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期寿命增长、年龄结构改变与我国国民储蓄率

人口年龄结构趋于老龄化和人均预期寿命逐步增长是目前我国人口发展的两个典型特征,而年龄阶段不同,个人的收入、消费与储蓄行为也不同。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在选定相关分析指标的基础上,文章使用我国省际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人口预期寿命增长和年龄结构改变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结论表明,人口预期寿命增长提高了我国国民储蓄率;不考虑时间效应时,幼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减少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增加国民储蓄率;在考虑时间效应时,幼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增加国民储蓄率,而老年人口负担比提高会减少国民储蓄率。对此,文章给出了合理的解释。通过使用多种估计方法,我们发现所得到的结论是基本稳健的。     

子女性别与家庭储蓄--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近年来,我国性别比持续偏高,给家庭经济决策带来一系列影响。文章从子女性别差异的视角出发,考察子女性别如何影响家庭储蓄及资产选择行为。基于2015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男孩家庭储蓄率显著高于女孩家庭。替换关键变量、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分位数回归法等稳健性检验支持上述结论。异质性分析显示,子女性别对子女年龄处于16~25岁的家庭、东部地区家庭、城镇家庭及高收入家庭的储蓄率的影响更为显著。机制检验表明,子女性别对家庭储蓄率的影响主要通过“节俭效应”实现,男孩家庭倾向于减少享受型消费支出,同时有更强的动机购买多套住房。研究有助于深入理解子女性别的社会影响,并为中国家庭储蓄率差异提供了更丰富的微观经验证据。     

遗产动机对中国老年家庭储蓄率的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老年家庭储蓄率居高不下,标准生命周期假说理论已无法解释。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从遗产动机视角分析老年家庭高储蓄率现象。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老年家庭遗产动机显著提升家庭储蓄率,遗产动机使得老年家庭储蓄率水平显著提高5%—10%左右。进一步研究发现,相比较于城市家庭,遗产动机对农村家庭储蓄影响显著;相对于高等财富家庭而言,遗产动机显著促进中低财富家庭储蓄率水平,说明“未富先老”使得老年家庭有更强的遗产动机进行储蓄;对于家庭不同生活状况的子女,遗产动机显著提升子女体制外工作和子女教育水平低的老年家庭储蓄率,表明中国老年家庭利他主义的遗产动机较强。本文为理解中国老年家庭的高储蓄提供了新的视角,可以为政府相关部门制定政策提供参考。     

储蓄投资行为及外部均衡中的人口结构效应——来自亚洲的经验证据

文章运用动态广义矩估计方法,分析亚洲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率、投资率及经常账户的效应。结果发现:(1)人口结构对储蓄的效应存在,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储蓄率有显著负向影响,符合生命周期假说;(2)少儿抚养比与储蓄率无显著相关,少儿人口抚养质量与数量间存在替代效应;(3)老年人口抚养比效应对于外部均衡非常显著。老年化经济体对于经常账户逆差存在依赖,经常账户可以视为亚洲人口红利期高储蓄的国际"缓存池"和"中转地"。亚洲的经济增长、高储蓄与高顺差呈现梯队性的趋势,且与人口结构的变迁一致。这些发现可以从人口结构角度解释亚洲的高储蓄和高经常账户顺差及国际资本流动。所以,世界经济体应避免同周期的老年化,以保证经济的梯队发展和资源跨代跨国转移;同时,对于减少少儿人口来压缩社会负担的政策效果不能预期过高。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储蓄效应与经济增长

本文遵循生命周期理论,在构建三期世代交叠模型的基础上,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储蓄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运用1991-2010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实证分析结果与理论模型的预测分析相一致,其中少年儿童抚养比与储蓄率成呈负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的寿命效应超过了负担效应与储蓄率呈正相关关系,人口结构变量对人均GDP的影响大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对被解释变量储蓄率和人均GDP增长进行了较好的解释.     

