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青年的住房来源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独生属性和流动特征的实证分析

住房是实现青年安居乐业的重要条件之一。本文从社会分层理论出发,基于2009年中国城市青年状况调查数据,利用方差分析和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着重从独生子女属性、流动特征和婚育状态等多角度实证分析城市青年的住房来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城市独生子女更可能购买住房,但需要父母的帮助;流动状态会降低青年购买住房的可能性,增加租房居住的概率。结婚和生育是影响青年住房来源的重要生命事件:初婚会显著提高其购买住房的可能性;生育对于非独生子女购买住房比例增加也有作用。家庭特征和个人特征均会对青年的住房来源产生影响。解决青年的住房问题有助于降低社会分化,促进社会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需求特征与政策回应研究—基于重庆的调查

新生代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面对的新群体,其住房问题是现阶段城镇住房保障领域的主要问题之一,事关我国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形式,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居住现状、需求特征和住房意愿等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居住拥挤、条件简陋、教育医疗配套少,住房问题十分严峻。文章最后从户籍制度调整、阶梯型住房政策以及建立有针对性的保障措施等方面提出了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住房保障的对策。     

家庭随迁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本研究在对上海各区县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家庭随迁流动人口的住房性质、居住社区类型和居住区位等多方面的基本特征,综合探讨了个人及家庭因素、社会及制度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上海流动人口家庭随迁特征明显;流动人口仍以租赁住房为主,主要聚居在远郊、近郊的农村社区和城中村;家庭随迁流动人口在住房拥有率方面凸显优势;由流动人口自身素质所形成的社会分层对住房选择影响显著;制度性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住房选择也具有显著性影响。针对分析结论,本文在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等多方面提出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对策建议。     

长期护理保险的模式选择与体系构建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家庭财务脆弱性指标，借助健康状态转移概率、预期余寿与失能护理成本测算结果，估计不同财务脆弱性家庭老年护理的保障缺口，并模拟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扩面的政策效果。测算结果显示，中国中度或重度失能家庭会面临居家护理与机构护理的保障缺口，长期护理保险可以有效控制居家护理模式下家庭失能风险敞口，但无法完全弥合机构护理保障缺口，因此居家护理保障模式可能是大部分失能家庭的较优选择。长期护理保险有助于缩小家庭居家护理保障缺口的城乡差距，对同时负担多位失能父母居家护理支出的家庭予以有效保障。据此，文章建议将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障范围扩大至中度失能老人，建立健全统筹城乡、覆盖全民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并将家庭财务脆弱性纳入制度考量范围，构建涵盖社会救助、基本长期护理保险与商业长期护理保险的多层次长期护理保障体系。     

人口流动与居住分离:经济理性抑或制度制约?

国际移民家庭成员的居住分离多被看作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在中国,流动和留守的决定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经济理性的范畴。本文利用2013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制度和结构视角出发,突出户籍制度的"双二元性",综合考虑个体、家庭和社区因素,分析了在业流动人口核心家庭成员居住分离的基本特征和影响要素。结果表明,大约四成流动人口未能实现与家庭团聚。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跨越省界,缺乏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居住在雇主提供的免费住房中,流动人口居住社区的政治准入门槛较高,流动人口生活在东部或西部城市。尽管东部和西部地区家庭分离的概率几乎相同,但机制有别:前者主要是被选择的结果,因为团聚的门槛较高;后者主要是自选择的结果,因为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共资源对流动人口家庭成员缺乏吸引力。故此,推进家庭团聚需因地制宜,针对重点人群,实现"从流动到留住"的转变,为流入地积累人力资源,为可持续性发展提供保障。     

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观福利效应

全面认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家庭幸福感的影响关系着“为人民谋幸福”和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可行路径,也对改革和完善住房公积金制度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5～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住房公积金制度对城镇家庭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发现,缴存住房公积金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幸福感,且这一结论在矫正了样本自选择和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后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家庭提供了低成本的住房融资,显著提升了家庭购房概率、改善了家庭消费结构,从而有助于提高家庭幸福感。异质性分析显示,住房公积金制度对有房家庭、购买首套房以及有住房贷款的家庭幸福感影响更大。进一步分析表明,住房公积金制度显著提高了财务状况较差、经济脆弱和非正规就业家庭的幸福感,客观上有助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文章为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主观福利效应提供了微观证据,对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了参考。     

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与居民生活满意度关系研究——基于CGSS2013数据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CGSS2013年9600位居民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医疗卫生、住房保障与居民生活满意度之间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对居民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影响;两者通过个体状况、社会态度和政府服务中间变量间接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程度几乎都要大于直接影响程度;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服务供给的充足性、均衡性以及民众获取的便利性是影响居民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医疗卫生、住房保障逐步地走向市场化并逐渐被民众所接受.研究进一步表明,医疗卫生和住房保障对不同群体的居民生活满意度均有显著影响.     

