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问》—屈原给弟子的思考提纲

对屈原为何而作《天问》,历代都有争论。《天问》是屈原的一篇重要作品,是研究屈原思想的重要史料。因而,弄清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一、关于《天问》的主题要辩明屈原为何作《天问》,须先辩明《天问》的主题。王逸首先提出“舒愤说”。他说《天问》是屈原放逐后,看见楚国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辞章句·天问叙》)。王逸是东汉人,他的《楚辞章句》是较早的     

屈原身世及官职新说

一——屈原非楚之同姓,屈氏楚之大姓而已。《史记·屈原列传》说:“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正义》引王逸说:“楚王始都,生子瑕,受屈为卿,因以为氏。”检王逸《离骚章句》“……是时(楚武王)生子瑕,受屈为客卿。”《屈原列传》只说屈原为楚之同姓,但没有提供其它的资料,既然司马迁说屈原为楚之同姓,王逸也就敷衍出屈原为楚王族后裔,看得出他是根据《左传》推理的。《左传》记楚事始于楚武王,屈瑕是楚武王的开疆大臣,但《左传》没有记述屈瑕系楚武王之子。显然,王逸所谓屈姓始于屈瑕,只限于楚国及屈原系屈瑕之后的推论是靠不住的。     

“卜居”“渔父”是否屈原所作

“卜居”“渔父”两篇都是起首一句就说“屈原既放”,同是以第三者的地位,旁观者的口吻,叙述屈原和人相问答的作品,使人读了觉得这不象是屈原所作,疑是他人伪托。王逸《章句》“卜居叙”说:“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体忠贞之性,而见嫉妒。念谗佞之臣,承君顺非而蒙富贵,已执忠直而身放弃,心迷意惑,不知所为。乃往至太卜之家,(?)问神明,决之蓍龟。卜已居世,何所宜行,冀闻异策,以定嫌疑,故曰“卜居”也。这里,王逸完全肯定“卜居”是屈原所作了。但是他     

《远游》屈原作补说

王逸认为《远游》为屈原所作,后世楚辞学者多从之.清代胡濬源则认为此说非是.近现代学者或从王逸之说,或证成胡氏之说.胡濬源等否定王说的主要根据是认为春秋战国时的楚国不可能有道家神仙思想和黄老学说.近些年来,大量战国秦汉简帛文献出土并整理发表.这些出土文献证明,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思想文化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儒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家及黄老思想已广为流传.《远游》中有黄老神仙思想是符合当时楚国思想文化发展的现实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思想层面否定屈原的《远游》著作权是不可信的.     

《渔父》三题

《楚辞》中有《渔父》一篇,关于其作者是否为屈原的问题,历有争议。现存最早的《楚辞》注本——王逸《楚辞章句》谓:“《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在江湘之间,忧愁叹吟,仪容变易,而渔父避世隐身,钓鱼江滨,欣然自乐。时遇屈原川泽之域,怪而问之,遂相应答。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如果说,王逸是为了不存“偏见”而信疑并存,那么对于与《渔父》风格、形式基本相同的《卜居》,王逸却说:“《卜居》者,屈原之所作也。”     

浅析萧氏三子的楚辞观及其创作

屈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 ,是骚体诗的开创者 ,他“衣被词人 ,非一代也”。而对他的研究评价之风自汉代畅开就绵绵不断。汉人评论依“经”立论 ,刘安、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就是以经文经义为准绳来品评屈原骚体的。至魏晋六朝 ,随着文学意识的觉醒高涨 ,在楚辞的研究及其创作实践上 ,则冲破了汉代经学的桎梏 ,代之以文学为主的探索。这一时期研究楚辞的大家有刘勰、钟嵘、裴子野、肖统、肖纲、肖驿等人 ,他们著书立说 ,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意见 ,为《楚辞》研究打开了新的视角 ,开辟了新领域、推动了文学新思潮。这些文人中 ,萧氏三子…     

亦屈亦宋论《招魂》

楚辞《招魂》的作者是谁？所招之魂又是谁？千百年来众说纷坛，至今仍然是一个疑案。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字里行间，分明确认《招魂》是屈原的作品。王逸在《楚辞章句》中说：“《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毅然决然的语气，表明王逸对宋玉作《招魂》深信不疑。王递当然知道司马迁认为《招魂》是屈原所作的，然而未敢苟同。王逸与宋玉同乡共土，知之抢而悼之深。至于王逸不去批驳司马迁，则可能是因为他心仪昔贤的高风。这不禁使笔者联想到孔子与老子大致同时，…     

