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中印战争险爆发内情揭秘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的失败，使印度国内的一些鹰派分子很不服气，1982年一1983年问，当时的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批准了一份由陆军参谋长克里希纳·拉奥上将提交的军事计划，即加快速度部署军队到与中国接壤的实际控制线上。与此同时，印度下定决心大力进行国防基础设施建设。     

中国与不丹、马尔代夫关系大事记

中国—不丹 1959年 9月9日不丹首相辟谣,否认中国军队“入侵”。 1960年 1月4日不丹首相多尔吉指出,不丹和中国边境极其正常和和平。 1962年 10月20日不丹首相多尔吉在印度加尔各答说,中国没有入侵不丹;26日在新德里说,不丹不担心中国会威胁不丹,并表示没有要求印度派军队去“保卫”不丹;27日又在加尔各答表示,不丹决心置身于中印边界冲突之外。     

中国与印度经贸关系的发展及前景

中国与印度有着数千年的经贸交往史。进入21世纪,中印关系快速发展,尤其是经贸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不断显示出互补性。2005年4月温家宝总理对印度的访问,具有里程碑意义。两国政府建立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签署了中印两国边境问题的政治指导性原则和全面经贸合作五年规划。在两国政府决心携手推动中印关系向前发展的形势下,中印经贸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前景。     

印度崛起对中国地缘政治的影响

印度是继中国之后又一个迅速崛起的国家。印度崛起对地区和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的影响更是全方位的。印度崛起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也增添了解决南海问题的变数,加大了中印边境问题解决的难度,影响中国在中亚的发展,对中国的印度洋航线和南亚战略利益产生不利影响。印度崛起是中国面临的新挑战。     

中印边境互动:一种博弈视角的分析

中印在边境地区的互动是一个动态博弈过程。表征相同或近似的边境情境实则蕴含着不同的策略均衡,即从"鹰—鸽"纯策略均衡到威慑下的"一报还一报"混合均衡,再回归到准协调机制下的纯策略相关均衡。中印边界博弈的"外溢效应"明显,并抑制了边境紧张或危机的扩散升级。中国和印度在边界认知上的巨大反差、互信赤字、国内政治影响决定了边界纠纷难以在可预期的中近期内妥善解决,武装共处下的和平并伴有可控的、低烈度的局部危机将是中印边境地区的常态。延展到全方位中印关系领域,非合作博弈下的竞争性合作将是双边关系的基本特征。     

尼赫鲁政府关于中印边界问题的单边主义及其对1954年《中印协定》的解读

印度尼赫鲁政府认为,1954年与中国达成的《中印协定》已全盘解决了中国与印度间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而该协定及其谈判均未涉及边界问题,因此中印间不存在边界问题。尼赫鲁政府对协定的这一解读是其在中印边界问题上推行单边主义、施展外交谋略蓄意制造的,其目的在于将印度关于边界问题的单方面主张强加于中国,将其对"麦克马洪线"以南争议地区的侵占合法化。     

印度对中印跨境河流水关系的认知及战略选择

近年来,印度对中印在跨境河流水关系中的不平衡问题非常重视.其中,水文信息不对称以及收益不平衡是印度对水关系不平衡的两个主要认知.基于中印边境的互动历史,印度在对水关系的认知形成中往往会夸大中国的敌意与威胁.据此,印度试图通过建立制度框架、将中印水争议国际化以及竞争性开发跨境河流水资源的战略思维,平衡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水关系中的优势地位.然而受水外交两面性特征和内政的掣肘,印度平衡战略的影响有限,而且更强化了其对雅鲁藏布江—布拉马普特拉河战略安全收益的重视,并使未来中印双方基于水资源共同利益进行合作的难度加大.     

