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理论视角下和谐社会的构建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对分析和应对我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时期和谐社会的构建所遭遇的风险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转型期和谐社会的构建面临着许多风险,突出表现在:贫富差距拉大、就业压力增加、社会风气及社会治安恶化、群体性事件和各种安全事故增多等。应对转型期的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必须建立健全利益协调机制;加强社会管理和建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对社会风险实施控制与管理。     

基层党组织在社会风险治理中的时代价值及路径选择——基于广东省直机关疫情防控的实践样态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是社会治理的领导者。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在基层。基层党组织作为党在基层社会的细胞,是党基层社会治理的领导核心,它如何在基层社会风险治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需要,是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中国进入经济社会双重转型期,也全面进入风险社会。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是当今世界一项重大"黑天鹅"事件,疫情在全球蔓延则是典型的"灰犀牛"事件。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各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用实际行动打赢了一场场漂亮的疫情防控阻击战。本文以广东省直机关为例,总结省直机关基层党组织在疫情防控中的实践经验,对探索基层党组织如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在突发事件中如何更好地进行社会风险治理,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防范社会风险,构建和谐社会

我国社会内部蕴藏着巨大的风险,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严重障碍.社会风险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社会风险是我国面临的主要风险.严重的社会不公现象以及我国转型期的社会变化是我国社会风险存在的原因.社会风险既是社会不和谐的表现,又是社会不和谐的原因所在,党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抓住了防范和化解社会风险的关键.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后果及治理策略探究

从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在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进行探究：主要有社会转型期矛盾与利益冲突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不稳等因素;辩证地解析群体性事件造成的风险后果：既有社会失序与损伤、社会恐慌等消极的风险后果,也有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瓦解等积极的作用;提出个体、组织、国家与政府、媒体等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治理策略.以期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规避与防治做出些许贡献.     

金融抑制、路径依赖与中国渐进改革中的制度性公共风险

在渐进改革的逻辑框架下 ,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金融抑制措施保证国有企业获得大量社会资源。金融抑制不仅导致了资源配置的扭曲和效率损失 ,更重要的是通过转型期风险的转嫁机制而自我强化 ,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性质。改革过程中的特殊制度安排使制度性公共风险得以大量积累 ,并开始逐步向财政领域集中。防范和化解制度性公共风险的根本途径在于放松管制 ,建立起市场对公共风险的分摊机制     

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的三重阐释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机遇与挑战俱在,风险与安全并存。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驾驭风险、敢于斗争、以人为本的意识和能力。习近平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要论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风险社会思想,赓续了历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风险管理思想,批判借鉴了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这些论述具有整体思维、辩证思维、底线思维和法治思维的特质,对巩固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确保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发展视野中马克思主义风险思想的时代阐释

由大地震引发的日本核危机突显了当代风险问题的重要性。所谓"风险",是指因社会发展而潜伏下来的遍布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领域的各种可能性危险。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为风险防范实践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认为资本在形态转化过程中会遭受经济风险。防范政治风险的关键在于坚持党的领导,全球化趋势是当代文化风险的重要根源,通过风险分担可以防范社会公共风险。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构风险防范机制,必须以防范经济风险作为整个风险防范实践的基础,并通过政治、文化和社会公共领域的风险防范,保障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角色利益与场域规则——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研究分析框架的建立

进行社会风险防范与治理研究,必须找到一个具有分析力的研究框架。从研究回顾、概念的廓清与界定、方法论基础三个方面入手,在理论假设和研究方法指引下对相关概念进行剖析和整合,可以认为:在具体的场域中,角色利益的冲突得不到相应规则的响应,或响应乏力,是各种社会风险的产生、持续存在和不断放大的主要肇因。因此,对社会风险的防范与治理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是"角色利益—场域规则"。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安全隐患与对策

中国转型期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安全隐患,具体表现为多重风险共生、社会自身在保障安全方面具有脆弱性、社会应对风险的思维具有极化倾向。为了走向更加安全的社会,不仅要充分认识社会安全问题的重要性,而且要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实施多元化风险管理策略,正确认识国家的作用,高度重视风险教育,积极实践新型发展观。     

