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继迁卒年辨正

李继迁,是西夏国建国的奠基者。然而,在对这位叱咤风云、名赫一时人物的所卒年月问题上,因史籍记载不一,互有凿枘,致使后人众说纷坛,莫衷一是。 关于李继迁的卒年月,据史籍记载,凡有九说: 一说宋真宗咸平六年(一○○三)十月。明张溥《宋史纪事本末》卷十四《西夏     

李继迁卒年再辨正

《宁夏大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四期刊载了顾吉辰同志的《李继迁卒年辨正》一文。该文运用大量的史料拨正了李焘等人关于李继迁卒于景德元年正月之说,这一点,笔者对顾同志的卓识是十分钦佩的。然而,顾同志的考证也还有纰漏之处:一、材料审之不详,二、材料搜之不全,故所得的结论依然是不能令人完全信服。 何以谓材料审之不详呢?《辨正》云:“八说(指李继迁卒年)咸平六年。未指明确切月份。元脱《辽史》卷一一五《西夏传》。”我们查《辽史》卷一一五《西夏传》:“(统和)二十一年,继迁薨,其子德昭遣使来告。六月,赠继迁尚书令,遣西上阁门使丁     

对《郑州故城址时代问题商榷》一文的商榷

在一九八○年第一期《郑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郑州大学历史系荆三林教授的一篇题为《郑州故城址时代问题商榷》的文章(以下简称《荆文》),内容十分丰富,使我们学到了不少知识,对今后郑州商代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是很大的启发和鞭策。但对文中提出的若干问题,我们尚不能尽然赞同,还值得进行一些商榷。     

对《关于主语宾语的问题》一文的看法——与郎峻章先生商榷

引言 《吉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一九七九第一期发表了郎峻章先生的文章《关于主语宾语的问题》。诚如作者所说,关于主语宾语的问题,各方面的语法工作者在1955年至1956年曾进行过讨论。二十多年过去了,关于主语宾语的问题,依然存在。不但各家主张有分歧,就是在一个教学小组里,教师的意见也不一致。这就给教学带来了不少的困难,甚至混乱。为了     

关于《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孙中山》一文的若干史实辨正——与陈君聪同志商榷

拜读了陈君聪同志《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孙中山》一文(见《光明日报》1984年5月9日第三版,以下简称陈文)。认为其中一些史实似乎有误,特予辨正(以下陈文的引文中凡加着重号的字,即需商榷之处)。 陈文第二节第一、二行说:“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其实,“逸仙”並非孙中山的“字”,而是他的号。关于这点,孙中山本人在自传中已写明:“仆姓孙名文字载之号逸仙……”孙中山原号日新,“1886年改号逸仙(与粤语“日新”谐音),以后在广州、香港、澳门学医、行医及游历欧美各国时常用此名”。     

关于《太平天国杂税考》一文的商榷

《历史研究》1958年3月刊载的《太平天国杂税考》中说;“太平天国的杂税……是天国财经政策中除田赋之外另一种取之于民的重要税目”,太平天国后期“杂税”项目可大别为三类:“有以田亩计征的杂税”,“以户口计征的杂税”,“以营业计征的杂税”。处在太平天国派征“杂税”的情况下,“有的农民‘力农不支,……多破家勉应’,有的‘甚至情竭自尽’”。在探讨所谓“杂税”的起因时说:“太平天国的杂税多起于后期”,     

对《续资治通鉴长编》西夏太祖李继迁临终遗嘱一条注文的考辨

《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注文,一向为治史者所重视。它的注文除了李焘原注之外,还有后人附益和清人增注,以补充原注之缺,亦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可资参考。而其中不可避免的也有失实,讹误之处。例如:对李继迁临死之前的遗嘱,《长编》卷56中一段注文考证有误,现摘抄如下: 李继迁兵败被伤,自度孤危且死,     

关于《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校勘问题的商榷

鲁迅的著名杂文《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九七五年初,中山大学从一九二七年五月五日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书路》第十一号上发现后,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相继转载于许多报刊,并收入多种鲁迅著作选本中。原报排印粗疏,刊误不少,各家虽对该文作了初步校勘,但意见不尽相同,有些疏漏至今尚未被指出。鉴于这篇佚文对研究鲁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很有必要再加订正,使之渐臻完善。为帮助未睹原件的同志了解本来面貌,笔者根据当年报纸的刊误逐条依次列出,重作校勘,并对各家提出商榷意见。     

关于林肯评价问题的两点浅见——与《论林肯》一文商榷

西方论述林肯的文献车载斗量,比比皆是;评价林肯的一生众云纷纷,莫衷一是。刘祚昌同志《论林肯》一文(见《开封师院学报》1978年第一期)拨开烟雾,试图给予恰如其分的评价,有独到之处,读后颇受益。今就我在初学美国史的过程中,关于评价林肯的问题,冒昧地提出两点浅见,求教于前辈和同志们。     

