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因素对当前我国道德建设的影响

基于农耕生活和宗法制度基础之上的传统文化和传统道德在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等方面都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但传统文化中的不良因素也给当下道德建设带来了严重危害。这种危害主要体现在“关系”文化损害了公平、正义;小农意识导致各种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肆意泛滥;官本位意识严重阻碍社会的健康发展;等级观念压制人的创造激情等。只有祛除传统道德中的这些不良因素,才能使人们逐步养成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习惯。     

"道德危机"的实质及其社会文化根源

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道德危机,其实质是传统道德范式向现代道德范式转换过程中的断层所导致的道德信念危机.一方面,基于现代主体理性自律的现代道德在中国还缺乏相应的社会根基和文化根基,并受到各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扭曲与消解;另一方面,依赖于各种他律形式的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求不相适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冲击着现代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确立.厘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危机的实质并分析其社会和文化根源,有助于从根本上认识和应对当前的道德危机,为长期的道德建设奠定基础、指明方向.     

论“差序格局”社会结构下的“大传统”、“小传统”与“超传统”

在前人"大传统"与"小传统"概念的基础上,针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实际,提出了"大传统"、"小传统"与"超传统"的概念,认为"大传统"是处理家族内部关系的道德与文化,其本质是一种私人关系道德,而非公民关系道德,"小传统"是处理家族与家族之间关系的道德与文化,"超传统"则是超越家族而站在人道主义立场的道德与文化。此为事物本身。它们都是根源于我国"差序格局"(费孝通)的社会结构,因为"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本身具有生发不同文化精神的多重趋向,其显性结构形成了"大传统",隐喻结构形成了"小传统",超越结构则形成了"超传统"。此为事物之根源。大传统、小传统与超传统在社会发展中的变量关系为大传统易变,小传统顽固,超传统则代表着世界文化在未来的发展方向,接近于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文化自觉"。此为事物之发展方向。     

孝与中国文化中未成年人的道德境况

中国文化中未成年人的道德境况一直没有得到人们应有的关注和研究.其实,在中国文化中,未成年人的道德境况只有放在中国"孝文化"及其所建构的特定代际关系的背景下才能得到深刻的说明.中国的孝文化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未成年人的如下道德境况:成年人与未成年人的代际关系决定了未成年人处于极端不平等的道德境地;老年本位和过去本位使未成年人处于文化和社会的边缘地位;孝文化通过特定的代际传承机制使未成年人道德价值观得以形成;孝的社会功能使统治者保持着对未成年人之遵行孝道的强势道德期望.     

论中国传统耻感文化的当代道德教育价值

耻感文化是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模式的典型特征,也是我国传统道德规范性基础和要求.中国传统耻感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它既是人性的根本标志,也是道德教育、品德养成和建成道德社会的保证.在当前提倡树立"八荣八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背景下,耻感文化具有极强的当代道德教育价值,它有助于化解当代道德教育困境;有助于化"他律"为"自律";有助于增强民族凝聚力.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应该恢复耻感作为道德体系和伦理精神的历史地位,倡导人们树立正确的荣辱观,实施有效的耻感教育,抓好知耻环境建设,以巩固当代道德教育的文化学基础,提高道德教育实效.     

"父亲"形象的文化意味

刘醒龙小说世界里的"爷爷"、"奶奶"是作家理想中的乡土社会的象征,是作家的生命理念.刘醒龙小说中的"父亲"形象都有一种道德化倾向.在他们身上,寄托了作家朴素的道德意识和人生理想.刘醒龙对"父亲"们的命运的表现,采取的是一种诗意化、道德化的表达方式.他的创作明显缺乏历史理性.坚守传统的道德理想是刘醒龙最基本的文化立场.     

古代“礼治”的反思与当代和谐的构建

礼治是中国古代传统的治国理念和方略.从功绩角度看,礼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工具,是蕴涵着道德伦理、和谐思想、政治民主等合理因素的社会治理方式.从过失角度看,封建礼治因灭绝人欲而使社会发展失去了原动力,导致了社会的停滞与落后;因忽视法治而使礼治走向了人治,减缓了中国政治文明的进程.今天,深入发掘礼文化中"和谐因子"的价值,实现古代礼治的现代转型,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化颠覆与社会倒退

宗教及其文化以人类特有的精神性符号表达了社会的本真.社会进步本质上表现为文化思想模式传承与变革.在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变动的诸多复杂因素中,唯有与传统相关的精神文化因素是最稳定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以毁弃传统为目标的"新思想"却无法摆脱自身内在的逻辑悖论而给社会带来可怕的灾难.传统伦理精神和价值体系是一个民族生存发展的根本,也是一个社会经济关系和国家政治、法律等几乎所有制度的基础.近代以来,摧毁自身传统导致社会历史倒退的教训远大于传统对社会变革的制约.     

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之影响因子动态研究（２００７—２０１３）

对2007和2013年两次调查的比较分析表明,我国民众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的基本精神素质以及伦理道德调节能力,在2007—2013年间并未得到提升,而影响这些素质和能力的因子则在发生变化。在伦理道德的受益场域方面,社会场域的影响力正在提升,与家庭、学校这两个原本的"策源地"构成了"三足鼎立"的架构;正面的影响因子方面,社会团体正在取代"大学及其文化",与网络媒体、市场、和政府构成了"新四大影响因子";负面影响力结构的文化因素方面,传统文化崩坏的负面效应提升,正在超过外来文化冲击的影响,成为第二主要的负面文化要素;在应该对当前不良道德状况负主要责任的因素方面,依旧是官员腐败以及社会的不良影响该负主要责任,变化在于学校的教育功能弱化这一点,不再是主要的负责要素;而就全球化、高技术、市场经济等"非确定"因素而言,持有正反对立意见的"两极分化"局面正在形成。     

中国文化对绩效评估的影响分析

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中国所具有的独特特点,产生并发展于西方的绩效评估在中国能否顺利实施,目前正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在分析西方的绩效与绩效评估观点的基础上,结合中国自身的特点以及中国的传统文化特点对中国的绩效评估的基本特点进行了阐述,并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面子"、"中庸之道"以及"五伦"等几个方面分析了中国文化对西方的绩效评估运用到中国时的影响.指出中国的绩效评估往往是建立在一个人的道德和品格基础上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