数字经济呈现差异化发展趋势,数字经济发展通过产业回流和贸易规则重塑两个途径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朝着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方向发展。中国应建立完善的数据要素确权、定价和交易机制,利用市场机制促进要素资源向要素禀赋转变,将要素资源优势转化为要素禀赋优势,积极探索构建多边框架下的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和数字贸易治理体系。     

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现状与问题——国际比较视角

制造业服务化正成为制造企业转型的一个新趋势,服务已成为制造企业获得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服务收入占公司总收入的比重逐渐上升.从国际比较看,总体上中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较低,制造业服务产出落后于世界主要制造业国家,但中国制造业服务导入比例正逐步上升,提供的业务种类比较全面,服务业务的利润率相对较高.制约中国制造业服务化的因素主要包括内部和外部两方面,从制造业内部来看,制造企业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服务化的战略认识不足、核心能力缺失等内部问题阻碍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而服务业生产效率较低、服务化政策支持力度不够和人才支撑不足等外部环境同样不利于制造业服务化转型.推动中国制造业服务化转型,要树立现代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双轮驱动”、融合发展的理念；选择潜力行业进行重点突破；大力推进“两化”融合,为制造业服务化提供技术基础；推动服务业创新,完善制造业服务化生态；打造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区,鼓励制造企业与服务企业的分工与融合发展.     

以高质量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中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

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跨国企业获取技术、资源、信息和市场的重要途径,并通过边际产业转移、进出口贸易创造、逆向技术溢出以及市场竞争效应促进母国企业攀升全球价值链（GVC）。基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结构和绩效特征,利用前后向产业关联GVC参与度指数对出口与产出数据中的国外增加值进行测算,刻画我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研究发现,中国OFDI存在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企业OFDI的GVC攀升效应没有充分显现,GVC分工相对地位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必须依靠原始创新掌控全球价值链,加快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构建安全自主的国际循环新格局,加快完善制度型开放体制机制,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