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受教育程度与婚配模式对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

在人口转变过程中,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往往被认为是促进生育率下降的因素之一,但是在后人口转变时期,许多针对发达国家的研究发现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与生育水平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本文使用2010年、2012年和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和比较中国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不同教育婚配模式下的差异。结果显示在不考虑政策限制的情况下,受教育程度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即便考虑了女性的收入水平后这一关系依然显著。研究发现在考虑夫妇的相对特征后,相比受教育程度均为初中的夫妇,夫妇受教育程度均较高或较低的女性的二孩生育意愿更高。文章使用生育的性别公平理论对生育意愿在女性受教育程度及婚配模式上的这一U型变化模式进行解释。生育行为不仅与经济水平或夫妻间的相对经济实力相关,还会受到性别观念的影响,更加平等的性别观念与性别关系有利于促进生育意愿的提升。政府应推广具有普惠性质的托育支持体系,促进女性就业和性别平等,使生育率维持在稳定水平。     

全面二孩政策下重新审视公共政策中缺失的性别平等理念

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我国家庭可能将要面临的负担进一步加重,女性是这一负担的最直接承担者和受影响最大的群体.文章通过讨论发达国家不同的家庭政策对其人口变化(特别是生育水平变化)的影响,强调了在公共政策中蕴含性别平等理念的重要性,并进一步指出,虽然我国在有关生育福利保障的一些政策中纳入了性别视角,但其在帮助家庭成员实现工作-家庭平衡、支持家庭发展的作用有限.由于我国的公共政策中缺失性别平等理念,我国的劳动就业市场存在着对女性的隐形歧视,不利于女性地位的提升和长期的人口发展.文章最后建议,在今后的劳动就业、儿童教育以及养老支持等一系列公共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都应当纳入性别平等理念,引导社会价值观念发展.     

区域性别文化影响视角下的性别收入不平等研究——基于2018年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验证

以往研究显示，地区性别文化环境通常影响着个体收入不平等现状。为了探究国内不同区域的性别文化是否以及如何影响性别间的收入不平等，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将计划生育转向前的出生性别比作为反映国内不同地区“重男轻女”传统性别观念强度的操作化指标，运用多层混合效应模型进行量化分析。研究结果发现，区域性别文化对个体的性别收入不平等有着多重影响，一个区域的父权制性别文化越强，女性的平均收入就越低而男性的平均收入稳定，因此该区域个体的性别间收入差距拉大；此外，区域性别文化还通过影响个体的人力资本特征，如教育获得和劳动参与来对两性间的收入不平等产生间接的显著影响，地区的传统性别文化越强，女性的预期受教育年限下降而男性变化却不大，女性不工作的可能性上升而男性不工作的可能性下降，于是本就存在的性别差异增大。综上，这些研究发现对理解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差距形成的机制具有重要意义，丰富和拓展了对性别收入差距的社会文化解释路径。     

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分析

本文基于长春师范大学性别文化研究所"‘二孩政策’对女性生育行为的影响调查"数据分析育龄主体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采用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序列混合方法,首先使用质性分析方法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索性分析,再分别从生育的直接成本、间接成本、生育观念和性别偏好几个方面量化分析性别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直接成本和一孩性别在整体模型中对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的影响。直接成本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程度最大,性别对直接成本和一孩性别没有产生调节作用,二者对男性和女性二孩生育焦虑都具有同等重要的影响。性别作用抵消了间接成本和生育观念对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间接成本对男性二孩生育焦虑的影响高于女性。生育观念对女性二孩生育焦虑有显著影响,但对男性没有显著影响。     

“全面两孩”政策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态度及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2015年底北京市空巢家庭调查数据考察“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空巢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态度,结果表明:空巢老年人的政策知晓率极高,支持、反对和不干涉子女生育二孩的各占约1/3;一旦子女生育二孩,近七成空巢老年人愿意提供物质或劳务支持;养老等功利性目的并非希望子女生育二孩的首要原因,经济负担、健康顾虑和照料匮乏是阻碍子女生育二孩的主要因素.利用二元logistic模型考察影响因素,与子女关系好、身体健康、有配偶等因素会显著提高老年人对子女生育二孩的支持概率,而养老观念开放、受教育程度高和空巢时间长等因素则会显著降低支持概率.空巢老年人的性别、年龄、经济水平、养老选择等因素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     

