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戏剧意象特征分析

<正> 20世纪中叶,西方莎学因意象派的兴起而别开生面,对“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人们更加说不尽了。这一标新立异的学术观点、研究方法和评论流派,对于各派莎评所产生的启迪和影响是巨大的。通过对莎士比亚戏剧意象的研究,我们对莎士比亚的思想和艺术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对于解析莎士比亚的思想活动、创作历程及其剧作的艺术魔力,窥察莎士比亚独特的思维方式和非凡活跃的想象力,解析莎士比亚对于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剧作主题的看法与感受,探讨莎士比亚剧作思想的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融合是十分有益的。据伦敦大学斯帕津教授研究发现,莎士比亚戏剧中出现的意象多达数千个。莎剧中的这些意象是独特的、莎士比亚式的意象,它既不同于17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邓     

谈谈二十世纪西方莎评的几种流派

20世纪是西方莎评空前繁荣的时期,总的特点是“三多”,即学术著作多,评论方式多,评论流派多。单单1964年,新出版的有关莎士比亚的各种专著、版本和评论文章,就多达3500种。另外,过去35年以来,专门研究莎士比亚的学术刊物就出了四种:“莎士比亚述评”、“莎士比亚季刊”、“莎士比亚通讯”和“莎士比亚研究”。批评家们越来越认识到,采用某种单一的方法研究莎士比亚已不可能取得最佳效果,需要结合几种不同的方法来阐释莎士比亚。这里本文主要就本世纪西方英美等国莎评的几种流派,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台湾莎学研究情况综述

台湾莎学的发展是在梁实秋、虞尔昌、颜元叔、朱立民等学者的努力下发展起来的。梁实秋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虞尔昌补译了朱生豪未译完的莎士比亚历史剧,合成一套完成的《莎士比亚全集》在台湾出版。近年来,台湾除了出版了多种台湾译者莎作译本外,还出版了多种大陆翻译的莎剧译本和《莎士比亚全集》。颜元叔和朱立民主要从事莎士比亚评论和研究工作,彭镜禧等人的莎学研究在近年来较有影响。台湾的莎剧演出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台湾莎剧演出主要以话剧和京剧为主。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莎学交流也日渐频繁。     

关于莎士比亚的新话题

莎学在世界上既古老又年青。本文所谈论的是当今莎学的热门话题：莎士比亚是否实有其人；如何以现代观点阐释莎士比亚；莎氏的艺术世界如何通向现代。     

莎士比亚的通俗化——论中国出版的莎剧连环画

有人作如是说:莎士比亚研究和莎士比亚评论,是“国际学术奥林匹克活动”。话虽说得夸张了些,但是莎士比亚作品的艰深,随着时代的变迁,当初为英国大众喜闻乐见的戏剧,现在越来越令普通读者难于深刻理解其艺术真谛了。何况是在异国他乡,莎士比亚就更是学者书斋里的研究对象。莎剧成为戏剧、戏曲舞台上高、精、尖的典范,被作为戏剧教学的范本,成为“阳春白雪”的代名词了。因此承担起普及莎士比亚的任务,就成了所有热爱莎士比亚的艺术家义不容辞的责任。以莎士比亚戏剧所达到的艺术高度,是全人     

曲坛伟人 渊源有自——汤显祖三题

早在1930年,日本研究我国古代戏曲的专家青木正儿,就在他所著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一书里指出: 显祖之诞生,先于英国莎士比亚十四年,后莎氏之逝世一年而卒。东、西曲坛伟人,同出其时,亦一奇也。这是人们从世界文学史的角度,第一次将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相提并论。自此以后,大凡研究汤显祖或莎士比亚的论著,往往都乐于同时论及这两位颇多相类而各擅其长的“曲坛伟人”。然而,通过比较研究,却难以评其高下优劣。     

中国初期莎士比亚评论的重要界碑——论茅盾对莎士比亚的接受与批评

茅盾对莎士比亚的评论(以下简称莎评)是中国初期莎评的重要界碑.茅盾从人性、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三个层面论及了莎士比亚,但对莎士比亚现实主义价值的看重最能体现他的莎评的特色.他首次借马克思、恩格斯的评价将莎士比亚与现实主义联系起来,并且通过译文的方式第一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了"莎士比亚化"这一重要术语及其内涵,对当时以及后来相当长一段时期里莎士比亚在中国传播与接受的基调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他对莎士比亚完全现实化的接受与评论,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社会政治,具有鲜明的功利性特征.他的莎评的现实主义倾向性,既是当时的社会历史文化大语境使然,又与他本人的价值理念密不可分.茅盾并非一开始就推崇莎士比亚,他对莎士比亚的认知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转变过程,从一个侧面也折射出了莎士比亚在20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得以传播与接受的曲折过程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     