试论合法性战争与中国崛起

中国在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共参与了7场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苏边境战争、中日之间的不宣之战(1931至1941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1941年至1945年)、抗美援朝战争、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以及1979年中越战争。中国的百年崛起得益于中国人民的正义革命与合法性战争。反思中国政府在庚子事变中的战争决策失误,体现了晚清政府对外战略的落后,也是促使其国力下降的重要原因。中国重新崛起的成就,部分来源于中国战争的合法性。但“9?11事件”前后,中国在参与重大合法性战争方面有得有失。中国进一步的崛起需要加强对战争合法性与合法性战争的重视。     

重复博弈、复合竞争与中印边界的互动态势

中印边界争端问题并非纯粹的领土主张,而是掺杂着多重现实性因素。重复博弈理论认为,边界争端因存在长期利益导向与“一报还一报”的理性报复策略,最终将走向一种可预期的稳定合作。重复博弈理论大致解释了1962年中印边界战争后,两国冲突烈度持续降低的基本逻辑。然而,近年来中印在边界区域的争端频率和烈度有所上升,尤其是2020年中印在加勒万河谷地带发生流血冲突后一段时间,双方保持着紧张对峙的态势。本文研究发现,中印受地位竞争、地缘空间竞争和与美国互动的复合竞争影响,导致印度产生本体性不安全。印度需要增加在边界问题上对中国的威慑力度,以消解其在边界对峙中的被动地位。     

一座划时代的里程碑——浅评拉奥总理访华

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应我国务院总理李鹏的邀请于1993年9月6同至9日对中国进行了为期4天的国事访问。在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在融洽的气氛中举行了会谈,并就两国关系和国际形势充分交换了意见。9月7日,两国政府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在中印边境实际控制线     

千年因缘凝笔端——《中印文学比较研究》评介

中国和印度的文化交往源远流长。至于两国在文学方面的联系,据有的学者考证,在屈原的《天问》中即有内容反映了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所记载的“印度诸天搅乳海”的神话(参见郁龙余编《中印文学关系源流》。第69- 74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 987年版)自汉代佛教传入中国,两国的文学交往更加频繁。中印文学的交流不仅有了文字记载,同时还有考古实物可以证明。中国文学深受佛教和印度文学的影响,前人学者对此也有许多论述,但是专门、系统地对中印文学进行比较研究的并不多。②薛克翘先生的《中印文学比较研究》(昆仑出版社,2 0 0 3年4月出版)一书…     

Kennedy Administration and the Sino-Indian Border Conflict in 1962

肯尼迪政府上台后调整美国的南亚政策,在提供大量援助的同时,怂恿尼赫鲁政府在中印边界采取军事冒险政策。在1962年中印边界冲突时期,美国认为这场冲突能够改变印度的不结盟政策,能在南亚建立针对中国的“联合防御体系”。尽管美印为对付中国进行合作,但美国的战略目标并没有实现。由于英国的坚持,西方未向印度提供长期军事援助。美国还试图利用这一危机加深中苏分裂,但该方针与其南亚政策目标存在矛盾。肯尼迪政府此后在南亚地区的战略影响有所下降。     

超越洞朗对峙:中印关系的“重启”及前景

2018年4月,中印两国领导人在武汉举行了首次非正式会晤,在一系列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中印关系实现了自2017年6月洞朗对峙以来的"峰回路转",这标志着两国关系走上了"重启"进程。然而,这一"重启"的前景仍然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和脆弱性,特别是印度积极调整对华政策的内在原因,到底是战术性的还是战略性的,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日益不确定的国际新环境,特别是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给中印两国的战略合作提供了新动力和新契机。中印要借此时机,挖掘两国深层的战略合作基础,以实现这一"重启"进程的持续发展。     

印度崛起视角下的“东向政策”:意图与实践——兼论印度“东向政策”中的中国因素

21世纪以来,随着印度的崛起,其“东向政策”发展到了新的阶段,首要意图已经从谋求经济利益转变为战略利益空间的扩展,经济利益与安全因素仍然是“东向政策”新阶段的重要意图.印度崛起背景下,“东向政策”在地理范围上不断扩展,合作领域也在不断深化.印度实施“东向政策”有制衡中国的考虑,但是“东向政策”在战略上更多的是对中国的“软制衡”而不是遏制中国发展.印度“东向政策”对中国的软制衡,也取决于中国怎样应对“东向政策”,中印可以通过“安全互构”的方式建立战略互信,中印应理性看待对方战略利益的扩展.     