结婚、生育对工资的影响研究 ——基于性别工资差距角度

随着技术进步和女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男性和女性的劳动生产率差异逐渐缩小,但性别工资差距在我国是否缩小?全面开放的"二胎政策"又是否加深了女性就业困境?本文使用CGSS 2015数据,从结婚、生育角度出发,运用工具变量法、分位数回归、Oaxaca-blinder分解等方法考察婚育事件对劳动力工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探讨婚育视角下的性别工资差距问题,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促进性别公平。研究首先通过对城镇劳动力的婚姻状态和生育情况与工资性收入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人力资本、职业性质和地区等因素后,性别工资差距仍显著存在且婚育事件拉大了该差距。其中结婚使男女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均有所提高,但由于原始工资水平的差异和溢价大小的不同,性别工资差距被拉大;生育使男性工资增长,女性工资缩水,这同样加大了性别工资差距。其次基于分位数回归结果进行Oaxaca-blinder平均工资差异分解,结果显示随着收入的增加,性别工资差距在缩小,但婚姻和生育对此差距的解释力度却越来越大且相对稳定。即低收入群体的工资差距较大,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解释力度较小,相反高收入群体的性别工资差距较小,但婚育对该差距的贡献却很大。因此,缩小婚姻和生育造成的性别工资差距、消除性别歧视、保障女性职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教育代际传递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影响及差异性分析——基于反事实视角北大核心

2020年后相对贫困治理成为解决中国“三农问题”的重要任务,缩小农村收入差距、促进社会代际流动是重要施策点。而教育公平作为起点公平,是打破社会阶层固化、促进底层向上流动的重要工具,农村教育的机会平等更是后扶贫时代缓解相对贫困的基本方略。本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8年数据,运用反事实视角检验教育机会不平等对农村子女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变化。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家庭子女存在教育机会的性别不平等,即教育代际传递过程中儿子与女儿的教育机会存在差距,女性子女教育机会受到父母教育程度的约束性影响;农村子女教育代际流动与其收入水平存在相关性,且教育代际向上流动对收入具有正向影响,而性别间也存在教育代际流动方向上的差异;教育因素对农村子女收入性别差距的贡献表现为特征效应而非系数效应,教育分布扩大了收入性别差距,而教育回报率缩小了收入性别差距;在反事实视角下,当消除女性子女教育代际传递的劣势后,子女收入性别差距减小约10%且教育禀赋不再对收入性别差距产生正向影响。相关教育政策一方面应该加强劣势群体的社会保障,改善相对贫困家庭的教育投资现状,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子女上学问题;另一方面应该改善优质教育资源配置及教育机会分配。同时继续加强农村地区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宣传教育,改善女性地位,发挥女性优势。     

关于中国教育性别隔离的分析

文章以平方根指数作为衡量性别教育不平等的工具,得出以下结论:一、1990年至今,中国教育性别隔离总体呈下降趋势,城乡差异依然显著;二、地区教育性别隔离程度从高到低为东部,西部和中部;三、就各教育层次来看,教育性别隔离下降主要来自义务教育的贡献,高等教育阶段女性受教育机会相对更平等.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教育性别隔离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及人均教育经费并不相关,与人均受教育年限和出生性别比有一定关系.     

生育行为如何影响幸福感

欧美国家的已有研究大多认为生育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是负面的。本文基于106个城市调查数据首次系统研究了中国人的生育行为与幸福感的关系,得到与已有文献不同的结论:子女数量对幸福感的影响是非线性的;子女的性别结构和性别次序对父母幸福感均有影响;政策外生育行为并没有提高幸福感;生育行为和幸福感的关系与个体的性别、婚姻状态、户口类型、收入水平和年龄等特征密切相关。进一步研究发现,生育行为对幸福感的影响在统计意义和现实意义上都是显著的。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实施以"二孩"为主的生育政策有利于提高幸福感的整体水平,而完全自主的生育行为可能降低幸福感;促进性别平等、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城镇化进程,能够间接促进生育行为对幸福感的正面影响;对"失独"等特殊人群应给予制度性救济。     

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就业性别平等——现状、挑战与应对方略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妇女发展水平全方位提升,经济活动参与权达到历史新高度。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职业性别隔离程度也不断加剧,阻碍女性晋升的“玻璃天花板”现象比比皆是,性别薪酬差距持续拉大,传统性别角色观依然在许多领域存在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下中国就业领域的性别平等依然任重道远,而数字化进程并未使上述问题得以自行缓解。数字经济发展对就业性别平等具有“双刃剑”作用,在数字化直接创造出大量适合女性就业创业岗位的同时,数字经济部门本身的职业性别隔离现象却日益严峻,两性之间的数字技能鸿沟不断深化,技术替代人力凸显了女性就业脆弱性,组织结构扁平化加固了“玻璃天花板”,而且性别歧视甚至内隐于数字技术之中,成为一种自带歧视意味的数字秩序。总体而言,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无论是行业间的横向性别隔离程度,还是行业内的纵向性别隔离程度,都呈现加剧趋势。在发展过程中涌现的新问题,仍须依靠“发展”本身来解决。从长远来看,在促进性别平等和向女性赋权方面,数字变革拥有无限潜能。未来仍须加快构建适应新时代要求的平等保护政策体系,完善促进就业性别平等的法律体系,营造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生态,大力发展性别平等化的数字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