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卸”叙述责任的现代第一人称小说叙述者

第一人称小说的虚构性在五四之后基本得到了明确,但是传统的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就导致相当一部分作者在小说中尽可能减少第一人称叙述者对小说“真实性” 的责任,因而形成了一类“推卸”叙述责任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这类小说或者采用“我听故事”、“我读日记书信”的模式,或者采用分层叙述。作为一种叙事技巧,从小说艺术的发展来看,“推卸叙述责任”乃是使叙述自然化、逼真化的手段,这与中国现代小说总体倾向上的现实主义传统相一致。     

"三言"的叙事视角模式

中国古代白话小说源于“说话” ,受其影响 ,存在着一个说书人叙述格局传统 ,导致了白话小说文本叙事的拟对话模式以及叙事视角的全知与限知动态结合模式。拟对话表现在形式上大致是虚拟对话场景和阐释典章制度及民情风俗等 ,直接与读者 (听众 )交流、沟通。“三言”故事都是在全知的前提下 ,作者保留、延宕某些信息而成限知 ,限知和全知视角形成动态组合 ,但易出现视角越界现象 ,造成艺术上的疵漏。     

论现代小说“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

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有三类不具备叙述能力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们凸现了人物的叙述能力与小说的艺术性之间的矛盾,“二我差”部分地解释了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人物叙述者的局限性造成的。第一人称叙述者的功能是由人物叙述者与主体叙述者共同构成的。     

叙述者与作者的合与分:从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

在传统小说中,作者不仅是作品的创作者,也被看作小说中讲述故事的叙述者,二者合而为一。伴随着传统小说到现代小说的发展过程,叙述者与作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出现了变化,逐渐由二者的合一到二者的分离。考察中西叙事作品中作者与叙述者合一的叙述状况及分离变化过程具有重要意义,它成为更好地理解小说创作与小说分析的一条重要原则,并构成当代叙事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     

中国现代小说的负面人物叙述与意义传达

本文以中国现代小说的负面人物叙述为中心,探讨这些由"不可靠叙述者"进行叙述的小说如何实现意义的传达。文章分析认为,这些小说采用了转换人称、设置超叙述和复调双声等叙述策略。而这些叙述策略之所以能够实行,是由于第一人称叙述是人物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复合叙述,并且从根本上依赖隐含作者。因此,"不可靠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是相对的、局部的,隐含作者从根本上控制小说意义的传达,并赋予小说总体上的可靠性。     

赵树理小说的隐含书场格局

赵树理的小说在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拟书场格局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扬弃了白话小说中程式化的格套,同时又吸收了“五四”小说中“作者化身“的叙述方式,从而创造出一种新颖独特的隐含书场格局的叙述模式。赵树理之所以要创造这种叙述模式,其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古典小说中已延续七百年的“说书人”叙述者已经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审美形式。     

论小说叙事的叙述主体

小说叙事就是采用特定的叙述方式来讲述一个或者一系列的故事。小说要叙述故事,那必然要有一个进行叙述的主体。在小说叙事领域,与小说有关的主体有作者、隐含作者、人物、叙述者等。作者是写作作品的主体,他只存在于小说文本之外,而不能进入文本;一旦完成了作品,他的任务就履行完毕。隐含作者虽然存在于文本内,但他只是作者安排在那里来体现作者的思想规范的,没有声音,归根结底是作者在小说文本中的第二自我。小说文本中某些人物的讲故事看似是叙述,实际上这只是发生在文本内的故事世界的行为,也即人物和他讲的故事最终也只是被叙述的客体。叙述者是一个叙述行为的直接进行者,既然叙述者具有叙述行为,对于小说文本而言,自然应该是小说叙事中承担叙述的主体。     

中国古代小说叙述者简析

中国古代独特的“史传”和“说话”的叙事传统，造就了中国古代小说所独有的两个“叙述者”形象：文言小说的“记言者”和白话小说的“说书人”。他们鲜明而独特的模式化特征，形成了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文本的特殊风貌。中国古代小说的叙述者形象暗合了隐含作者（作者的“次我”，正统文化的价值集合体）的价值观，自身已强化为理性化的、具有价值整合功能的特殊形象。这正是中国古代小说叙述者长期模式化发展的根本原因。     

《豆棚闲话》的叙事学研究

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到《豆棚闲话》叙事模式陡然一变。由“豆棚架”这一意象所结纳起来的众多的叙述者打破了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叙述者单一的现象 ;叙述者套叙述者的现象又直接形成了该小说集叙述层次多重复杂的特点 ,从而构建起一个立体网状的叙事空间。这些打破了自“三言二拍”以来叙述者单一、叙述层次平面化的传统的叙述方法 ,体现了作者对小说叙事宏观把握和整体控制意识的加强。《豆棚闲话》在中国古代白话小说发展史中的重要地位应充分予以肯定和重视     

论《现代文学》小说的叙述视角艺术

台湾<现代文学>杂志小说在叙述结构、叙述视角和叙述语式等层面都进行了大胆的创新,通过引入"隐含作者",让"隐含作者"与全知叙述者对话,使叙述者变成"不可靠"叙述者;让全知叙述视角与其它叙述视角进行平等对话,完成了复调小说的创造.内视角的灵活运用超越了叙述视角的限制,将有限引向了无限.第三人称外视角小说一方面实现了逼近生活原生态的艺术理想,另一方面也制造了大量悬念,增强了作品的艺术张力.     