试论风险社会中婚姻的风险

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风险无处不在，风险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我国处于急速社会转型期，其风险的不确定性的表现就更为突出。婚姻作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设置，同样存在风险。现代风险社会婚姻状态的不确定性提高，自我选择性增强，并具有婚姻风险地位的性别差异以及婚姻的二歧性问题。应该从婚姻的基础以及社会制度、两性交流的角度、婚姻个体的自律等方面探索降低婚姻风险的途径。     

风险社会之动因、结构与后果——基于中西方的比较研究

作为后发型国家,中国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步入现代社会,在全球化的外力推动与国家内部转型的双重驱动下,社会风险日益增多。以贝克风险社会理论为研究对象,通过中西方风险生成的动因、结构及后果相互比较,发现中国社会风险生成的动因在于制度变迁进程中总体性社会结构的松动,并进一步形成了传统、第一与第二现代性共同叠加的社会形态,社会结构也呈现出个体化、身份群体多元化与阶层固化的特征,其后果表现为社会中多重风险相互交织与对抗,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正是针对风险社会治理的制度化回应,风险社会理论研究要侧重于本土化转向,从而为风险治理提供理论支持。     

论风险社会视域下的失业弱势群体及其风险管理机制建构

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失业弱势群体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群体,其风险包括生存风险、心理危机,以及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事件。失业弱势群体的生存风险具有循环性,心理危机具有群体性,而其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则具有“风险升级”特点,因此,失业弱势群体的风险管理必须建构层级化的风险管理机制,包括建构冲突“安全阀”机制、预警机制和干预机制,实施积极风险管理。     

从风险社会到命运共同体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急剧深刻的社会转型,人造风险放大、复合风险交织、全球风险传递昭示着我国正在迈入全球风险社会中。同时,制度性风险增多、“有组织不负责任”显现和成熟风险文化的缺失成为必须直面的现实困境。“命运共同体”倡导寻求人类共同价值,其囊括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和多元治理观,为我国风险治理注入新的价值视角和丰富内涵。     

发展与风险：一种全球化视野中的探索

随着全球化的迅捷推进,当代社会已进入“风险社会”。风险是发展的结果,发展是通过风险实现的。从全球化的视野观照风险与发展的关系,其目的是在厘清风险的内涵、形式的基础上,揭示风险及风险社会的成因,找到有效规避、预防和控制风险的对策,以促进社会健康有序地发展。     

风险社会何以形成——一个结构转型论的进路考察

社会转型形式上是社会形态的变迁,本质上是一种整体性结构转换,是一种结构的重组。在经济、政治、文化转型过程中,社会结构本身所蕴含的固有矛盾与根本冲突使得社会风险的爆发不可避免,从而导致风险社会的形成。     

浅析转型期公共风险的内在规定性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环境、思想文化仍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而各种不确定因素的相互作用,必然会引发许多潜在的或现实的矛盾和冲突,给国家和地方政府带来种种不确定的公共风险,本文根据相关理论自定义"公共风险",并研究它的内涵及特性。同时指出地方政府进行公共风险防控的重要性,为地方政府预防和控制公共风险的分析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     

论风险社会治理形态的范式选择

风险作为一种物质特性而存在,已经成为我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它是一种开放性的社会建构,在近代之后随着风险逐步结构化,产生了现代意义的"风险社会"。风险不应该仅止于政府的体察和认知,而被民间社会所忽视,合作式治理通过社会不同成员的沟通与互动,使风险被公众意识到,成为"公共领域"的议题,政府扮演另一种角色,成为民间的"合作伙伴",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政府信任的衰微,实现了政府信任的巩固和提高。     

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分析及其规避——“泰坦尼克定律”的解释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境域正面临结构转型与体制转轨的“双模式”变迁，即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结构转型及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轨。这种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一方面铸就了中国经济神话；另一方面，也使得中国进入了一个高社会风险的发展阶段。为此，本文尝试引入“泰坦尼克定律”，并以此为向导，深入剖析中国转型期的社会风险相关表征及其成因；并沿此解释框架，探究转型期的社会风险规避路径，希冀对当前“风险社会学说”提供新的借鉴价值和思维模式。     

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

现代社会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由于现代化和体制转型的双重过程,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风险是叠加的。现代社会的"时—空延伸"特征,以及中国体制转型所带来的多元化、市场化、非集中化、流动性特征,使得重建共享价值观体系、弹性社会结构、国家与社会的组织化体系、法治及社会信息沟通体系,成为当代中国社会控制体系所面临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