《敦煌文献词语辨释》一文辨正

何剑丽、黄大祥二位先生在《敦煌文献词语辨释》一文中辨释了九则语词,其在语词考辨释义上不乏精当之论．如对“谈许”、“当情／辟情”等语词的辨释。但笔者在研读的过程中也发现一些辨释还有值得商榷之处,今不揣浅陋．结合敦煌写本原卷影印资料,运用训诂学、音韵学及汉语俗字研究的新成果,从汉语词汇史的角度辨正了《辨释》一文中“心点点”、“割缚”、“该论／口该”及“抛敲／抛直／抛挟”四则释义。在汉语研究的过程中,首先要准确地识读文献,选择最好的善本。就敦煌文献来说,从事研究一定要核对原有写卷,要对敦煌写卷有感性的认识和理性的分析．特别是做敦煌文献语言文字学研究。黄征先生在《敦煌语言文字学研究要论》中提出了研究敦煌语言文字学十条必须注意的方面,即：1．必须具备深厚扎实的训诂学根底;2．必须具备俗语言文字材料的考证能力：3．必须注意敦煌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相证发：4．必须精通敦煌写本的书写、校勘符号系统：5．必须大量阅读敦煌写本原卷真迹资料;6．必须熟悉所涉敦煌文献的基本内容;7．必须掌握敦煌文献资料的目录检索：8．必须尊重前人的研究成果：9．不得妄改敦煌卷子原文：10．不得臆测文意随便发挥。这些方面当为我们从事敦煌文献语言研究的基本研究方法和原则,然《辨释》一文或多或少远离了上述原则。因此,我们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运用前人汉语俗字研究的成果,试着从传统训诂学、汉语音韵学以及汉语词汇学理论角度出发,对《辨释》中的几则词语考释予以辨正。     

对《诗经之役车》一文的商榷

翟相君同志所作《诗经之役车》一文(以下简称翟文),对于拙著《毛诗车乘考》,有所议论,重承见知、微言清酬,用共商榷.一、关于“役车”在诗经中仅出现一次,不得称通名,以及不应作为甲项诸问题.按《毛诗·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役车其休”.郑笺:“庶人乘役车;役车休,农功毕,无事也”.     

关于《原十六卫》一文几则解释的商榷

江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唐代文选》中《原十六卫》一文中对“暴勃”、“阴泥”、“别馆”、“每每”、“淫窳”等词的解释值得商榷,联系这几处注解的上下文及它们通常的用法,作者提出了自己对这几个词的新解释。     

关于《"剪刀差"形成原因新探》一文的商榷

本文对<"剪刀差"形成原因新探>一文进行了商榷.首先对"剪刀差"含义进行了界定;然后分析了该文从生产方式和超经济强制的角度不能说明"剪刀差"的形成;最后指出并分析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剪刀差"形成的原因.     

严辑《全北齐文》、《全后周文》辨正

为了进一步完善清代学者严可均辑录的<全北齐文>、<全后周文>,采用文献分析的方法,对其中存在的误收、重出、作者误考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辨正,这为研究北齐、后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提供了更加准确的文献资料.     

对《马克思主义会灭亡吗?》一文的商榷

本文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认为马克思主义必然经历辩证发展过程 ,直到对自己辩证的否定     

对《关于劳动表现为价值和价值决定》一文的一点商榷

韦奇、时珍两同志在1981年《武汉师范学院学报》第二期上发表的《关于劳动表现为价值和价值决定》一文中,提出了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社会总劳动时间依据社会对各种产品在数量上的确定需要按比例分割于各部门的劳动)也决定商品价值的观点。他们指出:“如果第二种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没有决定作用,不论社会总劳动怎样在各部门分割都与价值决定无关,那就至少从价值这个角度否定了有按社会确定的需要适当分割社会总劳动的必要”。我认为韦奇、时珍两同志的观点是混淆了价值运动中的价值形成和价值实现这样两个不同的过程,否认了价值实现在商品价值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马克思指出:商品价值的实体是人类一般劳动?形成商品价值量的也只能是生产中直接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所以,价值的形成只能是生产领域的事,和市场上的供求状况没有直接关系。     

关于《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一文发表月份的商榷

花园东路８号４７分箱，北京１０００８３）《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二卷载《用游击战配合友军作战》一文，是毛泽东发给林彪的作战电报。该电原件无年月，《文集》“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时，照“抄件”的判定将时间落为“１９３７年１０月１６日”。同时，《毛泽...     

论价值概念之争——兼与《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概念的理解问题》一文商榷

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科学的世界观,我们的整个精神文明建设都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当前,在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的同时,要注意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不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轻视或者拒绝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学习和研究,二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当中运用的观点和采取的方法不对,离开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前一个问题较易引起人们的注意,后一个问题则往往难为人们发觉。而实际上,这后一个问题由于其似是而非的观点和方法,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以至曲解,因而不利于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近几年来出现的所谓马克思主义普遍价值概念,或者是本文与之商榷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概念的理解问题》(《光明日报》1987年2月2日)。一文所坚持的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价值概念,就属于这种情况。     

关于汉语词类的几个问题——对《汉语词类之争及其文化心态》一文的几点商榷

近年来,申小龙同志以弘扬”文化语言学”为宗旨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在语言学界引起了巨大反响。笔者对这位青年学者的探索勇气与治学精神深表钦佩;并且认为,申小龙同志对语言的人文性与汉语的人文精神的阐述,以及从民族文化特色的角度对《马氏文通》以来的汉语研究所进行的深刻反思,都有很大的价值,有许多独到而精辟的见解,必将在汉语研究史上发生目前还未可估量的作用。     

《对克拉申习得——学得说的异议》一文的商榷

<正> 荆增林同志的《对克拉申习得——学得说的异议》(《现代外语》1991年第4期)一文(以下简称“荆文”)评价了克拉申(Krashen,下简称克氏)第二语言习得理论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假说:习得与学得的区别。通过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该假说的分析,荆文做出如下结论:习得——学得假说理论上“站不住脚”。“实践上讲不通”,是“失败”的语言教学理论。笔者认为,荆文的一些论点缺乏说服力,对克氏理论所做的评价也欠公允。现提出自己的看法,与(?)增林同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