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口死亡水平

在人口普查中,人口死亡容易发生漏报。文章分析了中国人口死亡漏报的社会原因,利用两次普查的人口数据证明了人口死亡漏报确实存在。为了估计出实际的人口死亡水平,对两次普查的人口数据质量进行了推敲,根据登记的人口和死亡率数据的不同情况,提出了相应的修正方法。研究结果表明,20世纪90年代男性的预期寿命为67.97岁,女性的预期寿命为71.34岁,均比人口普查登记资料算出的结果小1.5岁左右。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死亡的水平、模式及区域差异

文章运用模型生命表方法对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三次人口普查和两次1％全国人口抽样调查的死亡数据建立了时序关系,有规则地进行了调整和修正,并编制了新的简易生命表。文章系统分析了中国人口死亡在不同时期的水平、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将年龄结构死亡模式变化对期望寿命变动的影响做了分解,考察了不同年龄组死亡率的变动对期望寿命的贡献率。     

中国人口普查死亡数据质量评估及2010-2020年死亡模式转变分析北大核心

人口的预期寿命和年龄死亡模式是评估人口健康水平、掌握人口发展规律的重要指标。人口普查为掌握年龄死亡模式的变动特点和人口预期寿命水平提供了基础数据,然而根据以往研究文献和对202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人口普查所获得的死亡数据存在一定程度的漏报,需要对这一数据质量进行评估和修正。为此,本文根据不同年龄段的死亡特点对布拉斯-罗吉特模型进行适应性调整,使其符合观察年份的死亡模式,获得模型参数,进而实现对2010-2020年死亡数据的校正评估。结果显示2020年人口普查获得的死亡数据中低龄组男性漏报率高于女性,0-9岁男性平均漏报率为75.33%,女性为57.69%,男婴死亡漏报率为85.08%,女婴死亡漏报率为77.80%;70-90岁高龄组死亡漏报率男性平均为22.55%,女性为20.75%,90岁及以上的死亡漏报比较低;老年阶段男性漏报率普遍高于女性。2010年婴儿死亡概率为21.15‰,2020年为8.80‰;2010年出生预期寿命为74.82岁,2020年为78.21岁,10年间预期寿命增长了3.39岁。通过比较分析发现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年龄死亡模式呈现“低龄降低,中龄平稳,中高龄先缓升后陡升,高龄略有回降”的变动态势。这表明进入老龄前期人口死亡概率降低带来一个虚弱累积的过程,达到一定年龄(70-80岁)后,老化速度就会加快虚弱累积的效应,带来更高年龄组失能或死亡概率的加速增长。     

2000～2010年中国人口的工作预期寿命

随着我国的经济转型和教育扩张,我国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劳动参与率的下降意味着工作年限或工作预期寿命的缩短。为了分析我国人口劳动参与率和工作预期寿命的变化,本文利用人口普查数据编制2000年和2010年我国人口的工作生命表。计算结果表明,2000年和2010年我国人口0岁的平均工作预期寿命分别为39.5年和38.1年;15岁的工作预期寿命分别为40.8年和38.9年。分性别计算的工作生命表显示,男性的工作预期寿命都高于40岁,而女性的工作预期寿命都低于40岁。男性的平均预期工作寿命比女性高6年多。死亡率下降对于工作预期寿命的下降起到了一定程度的抵消作用。     

近20年来中国人口死亡的性别差异研究

文章利用1982~2000年间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死亡数据及1989、1995和2000年卫生登记死亡数据,用人口因素分解方法研究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死亡水平性别差异的变化趋势、年龄别死亡率性别差异对男女出生期望寿命差异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比较了各种年龄-死因别死亡率的性别差导对出生期望寿命性别差异的影响。主要结论是中国近20年来女性死亡水平低于男性的趋势在逐渐扩大,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在于年龄别死亡率的性别差异及其变动差异。     

中国各地区人口预期寿命及地理分布分析

平均预期寿命是世界公认的衡量人类进步的标准。本文以生命表为基础,主要依据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计算各省市区的预期寿命并进行相关分析,计算结果表明,2010年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78.17岁,男75.86岁,女80.68岁,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预期寿命与婴儿死亡率呈负相关r＝-0.789,与人均国民总收入呈正相关r＝0.604。预期寿命女性比男性长4～7岁,符合一般规律。影响男性寿命低于女性的原因很多,本文重点讨论了遗传因素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并对预期寿命的地理分布进行分析。     

中国不同婚姻状况人口的死亡率差异分析

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婚姻状况是影响人口死亡率的重要社会因素。有配偶人口的死亡水平明显低于未婚、离婚和丧偶人口。这种差异表现在几乎所有年龄组中,但在低年龄段差异最大,随着年龄提高,差异趋于缩小。20—80岁暂时预期寿命的比较显示,未婚、丧隅和离婚人口预期寿命之间的差别不大,三者均明显低于有配偶人口,平均差距约为7岁;此外,婚姻状况对死亡率的影响存在性别差异。     

中国女性初婚模式变动趋势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女性的初婚模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文使用人口普查资料、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人口变动情况抽样调查数据以及IPUMS数据,通过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曾婚比例、年龄别初婚概率、终身结婚期待率和预期单身寿命等指标探究我国女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初婚模式变动情况。研究发现30多年来我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在波动中上升,到2017年女性平均初婚年龄已经达到25.60岁,而教育程度的提高会推迟女性进入婚姻的时间,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明显高于未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另外,通过对各教育程度平均初婚年龄标准化与分解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教育对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影响作用增大;20-30岁年龄段女性婚姻推迟明显,曾婚比例不断降低,但女性终身未婚比例很低,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婚姻推迟现象最为明显,但其自身的结婚意愿并未降低,大部分女性只是推迟结婚时间,并不是不结婚。对净婚姻表各指标进行计算发现1982-2010年女性的年龄别初婚概率下降,尤其在20-30岁年龄段下降明显,初婚峰值年龄推迟,结婚年龄集中现象减弱。终身结婚期待率下降速度趋缓,随着女性初婚年龄的推迟,2010年27...     