“写真实”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历史命运

"写真实"在20世纪中国小说中经历了曲折道路,其经验,其教训,都值得当今小说家和后代小说家们所借鉴.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中的"依经"论辩

中国古代小说批评看似纷繁杂乱,但只要加以梳理,也能化零为整.其中,围绕小说功能与价值的"依经"论辩,即可自成谱系.一方面,针对某些道学家关于小说"淫邪""低俗"等"不经"之论,小说批评者常依据"皆以情教"的《六经》,辩护小说写男女之情属于"正经""雅道".另一方面,针对某些按照史学家"信实"原则对小说"虚妄诞幻"的指责,小说批评者常"依经"予以辩驳,强调小说叙事写人合乎情理.最终,为调节相持不下的"经"与"不经"之辩,古代小说批评者常依据《周易》以来的"阴阳双构""相反相成"等经学思维,推演出以"奇正相生"为主调的"雅俗共赏""庄谐相映"等系列辩证话语.     

解构主义与当代中国小说

解构主义虽兴盛于当代欧美学界 ,但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老庄与道家哲学以及禅宗思想中却有着丰厚的传统 ,在中国的传统文学中亦有着原发的方法与理念。因此 ,当代中国文学的解构主义运动中有着多个思想资源。当代最早的在语言层面上的解构主义意识 ,可以从王蒙发表在 1 980年的一篇小说《蝴蝶》中得到阐解印证。先锋小说中解构主义的表现有暴露虚构、暴力切碎、文本并置等。历史叙事中的解构主义同时也表现了当代意识形态的变构     

唯美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以现实主义的文学规范和艺术标准去评估中国现代小说的历史价值,对唯美主义作为写实主义传统中的"异质话语"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唯美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之间的联系可以概括为"艺术性"上的共识、"反传统"中的共鸣、"崇尚美"中的共性等三个方面.考察唯美主义对中国现代小说的影响,并非要抬高唯美主义的历史地位,而是要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轨迹,恢复其多元型的历史原貌.     

何处是归程--"新乡土小说"论

“新乡土小说”以当前城市化进程中往返于城乡两域的农民为表现对象,描写的笔触广涉城乡,从而扩大了乡土小说的叙事空间;由于作家的文化价值立场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游移不定,所以这一创作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价值含混的特征;“新乡土小说”的价值困境表明,只有充分实现传统与现代的价值融汇,才能在准确把握当下的基础上提供关于未来的明确想象。     

中国文言小说的创作理论

中国文言小说的创作理论主要包括：题材采录与文言小说发生;连缀编次与＂公余＂创作心态;＂摭实＂表征与虚构本质。＂采录＂的观念反映出中国文言小说早期发生的＂原初＂形态;而＂连缀＂的主创方式,正好适合了文人＂休闲＂的生活状态及＂公余＂的写作心态,培养了文人＂不朽＂价值观念以外的另一种＂立言＂的方式,是对＂原道＂＂、征圣＂及＂文章经国＂创作方式的突破＂：摭实＂表征下的诸多虚构手法,既是文人出于＂征信＂而自我约束的文化心理,又通过虚构对＂摭实＂进行反正,提升了文言小说的文学性与美学价值。     

论当代历史小说的发生

当代历史小说发生于20 世纪60 年代,此前近十年它并不受欢迎,其发生得益于文艺政策的调整。处于发生期的当代历史小说所表现的对现实生活的兴趣也因作者的思想被体制化程度的不同而产生分野。由于作者更倾向于表现兴趣、倾吐心声,此时期的历史小说在审美形态上表现得过于直白,体现出评论性的特征。     

20世纪中国小说与现代西方小说的社会学比较研究

由于中国小说和西方小说在形成过程中所存在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后来所产生的不同的影响,同时也由于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所具有的不同文化内涵、民族个性、心理特征、审美追求和价值取向等等,这使得20世纪的中国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在社会学的内容表现方面出现了许多重大的差异,由此人们可以看到20世纪中国小说和现代西方小说所呈现的不同创作特征和发展风貌。     

简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

中国古代小说观念的演变经历了曲折的过程,唐前小说的地位一直是"小道"、"末流".唐后,地位开始有所转变,但始终未能登大难之堂.之后,随着市民阶层的发展壮大,小说的阅读层开始扩大,又因口头文学承传过程中有意无意的帮助作用,它的地位也得到认可.中国近代的历史遭遇和屈辱的历史地位使知识者认识到小说的社会作用,于是近代意义上"新民"、"救国"的小说观念开始产生,几经曲折后,发展为"启蒙"、与"反封建",小说观念逐步成熟起来.新文化运动后,在李涵秋、鲁迅等小说家推动下完成了中国小说观念由近代到现代的过渡.     

论中国小说叙事的神秘性

中华民族经历巫文化和宗教文化的历史阶段长于西方,文化的神秘性更具普适、丰赡的特征,再与意象思维的诗情画意相融通,独具别情异调和天然神韵.中国小说叙事的神秘性表现于故事、结构、气韵三个层面,呈现为时空、梦境、法力、星相谶语、万物通变、感应果报、神秘数字、避讳避祸等八种形态.它来自于人的有限感知力的无限比拟、联想、推延;来自于对天地、神兽的崇拜和巫觋、术士、僧、道以及普遍人的个体神秘性体验;来自于诸种体验的结果:巫文化,万物有灵、天人合一观念,仙道、僧佛文化等;来自于神秘体验所沉淀成的民族无意识和思维定式.叙事的神秘性产生于叙事意图实践的需求,出现于主要人物意图行为的紧要处和叙述者急需的关键时刻,成为关键叙事与核心叙事.神秘性叙事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总呈现出结构性和审美性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