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路径研究北大核心CSSCI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家庭消费领域产生的碳排放占比持续增加,未来家庭碳排放将成为碳减排的重点领域,而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有显著影响。本文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构建基于结构方程的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分析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多重影响路径,探究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以及家庭收入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存在两条影响路径,一是人口老龄化对家庭碳排放的正向直接影响路径;二是人口老龄化通过住房面积进而影响家庭碳排放,但家庭收入会削弱该路径,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人口老龄化对住房面积的影响减少,进而对家庭碳排放的影响逐渐降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不同群体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体现为人口老龄化对南方家庭的碳排放以直接影响为主,对北方家庭则是以间接影响为主。同时,住房选择的中介效应在不同家庭类型中的表现不同,住房选择在中年型家庭中为完全中介效应,在老年型家庭中为部分中介效应。政府应以家庭为单位,加强家庭低碳生活宣传,进行消费变革以提高家庭低碳消费意识和能力。切实保障有老家庭的收入水平,充分发挥收入对家庭碳排放的调节作用。与南方相比,北方应投入更大力度进行低碳住房适老化改造,促进住房领域实现碳减排。     

来京人口的就业、权益保障与社会融合

本文利用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12月在北京的调查数据,对来京人口及其子女就学状况等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大部分来京人口是单独或者全家租房居住,但居住条件较差。他们在京居住的时间较长,职业转换比较频繁,就业方式主要依靠传统的社会资源寻找工作。来京人口的权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来京的家长在带孩子就学方面,没有表现出性别偏好,主要是因为家中没有人照看和便于自己管教,孩子在京就学比较好,受当地孩子的歧视较少,但给家长增加了很大的经济负担;同时,不同类型的学校以及不同类型的教学方式对孩子的学习、社会融合有不同的影响。子女外出后对留守老人的生活照料和家庭地位带来了较大的影响。     

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养老保障机制研究

对农村计划生育家庭在资金和发展经济上给予帮助,使其增加收入,进而也增加了养老积蓄;对计划生育夫妇子女的各种优惠,是帮助家庭增加对孩子的抚养成本投入,以期将来转化为更高的养老价值;政府和集体承担的那部分计划生育养老保险金,是直接给计划生育家庭的养老投入;新启动的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奖励扶助制度,更是与国家退休养老保障制度性质相似的新机制。必须建立相应的,以政府投入为主渠道的计划生育投入机制,通过公共财政支持,才能保证上述养老保障工作的资金需求与资金供给平衡。     

论我国家庭养老中的妇女问题：老年妇女与女儿养老

论我国家庭养老中的妇女问题：老年妇女与女儿养老谭琳家庭养老，包括为老人提供养老的经济保障和生活服务保障。家庭养老的经济保障包括：依靠本人、依靠子女、依靠配偶、依靠亲属等多种经济保障形式。家庭养老的生活服务保障，可根据老人的居住方式来体现其所受到的生活...     

六项政策助力关爱女孩

福建省龙岩市围绕实施“致富、安居、成才、保障、亲情”五项工程，全面推行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贡献奖励制度，全市已有1566人享受奖励政策，发放奖励金26．4万元：实行农村低保向纯女儿户倾斜政策，低保标准在同等条件下每人每月增加10元，共有18269个计生家庭享受。上杭县将全县50～59周岁所有二女结扎户339人列入农村低保，每人每月享受低保金50元。实施贴息小额信贷帮扶工程。2006年市、县两级财政、老区扶贫共筹资150万元，专项用于对农村困难计生家庭特别是纯女户的信贷贴息，全市2310户计生困难家庭每户得到3000～5000元的小额贷款，累计发放信贷资金1143．8万元：实施免费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实施农村部分计划生育家庭子女成长制度。全面实施农村纯女户女儿普高招生照顾加分政策，全市共有1879名符合条件的女孩享受加分政策，其中202名女孩加分后进入重点中学就读。同时，对二女计生困难户家庭子女免费提供教科书，并优先安排生活费补助。实施“春蕾计划”，全市共募集资金253万元，帮助5000多名面临失学辍学的贫困女童重返校园。“圆梦大学”为455户贫困二女户家庭女孩发放升学奖励金31．94万元；实施“安居”工程，每个县（市、区）每年扶持100户住房困难的农村计生户。全市帮扶1489户、714．33万元。     