汉魏屈赋论争的批评学意义

发生在汉魏时代的屈赋论争，涉及到刘安、司马迁、班固、王逸、刘勰等文论家、批评家、史学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和批评史上颇有地位和影响。它正确评价了屈原及《离骚》的文学功绩和价值，树立了“楚骚”文学传统及经典地位，有利于文学向本体地位的回归，亦有利于对文体分类的认识并促进其发展，动摇了以“经”论诗的惯例，开创了以“诗”论诗的风气。同时，它充分显示出文学批评的成效和作用，引发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的产生。但这场论争表现出的中国传统经学对文学的浓重遮蔽，论争中的中庸色彩过重而无法成就超越、创造、革新的思想氛围等缺憾亦值得重视，对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和批评学都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从汉儒评《骚》看两汉文学接受的异化

楚辞的代表人物屈原及其作品在汉代曾引起广泛的争论,尽管刘安、司马迁、扬雄、班固、王逸等人对屈骚的评价有褒有贬,但他们的批评取向却十分一致:这就是竭力将屈骚评论纳入经学的轨道,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原则作为屈原人格及其作品思想性评价的根本准则,以至于从根本上遮蔽和消解了屈骚的浪漫主义美学精神和艺术特色.因此,汉儒对屈骚的接受从本质上看是一种经学的接受,而不是文学的接受.对两汉文学接受的这一异化现象进行认真的考察和分析,有助于我们深入地认识和把握此期文学接受活动的本质和规律.     

《天问》是否呵壁之作

屈原《天问》的题目,史上注家繁多,训释不一。以至二千年来,争执不休。今可见的最早注本,是王逸《楚词章句》。王逸认为:“天问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放逐,忧心愁悴,彷徨山泽,经历陵陆。嗟号昊旻,仰天叹息。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橘佹,及古圣贤怪物行事。周流罢倦,休息其下。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渫愤懑,舒泻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论述,故其文义不次序云尔。”王逸这个题解,影响极大。宋代洪兴祖《楚辞补注》,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和     

《天问》文体与屈原“呵壁”说再检讨

王逸《〈天问章句〉序》提出屈原“呵壁”而作《天问》.这是研究《天问》创作问题的起点.历代学者对此说持续进行讨论,到目前为止,仍有诸多疑问尚未解决.从《天问》的文体辨析出发,对“呵壁”说重新审视,可知王逸所言虽有合理之处,但与《天问》的创作过程并不完全契合.     

东汉对《楚辞》的解读和关于屈原的论争

东汉对《楚辞》的解读具有若干异于西汉的新特点,本文依据史料,在对此时期绍骚、注骚之总体情形观照的基础上,重点就王逸、班固关于屈原的论争及其依经立义的深层原因予以论述和探析,认为王、班二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既缘于对“经典”的不同理解,更缘于其思想性格的内在差异.这种差异,与其说是进步与保守的对垒,毋宁说是人性深处之生命意志、生命情调的分野.     

屈原阐释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中国当代文论的启示

古代文论对屈原的阐释体现出不同的文化语境与话语言说方式。汉初阐释屈原是道家文化语境与消解性话语模式;扬雄等人阐释屈原立足于儒家文化语境,是一种“解经”话语方式;刘勰虽仍“依经立义”,但三教合流后玄学思想影响下的“经”、“义”均有了新变;王国维在中西文化汇通的语境下,运用审美话语模式阐释屈原。历史上屈原阐释的突破启示我们:全球化语境下建构中国文学理论的关键在于生成新的文化语境和话语运用方式。     

论西汉经学背景下的乐府和乐府运动

西汉乐府署的设立是汉王朝“以经为治”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的目的在于郊祀。两汉是经学的时代 ,经学要求以“雅乐”服务郊祀 ,但乐府的发展背离了经学家原定的设想 ,“以俗为雅” ,朝野世俗享乐文化弥漫。罢乐府是对上述事实的反动 ,正见得西汉末经学思想日渐巩固 ,然而 ,正是由于巩固的经学思想又把它自己置于难堪的境地 ,罢乐府后臣民“湛沔自若”的事实就是它的突出表现 ,也是经学理论缺乏自身反省精神所致。从而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班固“百姓渐渍日久” ,朝廷应“制雅乐以相变”理论的高明处     

“屈原爱民说”质疑

“屈原爱民说”肇始于东汉王逸,其后或大力宣扬,或有所质疑,聚讼至今,未有定论。然经细细考察．实则屈原作品中被当作其“爱民”证据的所有例句无一可靠,而记载屈原生平事迹的古文献中也见不到任何他如何“爱民”的片言只语。相反地,从屈原狷隘孤高的个性及当时完全陷溺于个人悲愤之中的心境进行推想,他也不太可能还有心情去关注与其“美政”理想并无直接关系的民生疾苦。“屈原爱民说”的出现,其实是人们出于对伟大诗人的无比崇敬或是政治宣传目的．在误读屈原作品中的某些诗句并以之作为主要证据的基础上,再通过种种理由并不充分甚至是因果颠倒的联想和臆测．从而有意无意地予以人为拔高增饰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好为圣贤溢美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习惯的影响无疑起着潜在的支配作用．而这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来说显然不是一个好现象。     