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比较与竞合

东南亚既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线路的必经之路,也是印度“印太构想”的重要区域.当中国的“一带一路”与印度的“印太构想”在东南亚地区相遇,两国的利益碰撞和影响力竞争明显增强,但也为中印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过程中走向“竞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中印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与合作,贯穿于中国和印度参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同理念中.中印与东南亚区域合作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这使得双方的彼此认知出现错位,印度呈现出明显的排他性,中印在域外因素和合作成效方面也出现明显的差异.比较中国和印度与东南亚区域合作在利益诉求、彼此认知、排他性、域外因素、合作成效等方面的不同,有利于厘清中国和印度在东南亚区域合作中的“竞争面”与“合作面”,推动中印两国在与东南亚区域合作的“碰撞与竞争、对接与合作”中探索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共赢或多赢,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创造有利的条件.     

少将罗援:边防官兵是真正的鹰派

正6月,印度军队在并无争议的洞朗地区非法越界,引起轩然大波。这让罗援将军回想起2015年自己在中印边境的调研之行。他讲述了一路上的所见、所闻,以及对边境问题的所感、所思。我们的边防将士生生死死都守护着祖国。什么叫忠诚?这就是忠诚,闻此不落泪者非男儿。与忠诚相伴而生的是边防官兵的无怨无悔。     

中印边界争端反思(上)

编者按 :内维尔 .马克斯韦尔是英国著名学者 ,曾在 195 9年后一个相当长时期任《泰晤士报》驻南亚记者 ,目睹了印度对华战争的整个过程。196 7年回国后 ,他进入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学院 ,研究有关中印边界历史和中印边境冲突等问题 ,并于 1970年出版了在国际上影响巨大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此后 ,马克斯韦尔仍不断跟踪和研究中印关系的发展 ,写过一系列有关的论文和文章。《中印边界争端反思》是他的新作 ,发表在印度《经济与政治》周刊 1999年 4月 10- 16日一期 (第 34卷第 15期 )上。作者根据多年来的观察和不断增加的新史料进行分析后…     

中印海洋安全困境：表征、动因与消解

随着中国和印度正在迅速崛起为海上大国,两国不仅海洋互动频繁,而且海洋权力和利益也同步延展,两国关系中的安全困境逐渐由内陆边疆不断向海洋延伸。在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背景下海洋权力不对称、威胁认知偏差、民族主义沉渣泛起、外部行为体介入是中印出现海洋安全困境的动因所在。中印在海上竞争加剧、敌意螺旋上升,严重影响中国营造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建设中印海洋命运共同体成为缓解中印海洋安全困境的有效"良方"。     

加强中印两大文明国之间的“恕道”

英文字＂empathy＂就是中国传统的＂恕道＂。泰戈尔象征印度对中国表达＂恕道＂的最高典范。尼赫鲁的《印度的发现》与尼勒卡尼新书在探讨印度时都不自觉地拿中国来陪衬,也是中印＂恕道＂的表现。不过后者对＂人口红利＂理论的探讨很深刻,但对中国的了解肤浅,甚至有所误解。中印两国应加强恕道,相互学习,共同发展。     

日印安保体系构建的动力考察

近年来,日印安保体系的构建成为日印安全合作的新常态。本文总结了日印安保体系发展的六大动力,即中国的崛起促使日印积极接近、美国鼓励日印合作更上层楼、印度的崛起促使日本拉拢印度、印度的战略雄心促使印度借力日本、日本在中印边界争端上煽风点火、日印共同"护卫"印太海上安全。这一新常态虽有助于日印实现世界大国的雄心和美国施展"亚太再平衡"战略,但却会重塑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局势,对中国总体国家安全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中国应当对印度施行打拉结合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夯实并拓宽中印合作,以分化日印安保体系;另一方面力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以牵制印度并增强中国的战略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