中国知识分子:短命还是长寿?--中国知识分子健康研究报告之一

本文考察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平均预期寿命,挑战了广为流行的观点.本文首先解释"死亡人口平均年龄"与"平均预期寿命"指标的概念和差异;然后使用2004年在中科院18个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共20个单位调查的死亡人口资料,检验"知识分子死亡平均年龄下降趋势"的可信性;并利用全国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权威数据,计算受过本科以上教育人群的生命表和"平均预期寿命",得出中国知识分子预期寿命大大高于普通人群的结论,推翻了"中国知识分子预期寿命比全国平均寿命低17岁"这个流传广泛且被反复引用的错误结论.     

中国1982年后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中死亡漏报的估计——基于Bayesian分层回归模型

利用Bayesian分层回归模型估计中国1982年后历次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的死亡漏报率及其随时间的变化。结果表明:0岁死亡漏报率随时间的变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而1～4岁死亡漏报率随时间的变化趋势不明显;全年龄、5～14岁和15～59岁、60～89岁和90岁及以上死亡漏报率随时间的变化基本近似且同样具有阶段性。受漏报原因和不同时期社会背景的影响,女性1～4岁的死亡漏报率不一定低于0岁的死亡漏报率。人口普查成人阶段各年龄死亡漏报率差别较大,而人口抽样调查则较为一致。2000年人口普查男性和2010年全人口90岁及以上死亡率偏低是由比较严重的死亡漏报造成。死亡漏报对预期寿命计算误差的影响因年龄而异,二者关系在婴幼儿中较弱,其余年龄死亡漏报和预期寿命误差存在显著线性正相关。     

失业率、年龄结构与人口迁移率的相关性研究

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理论及实践两种角度,对影响人口迁移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年龄结构及失业率是人口迁移率大小的决定因素。在此基础上,对影响我国人口迁移的相关性因素进行了分析,并对 21世纪我国人口的迁移做了预测。     

中国高龄老人健康隶属等级分析

基于反映健康不同维度上的50个变量,本文用隶属等级模型将1998年被访高龄老人的健康状态分为健康、比较健康、功能受限、体弱多病、极度虚弱五个纯类.分析结果表明,健康隶属度随龄增加而递减趋势明显,城乡在健康隶属等级上的差异与年龄和性别有关.总体上说,健康隶属等级年龄差异大于性别差异,性别差异大于城乡差异.     

提高安徽省人口文化素质的思路与对策

安徽省经济基础薄弱,教育投入不足,办学条件差,教育事业总体上比较落后,导致安徽省人口,尤其是劳动人口文化素质偏低,严重地制约了安徽省经济的发展。针对安徽省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人口文化素质的实际状况,结合省情省力和"科教兴皖"战略,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包括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调整教育结构;增大政府教育投入,并建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巩固和发展农村基础教育,优化农村教育结构;加强师资培训,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等可行性的对策与建议。     

对我国人口城市化道路的思考

加快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对推动我国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走什么样的人口城市化发展道路一直是一个很重要又争论不休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我国城市发展方针的反思,提出了我国应走以规模扩大式为主的人口城市化道路。     

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家庭规模、代数、结构和居住安排等方面,描述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家庭特征.结果表明,家庭规模为2.46人;平均1.54代人;家庭结构以核心家庭为主(占68.6％),单人家庭次之(占27.0％),主干家庭和其他家庭各占3.3％和1.1％;2/3的子女与流动父母同住.但是,全国的平均水平掩盖了较大的地区性差别:中部地区和跨县流动者的家庭规模最大、代数最多、家庭结构更复杂、子女更易与父母团聚,而在东部地区、长三角和珠三角经济带跨省流动者中,家庭规模最小、代数最少、结构最简单,团聚更不易.这些特点透视出,各地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对家庭团聚设置的门槛不同,同时也折射出流动人口的自选择性.     

农民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文章以南京市为例,在描述外来农民工劳动权益现状的基础上,采用相关的微观计量经济学方法,从劳动合同的签订、工资是否拖欠、劳动安全的状况及日工作时间的长短4个方面对农民工劳动权益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人力资本状况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农民工的个体特征、就业的行业和单位的所有制性质,对于劳动权益状况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工会会员身份、对相关法律法规的了解程度等制度性因素对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没有显著的影响.     

甘肃省人才问题研究

本文对近10年来甘肃省人才状况进行了简要总结和分析.通过对人才总量及相对存量、人才的地区分布、人才的行业、职业构成以及科技、教育(主要是师资)状况的分析,就我省人才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指出了症结所在.     

高龄老人生活质量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248名八旬老人与437名七旬老人的生活质量(QOL)与生活满意度(DSL)的调查分析,发现八旬老人生活质量不如七旬老人,但生活满意度却优于七旬组;八旬老人呼吸系统与五官科疾病多见,但影响八旬老人生活质量的主要疾病是心脑血管疾病与糖尿病;婚姻状况对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有重大影响.     

寿命学的难题

寿命学研究的根本宗旨和归宿是揭示延长寿命的理论导向和途径,其核心问题是延长预期寿命使之日益接近最大寿命,甚至与最大寿命重合.但是,达到这一目标及其困难,甚至是不能实现的遐想.我们只能尽一切可能使两者更加接近,完全重合是在可望而不及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