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史诗到反史诗——从《李自成》的没落说起

从《李自成》到《白鹿原》,史诗性创作经历了从以政治为主体的国家民族话语建构到以文化为主体的传统话语建构过程.当下,全球文化、商品经济多重力量冲击下的传统文化已经逐渐处于消解状态,这使得史诗性创作空有宏大的叙事规模却无法建构起属于这一时代的文化主体,从而呈现出"反史诗"的写作状态.这种"反史诗"的状态要持续多久?之后的史诗性创作将以何种面貌出现?     

“古史即诗”:《尚书》史诗因素考辨

《尚书》的早期叙事篇章以四篇《虞夏书》为代表,由上古的口传叙事史诗发展而来,虽经后世史官和诸子学派学者的不断加工修订,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早期口传叙事史诗韵散相间的巫瞽讲唱因素,具有"史诗兼诗与史,融而未划"的特征。如果去除后世添加上去的历史叙事话语,便可发现其中蕴藏一部初具规模的早期汉民族史诗的雏形,包括"虞舜史诗"和"周民族开国史诗"两部分内容。借鉴叙事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从《尚书》文本的叙事语言和文体入手,可为解决上古汉民族史诗缺失问题提供新线索和新思路。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言”、“事”关系的分合与流变

先秦两汉史传文学的"言"、"事"关系始终处于复杂的变化状态。《尚书》虽以记言为主,但记言的背后皆有本事,未尝离事而空言。《尚书》总结历史经验、宣讲道义以资经世致用的《书》教之旨奠定了书史的精神传统。《春秋》创立编年史法,但有叙事而无记言。《尚书》中以记言形式表现的《书》教之旨在《春秋》中通过"春秋笔法"表现出来。针对《春秋》叙事的过于简略,《左传》对其进行了补充。《左传》叙事"言事结合"、"以事为主",史传文学中的三类"言"体基本定型,比例趋于合理。《国语》《战国策》又出现了以"记言"为主的倾向,表现了史家在"言"、"事"取舍中的徘徊。"言"、"事"关系在《史记》中又有新的变化。《史记》以人物纪传为叙事方式,记言文字分化为四种形态。而一以贯之的书史精神在《史记》中除了"寓褒贬论断于叙事",还由记言中的"太史公日"来承载。《史记》《汉书》以后,以叙事为主的纪传体成为书史正统,但"言"与"事"的比重权衡及其消长演变一直伴随着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     

超越与差距--纵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史诗性

“史诗性”是最优秀长篇小说的代名词,作为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奖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史诗性争议颇大。以宽严适度的现代史诗尺度为据,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中那些配称史诗或史诗性的长篇小说分为史的规模大于诗的内涵、诗情胜于诗意、史与诗和谐发展三种类型分别予以评析;概括地指出它们对“十七年”的“英雄史诗”的超越和对世界上“现代史诗经典”的差距。     

民间口头文学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关于苗族英雄史诗《亚鲁王》中几个“史事”问题的探讨

神话史诗在人类学知识谱系的研究中通常与相应的"历史事件"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文章以文学人类学的多重证据法为理论观照苗族史诗《亚鲁王》的一些"史事",由此说明神话叙事中的"历史真实",并以此论证和探讨《亚鲁王》在口述史研究中的价值和意义。     

“文”学之宏大叙事的解构——浅谈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是周作人文学观得到集中体现的一部著作,该文中他将中国古代文学分为"文以载道"和"诗言志"两派,并且主"言志"而绌"载道"。但追溯中国古代文论史,"言志"与"载道"在这里都受到了误用,"诗言志"实则为"诗缘情",它强调文学创作时自我情感的自在状态,为己而非为他人。这种"自己表现"的文学观,其实是对数千年来强调文学教化的社会功用的宏大叙事的解构。     

反"史诗性":文学转型中的历史叙述(下)

在中国当代历史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史诗性"是个极为重要的概念,但在80～90年代的文学中,反史诗性是先锋文学和新历史小说解构宏大叙事的基本策略之一,它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别一种历史叙述.本文论述了反史诗性的三个主要表现质疑客观真实、颠覆英雄神话和消解庄重风格;主要结合新历史小说,论析了文学转型中小说家的历史观念和审美观念的转变.     

《国语》叙事特征论

本文运用叙事学理论观照《国语》,发现客现型全知叙事和以叙事时间速度的快慢来掌握叙事重点是《国语》叙事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一叙事特点对后世之史传散文和史传文学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史诗”与“神话”:民族宏大叙事升华的双翼——方棋《最后的巫歌》解读及其他

《最后的巫歌》最明显的特征表现在两个方面:史诗品质和神话性。其具体内涵体现在对家族史和民族志的精心构建上。它以一种陌生化的形式勾勒出一个民族的族群记忆和民间化的历史,以一个民族——"虎族"(土家族)的文化溯源来追寻民族文化之根。它以独特的神话叙事方式,打通了历史、现实、神性和人性的界限,以揭示文化之根本和探寻民族之未来为目的,为中国当下文坛奉献了一部难得的宏大叙事之作。这部作品丰富了当代文学叙事经验,而且努力建构起一种宏大叙事的新模式。     

吴梅村《雁门尚书行并序》与《绥寇纪略》的诗史互证

吴梅村之诗号称"诗史",抒情纪事,或哀怨缠绵,或沉郁顿挫,寓含批判,以诗传史,可谓深得诗家三昧。吴梅村的〈雁门尚书行并序〉与其《绥寇纪略》相结合,史诗互证,聚焦于孙传庭之剿寇策略及其与李自成之交锋过程。借此研究,可以在"正史"之外,重新了解孙传庭之剿寇韬略、功绩及其无奈,亦可见晚明民变起因、壮大以至于导致大明王朝倾塌之原因,并借此以彰显吴梅村诗歌之诗史特征。     