老年人的家庭禀赋对其居住安排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连续性理论解释了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迁机制，认为囿于家庭禀赋的老年人会调整自身的居住安排，但是这种居住安排的变迁受到老年人行为与观念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基于2014—2018年三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潜在类别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支持老年人依据家庭禀赋理性选择居住安排的观点，家庭禀赋减弱会显著促进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并且这一结论在改变家庭禀赋临界值后仍然稳健。同时，这种影响的城乡异质性不大，时期效应显示城市空巢化趋势明显，而农村出现一定反弹。研究还验证了行为与观念对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在异质性影响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紧密型和依赖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与子女同住概率较高；另一方面，在中介作用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独立型和工具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会通过调整家庭社会网络类型，改变居住安排。综上所述，研究认为政府应正视居住安排的空巢化变迁，重点关注观念等软指标对居住安排的影响。     

家庭规模缩小对家庭经济保障能力的影响:苏南实例

本文通过实验设计方法 ,并利用苏南农村居民的数据资料 ,分析实证了在有收入积累的前提下 ,家庭规模缩小不仅不会弱化家庭保障能力 ,而且会强化家庭保障能力。不同规模家庭保障能力差别 ,随时间推移和在家庭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具有波动性。家庭保障能力会因家庭规模的大小、消费和积累模式的差异和在家庭生命周期中的不同阶段而不同 ,并可能发生相互转换。     

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25个社区调查

运用长沙市25个社区994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资料,采用因子分析方法获取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作为因变量,通过路径分析法分析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的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当前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总体较差,作为中间变量的社区环境和居住条件显著影响住房状况,社区环境因素是中间变量中影响力最大的因素。作为初始变量的收入状况、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住房类型和工作行业不仅通过中间变量间接影响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而且对住房状况总体评价系数产生直接影响,作为初始变量的住房公积金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状况没有影响。最后建议强化社区公共服务制度的均等化,科学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的住房保障对象标准,充分保障新生代农民工住房状况。     

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影响的跟踪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常态化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青壮年劳动力转移促使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发生变动并对家庭养老构成威胁,进而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构成冲击。本文使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9年、2012年和2015年进行的"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运用个体增长模型将农村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划分为主干家庭、隔代家庭和"空巢"家庭,深入剖析居住安排变动对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跟踪影响。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由居住在非主干家庭变动为主干家庭会使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显著衰退,居住在非隔代家庭变动为隔代家庭显著减缓了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而居住在非"空巢"家庭变动为"空巢"家庭对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衰退的减缓作用存在选择性;研究揭示了农村老年人所选择的居住安排是基于整体家庭客观需求并以全体家庭成员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做出的家庭决策,居住安排的不同会带来迥异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影响。在中国独特的家庭养老背景下,居住安排作为农村家庭养老的重要方面应引起高度重视,其对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产生的影响更不容忽视。     

邻里视角下城市居住空间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关系研究——基于2013年CMDS数据的多层次路径分析

现有研究更多关注居住隔离对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但忽略了不同居住空间类型造成的层级性影响,其背后的路径机制也有待进一步发掘。本研究利用2013年CMDS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包含社区、住房及邻居类型等多种邻里因素的分层模型,展开具体的居住空间层级效应检验及其内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社区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状况存在明显差异。融合程度既受邻里建成环境、住房等客观物理因素的影响,也与社区活动参与、邻居类型等社会资本条件密不可分,社区环境通过社区活动参与对社会融合产生影响。在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城市可以通过增加社区内住房的异质性、改善邻里环境以及鼓励社区活动参与等有效措施,促进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的养老风险及其规避

城市独生子女家庭特征与养老风险 家庭结构与养老风险。独生子女家庭的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其家庭结构。而“4—2—1”结构,通常被认为是独生子女家庭的典型结构,那么,这种结构未来出现的概率有多大呢？郭志刚等利用90年普查数据,对独生子女之间婚配概率的推算结果显示,     

湖北长阳的女孩就业服务中心

我县的主要做法是：落实“四项保障”，开展“三大扶持”。四项保障，一是对计划生育困难家庭实施最低生活保障线，对丧失劳动力的独女户父母，将家庭最低收入低于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纳入保障范围，优先低保。二是对女孩和女孩父母实施就业保障线。对女孩父母病残家庭困难的。     

老年社会贫困影响因素的定量和定性分析

中国的社会转型和家庭变迁一方面对传统家庭的养老功能提出挑战,另一方面,由于社会养老制度的缺失或不完善,也由于家庭中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老人对家庭养老的需求依旧十分强烈。利用定量和定性数据,探讨在家庭变迁和公共福利不足背景下老年社会贫困(衡量为健康欠佳、精神慰藉不足)的发生率和发生概率。模型分析结果显示,公共福利的有无、家庭形式和居住安排、子女数量和性别、子女的经济支持都作用于自评的健康水平和精神慰藉。因此,改善公共支持及服务体系、且将公共福利真正落到实处将有助于提高老人的社会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