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的军事制度

本文认为春秋晚期越国的兴起除了推行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改革，还应归功于军事制度改革的成功。越国在兵役制度上实行的是“兵农合一”、“全民皆兵”的制度；在军队编制上出现了以舟师为特色、以步兵为主力的多兵种建置；有完备的后勤保障系统和严格的军事纪律。     

从越王勾践的改革看越国的社会性质

越国在春秋晚期曾经攻灭吴国,一度称霸中原,在春秋战国时代也是一个颇有影响的国家。关于越国的社会性质,目前史学界意见还很分歧。本文拟从越王勾践的社会改革下笔,结合学术界有关方面的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试作探索。 (一)越王勾践的社会改革是越国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公元前494年,勾践在夫椒(今江苏吴县太湖中)为夫差所败,越国沦为吴国的属国,勾践亲率妻子、范蠡等人入质于吴三年之久。但是勾践并不甘心于失败,他在回国     

北洋新军兵役制度述论

北洋新军兵役制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比较完全近代意义上的兵役制度 ,它的产生是在中国近代化的历史条件下 ,诸多旧兵役制被迫演变、改革的结果。也是清王朝“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在军事制度方面的体现和反映。北洋新军兵役制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     

富贵的距离

越王勾践是一个只能同患难,不能共富贵的人,因而西施和范蠡在越王称霸之后悄悄乘一艘小船离开了越国。西施和范蠡何其聪明!早早看穿了人性的卑劣。     

关于古代越国霸业兴衰的经济分析

古代越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直落后于中原各国。勾践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措施,一度缩小了越国同中原其他国家的发展差距,达到了灭吴称霸的目的。然而,当时促进越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封建领主制经济已经背离了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趋势,同时越地落后的经济发展阶段、独特的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组织形式决定的越人“性脆而愚,水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然,去则难追,悦兵敢死”的经济人格也限制了越国进一步发展,置身于时代前列的能力,这是导致越国霸业衰落的根本原因。     

论范蠡的哲学观点

范蠡(约前534——约前454),字少伯,出生于春秋末年楚国宛之三户(今河南内乡西南)一个贫寒的布衣之家。他青年时到越国,受越王勾践信用,成为主要谋臣和上将军。在越将亡国的危急关头,他苦心戮力,深谋远虑,和勾践、文种等人精诚合作,领导越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化险为夷,转弱为强,于公元前473年消灭了吴国,进而称霸诸侯。尔后,范弃官浮海,适齐之陶(今山东定陶),事农经商,卒死于陶。著有《计然》(从蔡谟说,计然为范蠡所著书篇名,非人名)等,约在唐以后佚去。《国语·越语下》保存了范与勾践谋略     

范蠡的“农末俱利”思想——读史札记

范蠡,春秋末期大政治家。在帮助越王勾践复国后,提出了一些切中时弊的经济主张,使一个弱小的越国,成就霸业。 勾践羁吴返国后,“欲行一切之变,以复吴仇”,便立即找范蠡问策。 扶越削吴是范蠡的夙愿。早在沦为亡国之臣、陪勾践在吴为奴期间,他就暗自筹划过治越之术。范蠡陈述了早以酝酿成熟的治越设想;在经济上实行保民政策,奖励耕织,发展农业生产。他认为:民以食为天,     

论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

明代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是明代永顺土司制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永顺土兵的军事制度在军队建制、军事阵法、防卫设施、军事装备、军队管理等方面已趋于完备,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中央王朝军事制度的发展,也使永顺土兵时刻保持其战斗力,在保家卫国中建立了不朽功勋,成为明代中央政府十分仰仗的一支地方军事力量。     

越国古迹钩沉(续)

越国在建筑勾践小城和山阴大城作为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中心的同时,在都城内外还有许多宫殿、台榭、楼阁、亭苑等建筑.《越绝书》载勾践有“斋戒台”、“怪游台”、“驾台”、“离台”、“中指台”、“美人宫”、“鼓锺宫”、“船宫”、“越王宫台”等.这些宫台是越王经常活动的地方,“     

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的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

春秋战国时期，越王勾践在夫椒之战失败后，面对越国“人民不足”（《吴越春秋》卷八）的现实，承中原以往在人口问题上采取的策略，提出了在越国执行以增殖人口、富国强兵为主要目的的人口思想和人口政策．勾践增殖人口的政策主要有引进入口、与民休养生息和奖励生育等内容．这些政策的实施对越国人口数量的增加、人口素质的提高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军队战斗力的加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保证了越王勾践兴越称雄目标的实现．     

姑蔑国源流考述--上古族群迁徙、重组、融合的个案之一

姑蔑本是黄河流域的一个古老国族,经历了源于华夏,由中原播迁东方、由夏而夷、由夷而夏,最终融入汉民族统一体的曲折历程,并在先秦夷夏互动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周初东征践奄,姑蔑作为被征服国族,一部分留居鲁地逐渐融入华夏;其主体部分则与徐奄等夷人族群辗转南下越境,并在越国的军事政治活动中发挥过重要影响。楚灭越后,越地经战国纳入统一的秦汉帝国版图,其境内的姑蔑族也在汉晋以后逐渐融入汉族。     