莎士比亚在改革开放的中国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莎士比亚研究在翻译、评论、演出、教学、普及几方面硕果累累：数以万计的译本问世；公开发表的论文是过去的4倍，大量的专著、文集同时出版；演出达到高峰；教学多角度、多层次进行；莎翁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土的知音。一系列莎学机构与团体的诞生是新时期中国莎学崛起的又一重要标志，我国首次组团参加1996年的世界莎学大会则把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中国莎学推向高潮。     

莎士比亚戏剧的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研究述评

从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本·琼生起始,关于莎剧的评论和研究几乎贯穿整个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史,从精神分析、女权主义、存在主义、原型批评、接受理论、后殖民主义批评、生态批评、后现代主义、一直到新历史主义构成了一条解析莎剧的完整链条。通过分析这些理论在莎剧中的解读与阐释,展示莎剧的全面而深邃,从而使人们更为清晰地理解莎士比亚作为一位剧作家所具有的跨越时空、光照百代的巨匠风范。重读其经典剧作带给人们的一种在自省时听到自我、感受内在变化的冲击力。     

也谈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与戚鸿才同志商榷

莎士比亚究竟使用什么样的创作方法?莎士比亚究竟是现实主义作家,还是浪漫主义作家?这些问题是历代中外“莎评”中颇有争议的论题,也是有意义的课题。探讨莎士比亚的创作方法,不仅对深入研究莎氏及其作品有重要价值,而且对于我们准确地把握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也有不可忽视的意义。戚鸿才同志在《莎士比亚是现实主义作家吗?》(载《黔南民族师专学报》1983年第二期)一文中,对苏联和国内有关论著所说莎氏“剧作达到了当时欧洲现实主义的高峰”和“奠定了他的现实主义基础”之类的提法,提出了异议,并认定莎氏的“基本倾向是浪漫主义”。戚文指出了莎氏作品中具有的浪漫主义因素,值得赞许,读后颇受启发。但同时又感到戚文断然把莎氏的基本倾向确定为浪漫主义,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这里仅就莎氏作品的创作方法问题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正于戚鸿才同志和广大读者。     

美之创造 贵在新颖——《莎士比亚选集》前言

美的创造乃人生乐趣之真谛。翻译文学可谓是创造美之艺术。纵观世界,莎士比亚是世界上创造美最多之人,故以另一门语言重现莎剧之美,亦是一种美的创造。回顾往昔,莎译无数,之所以仍需重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给出了充分的解说,即"古代人的性格描绘在今天是不再够用了"。     

安东尼悲剧的实质

《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是莎士比亚后期最重要的作品,是他最伟大的悲剧之一。十九世纪英国的著名批评家柯勒律治称它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中最优秀的一部”;他甚至认为这部剧作所显示出的巨大魅力简直可以和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媲美。英国二十世纪莎评家L.G.     

莎士比亚之肤色观

莎士比亚反对种族歧视之思想,首先表现于其对“黑”之审美观.莎氏认为“黑”为美之化身.试读莎氏之诗剧:“黑为美之继承人”,“我情妇之发浑黑如乌鸦”(《十四行诗》第一二七首);“汝之黑胜于举世之秀妍”(《十四行诗》第一三一首);“黑为美之本质”(《十四行诗》第一三二首);“绝代佳人眉宜黛”(《第十二夜》);     

安东尼悲剧的实质

《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是莎士比亚后期最重要的作品,是他最伟大的悲剧之一。十九世纪英国的著名批评家柯勒律治称它是“莎士比亚历史剧中最优秀的一部”;他甚至认为这部剧作所显示出的巨大魅力简直可以和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媲美。英国二十世纪莎评家 L.G.奈茨也认为该剧是莎士比亚“最复杂”、“最伟大”的剧作。《安东尼和克里奥佩特拉》之所以能够强烈地震撼人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创造了安东尼这个伟大人物的复杂而丰满的悲剧性     

