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邶、鄘、卫三风的称名之异及编次意义

邶、鄘、卫三风在“三家诗”中舍为一卷，在《毛诗》中则一分为三。后来之论者争论不一，而事实上邶、鄘、卫三风的称名及编次是以三风所染殷商习俗及周礼思想之厚薄为别。也就是说从《邶风》至《鄘风》到《卫风》，三风所染殷商民风逐渐递减，而周礼思想则逐渐递增。三风之称名及编次，实际上即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     

清华简《金縢》与“三监”

清华简所见《金縢》与“三监”等材料,解释了《尚书》学史上与三监之乱有关的若干疑难.周公所谓“我之弗辟”云云,即《孔传》所说“我不以法法三叔,则我无以成周道告我先王”,“三叔”就是管叔、蔡叔、霍叔“三监”.然而,就清华简字面而言,“三监”当为商邑叛民所杀,并非成王或周公东征所辟.清华简《系年》第三章所记东征,并未提及周公,而是以成王为东征之君,这一问题尚有待深入探讨.     

“十五国风”的美学价值

本文认为“十五国风”的美学价值是多方面的,又是高层次的,它颂扬了真善美,鞭挞了假丑恶,从而给读者以无穷的美的享受。     

“和”与“同”

公元前522年的一个冬天,晏子侍奉齐景公打猎回到遄台。此时,梁丘据骑马赶来觐见。景公高兴地对晏子说：＂只有梁丘据是个跟我相和的人啊。＂晏子眉头微皱,说：＂梁丘据不过是跟您相同罢了,哪里说得上是相和呀？＂景公颇感迷惑,反问晏子：＂难道和与同不是一回事吗？＂     

论文化的“异”与“同”

文化是特定的群体的惯常的活动、生活目标指向与生活、活动方式的统一。中西方文化在精神方面有一对基本的相异之处、特质,即生命有机整体的思维定势与单元个体的思维定势。可以由上述的这对基本的特质中一一引出中西方精神文化上其它的相对次要的异质,并对为何会有这些众多的异质做出合理的说明。文化的趋同、同化、存异及异化等往往演化成一种经济、军事等实力的较量,一种文化的保持、维系、发展需要有钱袋和武装的支持、支撑。     

论川北大木偶与三国文化的联动开发

川北大木偶是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真人的体积、灵活的身姿以及吹拉弹唱等技巧深受川北人民喜爱,多次参加国际大汇演,有一系列经典剧目传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支,三国文化的源头也在川北这块土地上,南充是三国文化的起源地之一。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生活习惯的改变使这些文化因素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利用川北大木偶和三国文化两种优势资源,相互促进,共同提高,形成产业开发模式,既能满足人们不同层次的精神需求,又可以推动区域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保护传统文化真脉相承。     

文化遗产、全球史观与三国文化论析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的观念以其提倡发掘民族文化价值在国内文艺界、遗产学界产生了长期深刻的影响。然而,通过对三国祭和三国季活动的分析,以及对世界遗产桥西历史文化街区和国家遗产三国传说的比较,可以发现国内申遗热潮和文化产业开发中遗产保护与利用相分离、遗产生境和特殊性被稀释消解的问题。回顾全球史观与文化多样性提出和发展的过程,相较于国际遗产界,国内在观念革新、学科发展、研究保护开发利用体系建设等方面还处在被动迎合、无话语权和主导权的状态,这对于未来遗产事业发展既是重大考验,也是创新思变的方向。     

论历史研究中的“求同存异”与“存同求异”

当前学术界很多人主张学术研究要追求创新,要求＂存同求异＂。历史研究属于学术研究,是否也应该主张＂存同求异＂？文章从历史本体研究和历史方法研究上探讨历史研究中的＂求同存异＂与＂存同求异＂,并对历史研究中＂求同＂与＂求异＂的对立统一关系进行分析。     

汉语的“风”与孟高棉语的“风”

宋朝孙穆《鸡林类事》记载高丽语"风曰孛缆"曾引起关于汉语"风"之语源的热议。按孟高棉语复辅音演变规律和随韵音变规律,结合汉语"风"的语义,孟高棉语一组"风"的词族与汉语一组"风"的词族存在音义对应关系,以高棉语phlom.为代表的原始孟高棉语"风"的语音可以合理解释汉语"风"字的多音现象以及与"檒"、"梵"、"岚"、"飞廉"及高丽语"孛缆"等词的同源关系,由此推论汉语关于"风"的词族与孟高棉语"风"的词族是一组同源词,为汉语与南亚语关系的研究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     

许昌“三国曹魏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现状及策略

曹魏故都许昌,三国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具有旅游纪念品发展的良好资源、市场和政策基础。但许昌旅游纪念品市场却存在着类型单一、水平低下、文化欠缺等问题。本文在简述旅游纪念品的概念及开发原则的基础上,通过对许昌旅游纪念品市场存在问题的分析,结合许昌旅游纪念品开发与设计的基础优势,提出许昌"三国曹魏文化"旅游纪念品开发与设计的策略,以兹为许昌旅游业的开发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借鉴。     

浅谈拓跋氏与诸鲜卑成败之比较

十六国时代,社会环境复杂纷乱,能最终完成北方统一的政权都应该是一个具有绝对实力和非凡政治手段的政权,在激烈的争夺北方统治权的斗争中,最终拓跋鲜卑脱颖而出,历史选择了它,有必然性也有合理性.本文通过展开拓跋鲜卑和同时代有类似经历的鲜卑各部的比较,让大家以另一种角度来理解北魏统一中国北方的成功.     