中国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 ——基于CHARLS面板数据的分析

在我国快速老龄化和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的背景下,结合老年人储蓄偏好和消费特点,构建家庭消费计量分析模型,文章利用CHARLS2011、2013、2015年微观跟踪调查数据,采用工具变量—随机效应模型划分年龄层次和消费类别逐级估计,重点考察老年人储蓄对其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表明,老年人储蓄水平越高,对家庭消费的促进能力就越强;分城乡来看,农村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更大;按年龄组别来看,中、低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显著,高龄老年人储蓄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按消费类别看,老年人储蓄偏重于家庭基本生活、教育文化、健康等刚性消费支出,城镇和农村老年人储蓄对不同消费类别影响的差异主要表现在日常支出、医疗保健和耐用消费品等方面。此外,研究还发现,老年人拥有房产对家庭消费具有非常明显的提振作用,家庭收入和老年人借贷对家庭消费的贡献显著。     

人口转变、人口红利与经济增长可持续性--兼论充分就业如何促进经济增长

本文援引国际经验,把人口转变引致的不同人口年龄特征阶段看作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额外源泉,或人口红利;论证了通过高储蓄率、充足的劳动力供给和低抚养比,中国人口转变对改革以来高速经济增长的贡献;揭示了人口红利即将消失的趋势,由此提出最大化促进就业是维持人口对经济增长正面效应的关键.     

基于年龄-时期-队列视角的社会变迁与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研究——来自CLHLS数据的检验

本研究基于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跨度14年的5期追踪调查数据,使用多层年龄时期队列模型（HAPC）,检验了中国老年人的理想居住安排与社会变迁过程。结果显示,从年龄效应看,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意愿、居住在机构的意愿随着年龄增长呈倒U型曲线,表现出先升高后下降的变化趋势;希望和子女一起居住的老年人比例随年龄升高则出现先下降后升高的趋势。从时期效应看,老年人的独居意愿随时期推进先上升后保持平稳,与子女同住的意愿先下降在2014年出现缓慢上升趋势。随着队列年轻化,老年人希望独居的概率缓慢上升后保持平稳,希望和子女同住的比例有所下降,但在年轻队列中又有上升。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老年人、城市老年人希望独居和机构居住意愿均高于女性和农村老年人;无配偶和失能老年人更希望和子女同住。本研究表明,我国老年人的养老意愿正随着年龄、时期、队列发展而发生变化,我国老年人养老居住安排相关政策应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年龄、时期、队列效应,同时关注老年人的性别、城乡和婚姻状况差异,促进老年人理想居住安排的实现。     

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发展轨迹——基于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的分析

基于压力过程理论和生命历程理论,利用2001～2018年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调查数据,考察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发展轨迹。结果显示,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年龄轨迹呈曲线模式,随着生理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先上升后下降,抑郁水平呈上升趋势;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队列轨迹呈倒U形模式,抑郁水平的队列轨迹呈U形模式,较早和较晚出生的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较低、抑郁水平较高,中间队列即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出生的农村老年群体的生活满意度最高、抑郁水平最低;婚姻状况和工作阶段对农村老年人心理健康发展产生生命阶段效应;女性、收入较低、负性生活事件压力源较多的老年人心理健康较差,自评健康较好、经济支持较高、情感交流较频繁的老年人心理健康较好。     

挤入抑或替代：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对个人养老影响研究

回答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对个人养老存在挤入还是替代效应是建立和完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制度,构建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的基础。文章基于新三支柱橄榄型可持续发展养老制度调查数据,运用Logit和Probit模型分析家庭结构、养老保险参与对居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影响以尝试对上述问题进行回答。研究结果表明：（1）仅有一个子女和需要赡养老人数量较多的居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更强;（2）希望提高养老保险缴费个人比例并不能显著提高个人养老储蓄意愿,但父母参加社会养老保险能显著提高个人养老储蓄意愿;（3）家庭结构、养老保险参与对个人养老储蓄意愿影响存在性别、年龄、收入、户口等异质性。整体来说,家庭结构小型化、核心化带来的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会激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而社会养老由于替代了家庭养老部分功能同样对个人养老存在挤入效应。因此应在提高居民个人养老储蓄意愿,推动第三支柱养老金制度完善的同时,注重家庭养老、社会养老与个人养老等养老模式之间的协调。     