莎士比亚的社会秩序观及其对莎剧戏剧主题的影响

莎士比亚戏剧作品一直被誉为世界文学的瑰宝 ,几百年来 ,莎评家们一直致力于揭开创造这一奇迹的种种可能性 ,而在包罗万象的研究中 ,很少有人涉及莎翁的社会秩序观。正如莎士比亚所言“戏剧是时代的缩影” ,人是社会的人 ,作为最关心人类和社会命运、渴望“向人们倾吐衷肠的”文学家们 ,是无法脱离其社会观的影响而进行创作的。本文试图从剖析莎翁独特的社会秩序观入手 ,进而揭示它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之间的关系 ,为深入而全面地理解莎翁内心丰富的精神世界提供一条思路。     

卞之琳莎评：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莎学的融合

卞之琳接受莎士比亚的轨迹经历了从初读、初译、观剧,到深读、精译、评论的过程,从最初接受苏联的莎评模式,并受到20世纪50年代对人民性、阶级性的过度强调的影响,到20世纪80年代较为客观持平地评价莎士比亚。卞之琳的莎学融合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莎学。他注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围绕莎剧中的典型环境与典型人物以及"莎士比亚化"进行论述,对作品进行阶级分析,强调人民性,探讨莎剧中人文主义思想的困境。他自觉利用现代西方莎学中的一些史实材料和来源考证,借鉴意象分析,同时扬弃现代西方莎评中的宗教论、人性论以及"历史派""影射派"的观点。卞之琳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莎学"整合"的策略是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把西方莎学作为学术工具,构建了富有他自己特色的莎学体系。     

试谈《第十二夜》

《第十二夜》是莎士比业戏剧创作进入成熟时期的作品,它虽然不是莎士比业喜剧最高成就的标志,却也是属于他的那些最脍炙人口的喜剧之一。 《第十二夜》以丰富的内容和别出心裁的剧情所具有的特殊魅力,使它在世界戏剧舞台、电影银幕上保持着经久不衰的、生动的活力。 《第十二夜》作于1600年,是莎士比亚创作第一时期的最后一年,也是莎士比亚最好的悲剧《哈姆雷特》出现的前一年。此时,莎士比亚的戏剧艺术己进入了成熟阶段,他的思想     

合璧的岂止是朱莎——苏福忠《朱莎合璧》

《朱莎合璧》是苏福忠先生校对和补译新版《莎士比亚全集》的学术成果。本书采用名句佳译配点评的体例,运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朱译如何做到文从字顺,译出原作的神韵;还使用与梁译和方译对比研究的方法,为朱译的散文体翻译和意译辩护,证明朱译是目前所有译莎版本中最有特色、最有影响、译文最优的。本书三个核心观点：“朱译既出,译莎可止”之论断、“翻译智商”、朱译对汉语化的贡献,皆为著者独创性观点。“朱莎合璧”是朱生豪与莎士比亚艺术心灵相通的结果,该著作体现出作者对莎士比亚研究及其翻译的挚爱,因挚爱而从事三十年专研的深度和广度,实为另一种形式的“合璧”。     

中国最早的莎评

近年来,国内报刊上以“莎士比亚在中国”或“莎士比亚戏剧在中国”为题的文章,都正确地指出“首先把莎士比亚介绍到中国来的是外国传教士”,但有人以严复在其翻译作品《天演论》和《群学肄言》中提到莎士比亚作为起点,认为“中国学者介绍莎士比亚始于19世纪90年代”,则与史实不符。还有些研究者把梁启超的一则诗话看做是我国最早的莎评,其实不然。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之八中,曾简略地谈到他对莎士比亚的看法。他说:“近世诗家,如莎士比亚、弥儿敦、田尼逊等,其诗动亦数万言。伟哉!勿论文藻,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这则诗话原载《新民丛报》1902年5月号,见[日]下河边半五郎编《壬寅新民丛报汇编》,日本横滨新民丛报社出版,第910页。梁启超在诗话里只是笼统地把莎士比亚等近世诗家介绍给读者,并没有仔细评议他们的诗,更没有专门对莎士比亚进行论述。“即其气魄固已夺人矣”这句话中的“气魄”指的是莎、     

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三个主题

莎评家李希曼在《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的主题及其变体》中称,莎氏十四行诗中没有西方文学传统中的两个重要主题,即“及时行乐”和“莫负青春”。其实,事实并非如此,只不过,莎翁的处理办法有所不同。传统的做法是以规劝为主,莎翁的做法是以威胁为主。但都是为了达到永恒而使用的不同办法。同时,莎士比亚十四行诗还存在着西方文学传统中的第三大主题,即“人生无常”。而这一点,则是以往的莎学批评家没有注意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