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石窟分布的汉文化因素

佛教石窟的选址 ,不单是佛教僧侣修行的考虑结果 ,更是与当地文化的抗争结果。翻检我国佛教石窟的分布 ,很能够说明这点。我们知道 ,在我国北方 ,自西向东分布着众多的佛教石窟 ,这些石窟大多位于天山、祁连山、阴山、燕山一线 ,体现着佛教在中国古代的兴旺发达。我们承认 ,当年开凿的这些佛教石窟确是位于山水的嘉绝之处 ,可以达到佛教僧侣静心修行的目的。然而 ,问题不仅仅限于此。经过细细的考察 ,我们发现 ,这些著名的石窟建筑的所在地位于中原汉文化与外来文化对峙的锋线上 ,由远及近 ,按年代时间排列如下 :敦煌莫高窟 ,前秦符坚建元二…     

五凉政权“崇尚文教”及其影响述论

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先后建立了前凉、后凉、南凉、西凉、北凉五个封建割据政权,史称五凉政权。在当时北方地区干戈不息,兵连祸结、经济凋敞,文事荒落的情况下,五凉政权却对儒学表现出极大的热忱,无论是汉族建立的前凉、西凉,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后凉、南凉、北凉,莫不倡导儒学,兴办学校,以“崇尚文教”,从而使传统的中原文化得以在河西地区生存延续,并对随后的北朝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云冈石窟的艺术象征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我国,佛经亦随之东渐,由此带来中国文化史上整整四个世纪的佛教石窟寺艺术的滥觞。云冈石窟寺艺术,便是这时代艺术主潮中的一颗闪烁着奇光异彩的瑰宝。云冈石窟,是在当朝以“禅业见称”的高僧昙曜继任“沙门统”之后,按计划开凿的巨大的艺术工程,以此弘扬佛法,把中国石雕艺术推向新的历史高峰,也使佛教及其佛教艺术逐渐在中国这块古     

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学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造成了佛教在传播中的有意＂误读＂现象,同时对儒学的传播构成竞争挑战,并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     

麦积山石窟

麦积山石窟位于天水东南部，因该山状如堆积的麦垛而得名。石窟始那于一千五百多年前，大多在二十至八十公尺高的悬崖峭壁上开凿，层层相叠，密如蜂巢。各洞窟之间有栈道相连，攀援而上可达山顶。     

魏晋南北朝佛教传播的三大策略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对儒学产生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的重要课题.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我们发现,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传播采取了迎合依附、争夺受众、话语渗透等多种策略,造成了佛教在传播中的有意"误读"现象,同时对儒学的传播构成竞争挑战,并弱化了儒学对文化传播话语权的控制.促成了儒学的思想重构.     

龟兹壁画拾零

新疆库车石窟艺术,早于敦煌和中原地区,始于公元三世纪。公元四世纪时龟兹地区的佛教已相当发达,故反映佛教情况的石窟艺术数量也最多,现存共有五百多个洞窟。现拜城克孜尔千佛洞,有二百三十六洞窟,约开凿于东汉末年至唐代;现库车库木吐拉千佛洞,有九十余个洞窟,开     

文殊山石窟

文殊山石窟位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祈丰镇，是一处规模较大的佛教石窟群。始建于北凉时期（401-433年）。洞窟依山势开凿于文殊山前山和后山贩崖壁上，分布于南北1.5公里，东西2.5公里的范围内。现存窟龛100多个，其中有早期中心柱窟8座，     

西夏石窟艺术浅述

西夏石窟的调查和研究,是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有关专家从莫高、榆林两窟中,初步认定80多个西夏窟,并进行了分期。20世纪70年代以来,又在河西走廊的安西东千佛洞、武威天梯山、酒泉文殊山、肃北五个庙、景泰五福寺等地的石窟,以及宁夏银川山嘴沟石窟、内蒙古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相继发现了西夏洞窟和壁画。而在这些石窟中,安西东千佛洞,是仅有的开凿于西夏时期的石窟。这些发现和研究成果,大大丰富了西夏石窟的内涵。但在诸石窟中,仍以莫高、榆林两窟的西夏洞窟数量最多,壁画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本文除重点介绍莫高、榆林两窟中的西夏洞窟外,对安西千佛洞等部分石窟也做了介绍。     

北宋时期儒家学派的排佛论

北宋时期,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努力,儒家学派从学术思想上对佛教作出了全面而深刻的批判。北宋儒家学派的排佛论,除了继承前代思想从道统、伦理、功利几个角度批判佛教外,还在佛教最为擅长的存在论、心性论上与之展开论辩,以儒学的一贯之道批驳佛教学术的偏颇与反常,从而促进了儒学自身的创造性转换。     

五凉的“崇尚文教”及其影响

十六国时期,发达的中原文化遭到极大摧残,但河西地区却“学者埒于中原”学术文化空前繁盛。那么,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对后世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是史学界关注的问题。最近,施光明在《兰州学刊》八五年第六期上撰文认为,五凉的文化繁盛,主要是因为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崇尚文教”的措施。首先是兴办学校,倡导儒学。统治者企图借助儒学,推行教化,而儒学的传授又需要兴办学校,发展教育。因此,五凉政权始终把教育作     