中国女性初婚进度的新变动、原因和趋势

文章采用队列分析视角，利用七普资料重构中国城乡女性出生队列的初婚进度。研究结果表明：（1）列克西斯平面图可以较为清晰地展现中国女性初婚变动历程中年龄、时期、队列3个维度的特征。从时期效应看，2010年以来女性初婚风险率快速下降、初婚年龄不断推迟，农村女性因起步晚而变动更快；从队列效应看，1986年以后出生的年轻队列初婚风险率整体降低，终身曾婚比例可能与较早队列存在较大差异。（2）七普数据表明2019年城乡女性初婚率大幅降低，调查误差不足以解释这一变动，婚姻市场性别失衡、女性教育提升及性别观念改变可能造成女性初婚率和终身曾婚比例的真实下降。（3）利用初婚年龄分布参数模型进行的外推预测结果表明，1980年之后出生队列终身未婚比例将较快上升，到1990年队列预计达到4.6%～9.0%；其中城市女性更高，预计达到4.5%～13.8%；乡村女性异质性更强，社会压力很难扩散而趋弱，终身未婚比例在1985年之后队列上升很快，将超过镇女性。较晚队列晚婚和不婚的趋势难以逆转，将深刻影响生育水平和婚姻家庭。     

论逐步延长退休年龄的必要性

1．退休制度，顾名思义，是指职L经长斯工作后，已年老体表，无法坚持日常工作而退出工作岗位，领取退休金以安渡晚年的制度。是否能坚持日常工作，应为退休的主要条件之一。我国现行退休制度规定的退休年龄（男60岁，女55岁），是在50年代，根据当时人口寿命和健康水平制定的。1957年我国人口寿命只达57岁，而199O年已达69岁。退休年龄应随着人口寿命的延长而延长。2．知识分子培养时间长而费用高，脑力劳动的衰退则远慢于体力劳动。除高龄老人外，人的知识技能和经验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步充实和提高。而文化水平越高，经验越丰富的人，理…     

我国妇女生育推迟与近期生育水平变化

随着我国时期生育水平的下降,我国妇女的平均生育年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呈现上升的趋势。在这样的情况下,传统的时期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受到进度效应的影响,人们从这一指标中难以对我国近期生育水平的变化形成正确的认识。本文利用多来源可靠数据,对我国近期的总和生育率以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计,发现去除进度效应影响后,生育水平的时期估计值有了大幅度上升,2007²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2012年的生育水平大约在1.7至1.8之间。研究进一步重构了1964¹985年出生队列的部分年龄别生育率,发现年轻队列的峰值年龄别生育率较低,但在较高年龄时会出现年龄别生育率相较之前队列升高的现象。文章进一步探讨了我国生育政策对于妇女生育行为的影响以及政策变动可能带来的时期生育率的变化。     

高等教育与女性婚配:基于年龄、时期和队列的视角

本文基于2010年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利用APC交叉分类随机效应模型,以已婚女性为研究对象,分解出高等学历对女性教育婚配的年龄、时期和队列作用,以把握三方面时间维度的变化趋势。实证结果显示高等学历的年龄与时期作用显著,队列效应不明显。初婚年龄对高等学历女性的教育婚配年限差始终呈正向影响,34岁左右是教育婚配差由负变正的转折点;初婚年龄对非高等学历女性的影响则表现为U型分布。高等学历女性的夫妻教育年限差随着初婚年龄的上升而变大,且增幅大于非高等学历女性,可见推迟结婚的高等学历女性未必嫁得不好。此外,两类女性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都展现出同质婚发展趋势,高等学历男性资源并没有被非高等学历女性占有,高等学历女性的教育婚配质量保持在较高水平且有上升的倾向。但是,两类女性的教育婚配经历的时期作用阶段明显不同:高等学历女性教育婚配的时期效应呈U型变化趋势,经历了"正—负—负—正"四个阶段;而非高等学历女性的时期效应单调下降,在1980年之后作用效果由正向变为负向。国内社会需要给高等学历女性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社会大众应该用长远的眼光看待婚恋问题,而高等学历女性自身也需要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全面综合地衡量结婚对象,适时进行婚配。     