汉代属国兵的特点和历史作用

两汉时期,政府采用属国制度管理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组建性质特殊的属国军队并形成建制,戍守边防。属国兵建制的发展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数量由少增多。它与中原军相比较具有领导制度不尽一致、兵役制度不同、兵种有别等特点。自汉武帝后,属国兵成为汉朝边防线上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不仅巩固了汉代边疆,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有利于当时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同时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交融,也是汉王朝边防思想和政策在边地的实际运用与体现,给以后历代王朝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借鉴和启迪。     

乱世下的立国之维——春秋战国时期的廉政文化建设探析

在春秋战国的乱世时期,政治的腐败不仅会带来诸侯国的内乱,还会招致亡国的厄运。这使得当时的政治和文化精英们将“廉洁”提升到立国之维和为政之本的高度。于是廉政文化建设受到了不少诸侯国执政者的重视,诸子百家也对此作了积极的探索,从而在廉洁国家的形象建设、廉洁政府的制度建设、廉洁官员的道德建设和廉政伦理的理论建设诸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     

北朝诸卿制度的变迁研究

始于秦汉的三公九卿中央制度在发展的过程中,呈现了许多弊端,汉晋时存在着立、改、废的争辩。北朝时期,诸卿的职司机构在经历种种选择和扬弃后,被赋予新的制度内涵,为隋唐尚书寺监运行体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北朝诸卿制度的变化已呈现出尚书和诸卿分工配合、相互对口、相互承接的体制特征,具体又有四个特点:国家政务机构与宫廷事务机构逐步分离;军事色彩从普通行政机构中剥落;生产领域的农、牧、手工业管理职司更加分明;诸卿之间一般庶务职司不断细化。影响北朝卿制与尚书等其他制度得以理顺和卿制逐步细化定型的,有社会经济发展对新型制度的需求、制度变迁和理顺成本、新型制度的效能等具体因素。经过改造后的北朝卿寺制度,比起南朝,更体现了制度的进步和效率。     

二宫尊德思想在日本社会转型时期的意义及其作用

二宫尊德是日本江户末期重要的思想家、农政家,在封建统治穷途末路、天灾人祸频发的时代,他以神、儒、佛为哲学思想基础,终生致力于农村的改革和重建的实践,形成独特的"报德仕法"和"报德思想",成功地指导610余处藩、郡、村的经济振兴。同时对于明治时代初期资本主义企业经营以及此后的日本行政改革亦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性作用。研究二宫尊德思想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意义和作用,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将会有所借鉴。     

从对币制的干预和破坏看近代美国对中国的金融侵略与掠夺

币制的设计和改革本是一个独立国家的主权问题，但在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货币主权却受到了西方列强的践踏。自20世纪初，美国就通过对中国币制的干预和破坏，将中国货币变成美国货币的附庸，从而对中国的货币金融进行侵略和掠夺，给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危害。     

越商的企业家精神透视

绍兴有悠久的商业文化传统,但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大规模的商人群体。改革开放以后,绍兴涌现了一大批成就事业的绍兴商人,人们称之为越商。作为浙商的一支劲旅,越商以其雄厚的实力和可持续发展受到世人的关注。越商的成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传统的越文化所富含的商业文化基因,改革开放的制度都是促成越商崛起的重要因素,但关键的原因还是浸透着越文化精神的越商所具有的炽热的企业家精神。越商群体所体现出来的精神气质,既有企业家精神的共性,又深深地带上了越文化的印记,具有鲜明的个性。     

管仲改革与宗法制度

在对管仲改革的研究中，有一种倾向，就是对这一改革评价甚高。有论认为，管仲改革是齐国社会形态转折的重要标志。其理由之一是管仲改革已使齐国从血缘政治过渡到了地缘政治，使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法制度不复存在。事实上，管仲改革的思想轴心，仍然是宗法等级制度，其改革不但没有触动宗法制度，反而在齐地强化宗法意识，这不能不说是管仲改革在思想领域中的误区。     

对封贡体系内属国与藩部界定标准的探讨

长期以来,学界对封贡体系内属国与藩部的界定并无统一的标准,不能不说是我国中外关系史和边疆史研究中的一个缺憾.中国东北、西北、西南固然历史发展情形各异,但异中亦可见同.纵观中原王朝封贡体系的历史发展脉络,属国与藩部(属部)在封贡体制、边界意识与边务处理方式上均存在明显差异,而中原王朝作为受贡者在危机处理中对作为被封者的属国和藩部的处理政策与处置程序也存在明显差异,邦交与主权可谓泾渭分明.综合审视、利用这些差别为我们准确界定封贡体系内的属国、藩部和一般交往者提供了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