宋代书院的兴盛与理学的发展

考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先秦诸子百家、魏晋玄学之风、宋明义理之学,堪称三次大的高潮,而每次大的思潮兴起,大都与官学废置、私学盛行有关。宋代私学之盛状,莫如书院林立,引得大批士人纷纷前往就读,研习儒术。儒学在隋唐时期由于受佛学冲击而曾一度式微,其时虽有韩愈疾呼排佛和重振儒学,但只到宋代才成为一种气候。书院兴盛于官学既废,它在重振儒学、尤其是促使儒学新形态即义理之学的产生和发展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南朝私学发展的地域特征

中国古代私学发展至南朝呈现较为明显的地域特征。从事私人讲学者多分布在京畿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讲学内容也因地域不同而有所差别。在京畿的私人讲学者多讲儒家三礼;在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私人讲学者,教学内容不仅有儒学,还有史学、玄学、佛教、道家学说;其它地区的私人讲学者仅传授儒学。     

新疆佛教石窟中的古代民族服饰考略

新疆佛教石窟已是举世瞩目的古代艺术宝库,尤其石窟壁画中描绘的众多古代人物形象,较为真实地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的衣冠服饰。本文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之上,重点考察新疆佛教石窟中的龟兹、回鹘、粟特、蒙古、汉民族的服装服饰,从而对以上各民族服饰的整体面貌以及基本特点进行初步的梳理和探讨。     

后赵开凿大伾山大石佛刍论

浚县大伾山具有开凿大石佛的自然条件,而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的动荡环境为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以佛图澄为代表的异域僧人进入中原后,引起石勒等后赵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特别是后赵占领浚县后,利用所开凿的大石佛来实现中原地区思想统一的目的更体现了佛教的作用.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如果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大石佛开凿也起到了群体效应的作用,使黄河流域相关的佛教造像迅速普及开来.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略论大足石刻在中国石窟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大足,唐乾元元年(758年)始割合州巴川县绶仁乡地与昌州同置。光启元年(885年)徙昌州来治,至宋末州治未再迁徙。按大足石刻的始凿年限,有文可征者是在徙昌州治大足的第七年(892)年,刺史韦君靖以北山为中心“维龙岗山建永昌寨”的同时,在寨内(今北山石窟佛湾)开凿出北方天王、千手观音等窟为始,经五代,到北宋元丰至南宋淳祐的近二百年间里达到高潮,今存的宋代石窟多在此间凿造。     

宋儒应对佛教挑战的自善运动——以程朱理学为中心的讨论

面对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宋代儒家不仅对佛教展开了系统的批判,而且对自身进行了反省,并由此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自善自强运动.这种自善自强运动主要表现为分辨儒佛、纯洁儒林、恢复礼制、完善学理、确立方向等五个方面.这五个方面的努力,提高了人们对儒佛差异的辨识力,纯洁了儒学队伍,推动了礼仪制度的恢复,完善了儒学思想体系,确立了儒学的发展方向,从而成为儒学宋代复兴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浅谈龟兹石窟艺术模式

石窟艺术在佛教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中国的石窟艺术博大而精深,渊远又流长．从公元二世纪开窟算起,至明清小规模的开凿、重修,佛教石窟在我国有千余年的发展历程．这一点是印度佛教石窟望尘莫及的．要了解中国的佛教石窟艺术,有必要谈谈中国佛教石窟艺术之源头──龟兹石窟艺术．（－）黑格尔认为：“宗教利用艺术来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是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可见,宗教艺术的产生是出于自身宣传与发展的需要．佛教石窟艺术概不例外．大约公元前六世纪至前五世纪,释迎牟尼在印度创立佛教．公元前一世…     

汉晋河西地缘政治与汉译佛经中心的转移

汉晋时期河西地域学术经历了从无到有,进而发展壮大为北中国学术中心的历史过程。从地理空间上来看,儒学是由东向西传播的。外来之佛学则与之相反。佛学在其东传过程中,必然要与地域社会发生关系,尤其与地缘政治。汉晋河西汉译佛经中心经历了由敦煌到姑臧,以及姑臧中心解体的过程。敦煌成为汉译佛经中心,得益于其华戎交会、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地缘政治环境;姑臧成为中心,得益于其为河西礼佛小国,如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等本土豪族政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姑臧汉译佛教中心的解体,则是由北魏荡平北凉政权所致。由此可以看出,河西汉晋佛教与地缘政治的关系是:地缘政治控制着士族在区域社会的发展空间,士族势力的涨落左右着区域佛教的兴衰,而佛教僧团则利用其为家族佛教与王室佛教的影响力,与区域政治势力相颉颃。因此,汉晋河西文化的繁荣,不仅有本土士族与外来避乱之儒英之贡献,传教之僧侣亦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