高等教育对婚育行为影响的历时演变——兼论原生家庭社会阶层的异质性影响

人口负增长形势下,考察育龄人群婚育行为的影响机制及其潜在变化,对于全面理解当前年轻人的晚婚和低生育行为、制定有效的家庭支持措施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2006～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分析了高等教育对初婚和生育行为的影响及其随时间变化趋势,重点检验了高等教育扩招以来原生家庭社会阶层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接受高等教育会显著推迟个人的初婚年龄,减少其生育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高等教育对个人初婚年龄的推迟效应在年轻队列中明显增强,但对生育数量的抑制效应有所减弱。在原生家庭社会阶层较低的群体中,高等教育对生育行为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不过,相应异质性并未随时间扩大。在年轻的出生队列中,较高社会阶层出身的高等教育学历者实际生育的数量显著更低,反映了家庭成长环境及价值观念对高学历年轻人生育行为的重要影响。基于此,文章强调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建构应当重视不同群体生育状况的异质性,有针对性地设计政策干预,为育龄人群的家庭构建行为提供更有效的支持。     

“二孩”生育政策的经济效应分析--供给与需求的视角

供给面看，实施“二孩”政策会直接扩大人口规模、增加未来劳动力供给，短期引起家庭储蓄水平降低；而长期则会对宏观储蓄水平产生积极作用，且年轻的人口结构有利于我国创新能力的提高。需求面看，全面放开“二孩”会对消费产生拉动作用，但因住房支出的挤压，效果或许有限；投资会加速，但却可能加剧其与消费的比例失衡；人口变动一定程度上会延长我国基于人口红利的出口比较优势。     

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的年龄轨迹研究

文章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视角,借助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合作在巢湖农村进行的历时9年的四期纵贯调查数据,构建起代际交换变动的多层曲线增长模型,对老年人在60岁及以后的整个生命阶段中,个体年龄、出生队列和家庭生命阶段三方面因素对家庭代际交换的效应进行了分解,并描绘了代际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结果表明,代际交换的发展动力源自于社会、家庭、个体三个层面,其动态轨迹既是个体发展过程和历史过程,也是家庭策略,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个人时间、历史时间和家庭时间的同步。     

中国老年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程度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人力资源（在我国习惯称为劳动力资源）严格意义上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全部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那部分人口的总称。它既包括法定劳动年龄内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我国通常指16－60岁的男性和15－55岁的女性人口）;也包括法定劳动年龄以外具备实际参与社会性活动能力的人口（即10－15岁和男60、女55岁及以上的人口中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这就是说,人力资源的确切含义,应涵盖一切具备参与社会性活动的能力因而具有一定生产力和竞争力的人口。而不应受年龄大小和在业与否的限制,其中自然也包括越来越多的健康的、具有一定劳…     

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效应——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

文章基于人口红利转变的视角，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研究时段内，数字经济总体上并未引发生产率悖论问题，不仅加速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且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收敛。（2）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效应主要源自产业数字化及其对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3）从劳动力就业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产生的就业创造效应和就业替代效应可以通过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收敛。（4）伴随人口红利的转变，数字经济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单门槛效应，当人口红利水平越过门槛值后，数字经济赋能劳动生产率收敛的强化作用呈现出明显的边际递增特征，即数字经济发展可以消解人口红利衰减对劳动生产率收敛的潜在冲击。文章认为，在人口红利转变的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发展在抬高劳动生产率收敛水平的同时，也能促使区域劳动生产率加速向自身平衡增长路径上靠拢，从而有利于推动区域实现高质量协调发展。     

队列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基于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通过比较终身生育率的两种估计方法,本研究发现,利用同是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在反向"预测"过去时明显优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而在正向预测未来时则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运用不同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测算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结果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开始,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就已为负并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偏高的男女性别比需要高于2.1的更替水平才能保持人口稳定。中国人口1970年以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预期寿命的持续提高,以及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高。今后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仅需要关注当年人口出生率即人口金字塔底层的数量变化,而且要考虑对未来人口结构即人口金字塔形状的影响。此外,在监测人口增长时应继续重视初育年龄变化对人口增长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