史传文学与中国小说传统之关系简论

史传文学与中国小说传统之关系,是一个业已引起注意但研究尚未真正深入的问题。本文试图从中西叙事文学传统的比较出发,在着重考察《史记》、《汉书》中的纪传体作品在中国叙事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及小说史演进轨迹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作较为系统的探讨。     

白鹿原：女性策略遮蔽下的历史叙事

电影《白鹿原》史诗性不足为人所诟,究其原因,主要是影片女性叙事策略的采用,遮蔽了厚重的历史叙事的内质,使电影的史诗风格和史诗氛围有所缺失。影片把田小娥和男人们的情感发展作为故事的主线,使情欲和本能成为了影片主题,女性镜像体系掩盖了土地和农民的关系、历史和民族命运的历史叙事。这种女性叙事策略的选择,和导演的创作观念和风格倾向,存在着必然联系。同时,也使《白鹿原》现在时态的电影文本,呈现出史诗性缺失的必然肌理。     

“威仪”与“气志”:孔子《诗》教的人格取向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民之父母》是新出土的反映孔子《诗》教的重要文献,可与传统文献相互印证。孔子所提出的"必达于礼乐之洍,以致‘五至’,以行‘三无’,以横于天下"的理论把《诗》作为了人格修养的教材,而"威仪"和"气志"则是这种《诗》教人格取向的核心概念。孔子在接受前人关于"气"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新"气志"概念,并改造传统"威仪"概念与之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教理论。孔子《诗》教中的"气志"和"威仪"是其人格取向的一体两面。"气志"即个体人格修养所锻炼的君子"气志";"威仪"即君子"气志"所呈现的个体"威仪",其内涵十分丰富。孔子《诗》教的这种人格取向将学《诗》者的关注点从礼仪应用引向人格培养,使文学得以从集体仪式转向个体表征,完成了"诗言志"观念的文学转型,对中国文学思想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在今天仍然有其现实价值。     

从“新小说”到“五四小说”——传奇叙事与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

中国现代小说叙事发端于中外交汇、古今争斗的背景之下,"传奇"作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基本模式及中外文学"异构同质"的叙事传统,直接影响着中国现代小说叙事模式的发生与发展,从"新小说"到"五四小说",形成了一个不断向传奇叙事传统进行承袭、转化的过程。     

论卢卡奇的小说理论和中国革命小说的史诗性诉求

卢卡奇认为史诗的特性产生于史诗时代,不管保持这种总体性的史诗时代是否真正存在过,但它是人们对久远年代的理想化,也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追溯.中国革命小说的史诗性诉求正好契合了卢卡奇的这一说法.从茅盾到赵树理再到梁斌,中国革命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主动契合了革命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表达了意识形态的神圣和正义,具有一定的史诗性.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新释

《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可以从三个方面去理解：一是《诗》《春秋》皆记史,《诗》以韵文记事,是史诗时代的传统,《春秋》以散文记事,标志着史书编年记事体的成熟;二是周公制作《诗经》是作为政教之本,以开升平之世,孔子作《春秋》则是昌盛周道,拨乱反正,其义相承;三是孔子以周公为尊,以继承周公之志为平生之愿。     

论《史记》的史诗意义和艺术魅力

《史记》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传记文学巨著,具有伟大的史诗效果与独特的艺术魅力。《史记》作为文学传记的开山之作,在人物的刻画与个性塑造上特色显著,卓有成就;在史与诗的结合上,达到水乳交融的艺术境界;在思想内涵与艺术手法上《史记》所创造并娴熟运用的简约叙事与白描手法,更显得别具一格。《史记》和司马迁永远都是中国传记写作者的精神守护神。     

《瀛寰志略》的文学特色

徐继畲的《瀛寰志略》不仅仅是一部反映了19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情况的史地著作,其文字简洁而生动,娴于用典,一些章节的历史叙事结构相当精巧,从史传文学或者历史散文的角度,也有很高的成就。这种文学特色既反映了徐继畲对中国史传文学传统的继承发扬,也体现了他的审美趣味。     

诗骚传统的现代转型——以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为观察视角

传统论述中,诗骚被表述为一元的源流关系。时至近代,刘师培《南北文学不同论》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出发搭建南北文学叙事脉络,推动了“诗骚源流”向“诗骚南北”的现代转型。诗骚传统的古今之变,折射出文明意义上的“中国”转向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中国”的时代变迁。诗骚从普遍性的价值标杆,转而作为南北两大地域文学传统的代表,呼唤起人们对于中国文学多元的“本土特色”的思考与体认。但刘师培在“分南北”的同时,以“宗北”方式保证北方作为华夏文明起源之地的正统性,从而在二元结构中保留了统一的价值标准,在以“文学”方式建立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时坚守某种价值秩序,其背后的问题意识仍然值得省思。     

《水浒传》的主题释义与叙事特征

《水浒传》主题研究,由于文本的多样性,释读者历史、文化、释义等语境的变迁,构成多样的小说主题形态。"内儒外佛"的思维模式、文化人格与叙事传统;整体写意,局部写实———"虚实相生""百川归海"式的叙事结构,构成了《水浒传》主题———"为市民写史,替民族写心"的"无底棋盘"和中国文学特有的民族个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