《诗经·小雅·采薇》中的心理描写和对比艺术

《采薇》一诗不仅以句取胜,尤其以篇取胜。全诗成功地运用了心理描写和对比艺术的表现手法,从整体上呈现了军人异于常人的战争观念,刻画了戍卒们苦不堪言、复杂微妙的内心世界,充分展示了诗歌艺术的张力。     

从雍陶佚诗看《十抄诗》的文献价值

韩国高丽时期编辑的《十抄诗》收录了不少中唐至五代的佚诗,具有极高的文献价值。本文在参考有关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晚唐成都籍诗人雍陶的佚诗入手,对《十抄诗》的文献价值加以探讨。     

论吴用之"用"

<水浒传>中军师吴用的人格特点相对复杂,这个艺术形象具有一定的理想化的色彩,作者一方面突出他"智多星"的特点,同时又让这个艺术形象"活得像个人样",有作为活生生的个体的人对自我价值的基本追求.吴用之"用"的本质就是对个体独立精神的肯定,对自由自在的生存状态的执着追求.从社会评价标准看,吴用貌似"无用".而从作为个体的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撰述与现实政治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对立、民族矛盾尖锐复杂和门阀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形势对这个时期历史观念、历史撰述形式都有很大影响,现实政治斗争在历史撰述中往往有直接反映。首先,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这是政权对立与正闰之争在历史撰述中的表现,是正闰问题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魏晋南北朝时期皇朝史撰述中以一系相承或一脉相传为特征的正闰问题,虽然仅是史家历史撰述时的一种笔下安排,但在这个时期已经超出历史撰述方法的学术范畴而成为一种政治方法,在当时有着特别重要的政治意义。其次,崔浩的"国书案"是北魏前期重要的政治事件,也是当时政治斗争在史学上的反映,是借史学问题而进行的政治斗争。重姓族、崇门阀是崔浩的基本思想,也是崔浩罹祸的根源所在,崔浩的贵族政治理想与鲜卑统治者发生矛盾是《国书》案的导火线,国史只不过是这些矛盾的一种激烈的表现形式而已。再次,《魏书》在当时招来众口哗然,号为"秽史",这是门阀意识在历史撰述中的突出反映。围绕《魏书》的这场政治斗争,不能不说是北朝史学与政治关系密切的一个缩影。     

论谶纬对汉代七言诗发展的影响

汉代诗歌从七言句、七言段到完整的七言诗经历了较长的发展过程,到西汉后期七言民谣初具规模,到东汉中期文人七言诗基本形成。从今存纬书文献来看,纬书中保存了大量的句式工整的七言韵文。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之后,纬书成为儒生必修＂功课＂,因此东汉文人多通于纬学。在风格、用韵、句式节奏和内容主题等方面,纬书七言韵文超越了民间歌谣而与后来的文人七言诗颇多相似。由此可以推断,纬书七言韵文是民间歌谣向着文人七言诗演进的重要桥梁,谶纬促进了文人七言诗的发展与成熟。     

论汉魏诗歌在《沧浪诗话》评价体系中的地位

严羽《沧浪诗话》评论“以盛唐为法”,但我们并不能据此简单推定汉魏诗歌在严羽的评价中逊于盛唐。他在高度赞赏汉魏诗歌的艺术成就的同时,积极地寻求,并最终在盛唐诗歌中找到了自己的诗歌理想。汉魏诗歌在严羽的诗歌评价体系中．起着参照作用,即其作为高古真纯的诗歌类型,与盛唐诗歌做对比,并验证后者在内容与艺术结合方面相对更高的合理想度。     

诗话诗经学

研究清代诗学者,通常就虞山、神韵、格调、性灵、桐城、同光诸流派递衔而说其理论,很少注意到这些不同流派的论者几乎都对《诗经》有所探讨。研究《诗经》的学者,则只留心经学笺注考证之成果,集中讨论陈奂、姚际恒、胡承珙、方玉润一类经师之著作,而不知各诗话中存有着大量论《诗》之言论。本文考述《清诗话》、《续清诗话》所载资料中之论《诗经》文献,以补历来研究者之阙。观察清代诗话中数量惊人的《诗经》论述,我们发现它乃是宋明以文学角度解释《诗经》这个传统的强势发展。不但尊《诗》以为文学之本源、典范,亦以此破经生之迂执。强调《诗》须作诗读,应注意其比兴寄托,阐发诗语言的奥秘,亦由此深入处理了唐宋之分、诗文之辨、正与变、情与理、意与法等理论问题。许多观点足以与现代文学理论相印证,更是深入了解清代诗学不能不重新审视的一条线索。     

魏源今文《诗》学评述

魏源的<诗古微>是其今文<诗>学的代表作.魏氏治<诗>的指导思想是区分作诗者之心、采诗编诗者之心、说诗者之义、赋诗引诗者之义等数者.这实际上是承认了文本的多义性,且文本信息的解码是无法由作者来确定的,而取决于接受的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一总体思想指导下,魏源探求齐、鲁、韩三家<诗>的传承关系,通过辨章源流而发挥三家<诗>的微言大义,以求诗人作诗之义.这些都为后世的<诗经>研究提供了经验.     

诗作同时同地，诗味风格迥异——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沈从文《黄昏和午夜》的阅读体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事件对知识分子造成的心理影响是有差异的,本文以两首诗歌——何其芳《我们最伟大的节日》、沈从文《黄昏和午夜》——为评价中介。两首诗的主题明显针对新中国成立事件,表现出知识分子在时代选择面前的差异性: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表达了诗人的身份优越感——时代的主人、充满朝气的青壮年,以及由此身份延展出来的诗歌格调的高昂与雄浑;沈从文的《黄昏和午夜》却结合诗人自己的现实处境表达了他对时局的看法,他更像一个被时代遗忘的老人,由此身份使诗歌显示出一种低沉而凄婉的风格,犹如挽歌的变调。这形成两首诗歌的诗味的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