论屈原的人格美

对于屈原的人格,在汉代曾有不同的评价。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论屈原说:“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引用了这段话。这是对屈原人格的极高赞美。对此,班固在《离骚序》里表示异议,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后来,王逸又批驳了班固的话,并赞颂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序》)这些说法,褒贬不同,但都有较大的片面性。刘安的思想接近老子,旨在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在他的笔下,屈原成了一个超然于世俗的高士。班固和王逸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屈原,班固认为他不合乎中庸之道,只能算是狂狷之士;王逸认为他质性忠贞清洁,可以称得上绝世超伦。他们的观点不同,评价也不一样,但都没有对屈原的人格作出全面恰当的说明。屈原是把自己整个生命溶入到诗里去了,他的诗真率地表现着他的为人,他的个性和他的气质。可以说他的人即是诗,他的诗亦如其人。透过他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有着共同呼吸、共同爱憎的人。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将屈原的人格美忠实地描绘出来,象介绍自己的朋友一样把他介绍给读者。我希望,屈原的这样一幅画像,在今天能帮助人们向着美的境界飞腾。     

彭咸考略

屈赋里曾七次提到彭咸。以屈原代表作《离骚》而言,就讲了两回:一曰“愿依彭咸之遗则”;再曰“吾将从彭咸之所居”。假若弄不清彭成为何许人,势必难以探索屈原的思想面貌与屈赋的精义确诂,对《离骚》尤其如此。王逸《楚辞章句》云:“彭咸,殷贤大夫。谏其君不听,自投水而死。”王注似是臆测。先秦古籍除屈赋外,罕见彭咸的踪迹。屈原既然多次对彭咸倾注景仰之情,王逸可能即据屈原之生际遭遇,而逆推彭咸云云,从而写下了那条注释。不少学者怀疑王注有失,另创新说。其中有认为彭咸乃二人即巫彭、巫咸者。此说远胜王注。现据以立论,给予补直,并祈发明若干新义。《离骚》除两次提及彭咸外,还有巫咸、灵氛二灵巫。咸即巫咸;彭当为灵氛(此似尚无人提及)。《说文》:“彭,鼓声也。从(十豆),彡声。”徐铉注:“当从形,省乃得声,蒲庚切。”又,《说文》释“氛”字云:“祥气也,从气,分声。”徐铉注:“符分切。”据此     

“南人”辨

屈原《思美人》有“观南人之变态”一句。王逸、朱熹将其中的“南人”,释为“楚”或“楚国”,姜亮夫先生《屈原赋校注》驳它说:“楚与郢都,皆屈子宗邦,岂得斥为南人”?驳得甚为有理。王夫之、蒋骥将“南人”解为“郢中”的“党人”。姜先生没有驳它,近年出版的聂石樵先生《楚辞新注》还采用了此说。其亦属误解。案屈原之诗,凡指郢中之群小,自有其习惯     

千古第一知音──屈原之与司马迁论略(之一)

本文是论述屈原与司马迁文化传承关系的系列论文之一。文章认为,历封建时代两千年,屈原和他的作品,评论者众多,可是真正的知音刚寥寥可数．贾谊、刘安、王逸、刘勰、洪兴祖、朱熹、蒋骥等,对屈原都怀有同情、崇敬之情,对其作品也有相当的认识,但却缺乏真正的心灵沟通．而只有司马迁堪称屈原最早的、真正的、最深的知音,他们的心灵契合了．     

模拟中的解释: 论《楚辞章句》中的汉代拟作

<楚辞章句>中收录了许多汉人模拟屈骚的作品,这些拟作在艺术水准上与屈骚有着一定的差距,但是<楚辞章句>的编纂者将它们收入,符合汉代经学的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是,这些拟作体现了汉人对屈骚的理解,其中一批作品将屈原塑造成为正道直行、眷恋故国的道德楷模,这批作品大致在西汉中后期被结集,流传至东汉,王逸对其进行了修订增扩,最终形成了<楚辞章句>这部楚辞学最重要的选本.这个选本广泛流传,它的阐释倾向抑制了对屈骚的其他理解,深刻影响了从汉代至今人们对屈原及其作品的基本认知,并最终完成屈原和楚辞的经典化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