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安排对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影响的跟踪研究

随着我国经济的常态化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青壮年劳动力转移促使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发生变动并对家庭养老构成威胁,进而对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构成冲击。本文使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于2009年、2012年和2015年进行的"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福利状况"跟踪调查数据,运用个体增长模型将农村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划分为主干家庭、隔代家庭和"空巢"家庭,深入剖析居住安排变动对农村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跟踪影响。研究发现农村老年人由居住在非主干家庭变动为主干家庭会使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显著衰退,居住在非隔代家庭变动为隔代家庭显著减缓了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而居住在非"空巢"家庭变动为"空巢"家庭对其日常生活自理能力衰退的减缓作用存在选择性;研究揭示了农村老年人所选择的居住安排是基于整体家庭客观需求并以全体家庭成员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而做出的家庭决策,居住安排的不同会带来迥异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影响。在中国独特的家庭养老背景下,居住安排作为农村家庭养老的重要方面应引起高度重视,其对老年人日常生活自理能力产生的影响更不容忽视。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发展趋势影响的追踪研究

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个体增长模型,结合农村实际,详细分析代际间双向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对中国农村老年人认知功能发展趋势的影响。结果发现,双向的经济支持和情感支持能够减缓老年人认知功能的衰退速度,但是,老人从成年子女处获得日常照料却加速其认知功能的衰退速度,代际支持的显著影响力会以老人的需求为中心产生不同的变化。     

分化与特色: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对692位老人的调查

文章通过对692位老人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1)中国城乡老年人的居住安排呈现多样化特征,有67.8%的老年人独立居住;(2)大多数老年人居住的社区针对老年人的服务和设施相当欠缺,尤其是针对残疾老人的设施更是奇缺;(3)老年人在使用社区设施上群体性差异较小;(4)老年人居住上获得包括单位在内的机构的帮助已经很少;(5)住房条件和财产权利构成了中国老年人社会分层的基本尺度。具有与西方发达国家老年人住房安排和选择不一样的特征,这些特征蕴含着中国特色。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老年人居住安排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年轻劳动力外流对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产生了很大影响。本文采用Multilogistic回归模型,利用西安交通大学2001年在安徽省巢湖市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现状”抽样调查数据,从子女和父母两个角度,分析了共同居住机会、独立居住资源、居住偏好以及身体状况等四类因素对三种居住安排的影响。父母的需要是决定其居住安排的重要因素,在老年人尚未完全丧失劳动能力时,子女的需要也会对居住安排产生影响。老年人在居住安排上表现出对儿子的强烈偏好。外出儿子的增加特别是有未成年子女的外出儿子的存在使得父母与孙子女共同居住的机会显著增加。     

中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

文章应用中国1982、1990和2000年的普查微观抽样数据分析了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2000年三代家庭户的比例比1982和1990年有所增加,两代核心家庭户的比例比1990年下降了17％。但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中国家庭正在向传统回归,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生育率下降的滞后效应造成的。尽管大部分的老年父母仍旧与一个已婚子女同住(这一比例也在下降),但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之后的年轻人的兄弟姐妹数大大减少,因此当他们结婚成家时,离开父母成立自己的核心家庭的几率也相应减少。实际上,中国家庭正在向现代型转换。     

家庭经济因素对已婚独生女居住安排的影响

独生子女已大规模进入婚育年龄,由于此类家庭关系的特殊性,势必对传统的家庭居住方式产生冲击。文章利用2005年苏州市20-29岁育龄妇女家庭户调查资料,通过列联表与逻辑斯蒂回归分析方法,判断已婚独生女居住方式与非独生女的差异性,并试图找出居住安排的主要影响因素。认为:总体上,独生女婚后单独居住比例较高,男女方母亲就业成共同居住的关键影响因素,独生女居住安排具有更大的弹性。共同居住决策的主体是年轻夫妻,决策依据三方分工的结果,符合理性选择理论,居住安排带有明显的生命周期特点和传统文化的印记。     

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

本文利用2002~2008年中国老龄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在倾向值加权的基础上,采用含有frailty因子的Cox回归分析法,考察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居住安排变化对老年人死亡风险存在影响,其中与子女同住变为不同住老人的死亡风险最高。研究结果还表明,考虑了脆弱性因子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大于没有考虑脆弱性因子的回归系数绝对值。在本研究中,没有考虑脆弱性因子的同住变为不同住低估了其对死亡风险的作用,而不同住变为同住以及一直同住则高估了其对死亡风险的作用。     

高龄失能老人居住方式及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高龄失能老人居住方式直接影响到长期照护服务质量,通过对211位高龄失能老人的调查,发现他们理想的居住方式与现实的居住方式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大多数高龄失能老人理想的居住方式是与家人同住,而现实的居住方式则是入住养老机构比例在大幅度提高。经济与社会支持因素对高龄失能老人理想居住方式有较大影响,而居住地、婚姻状况、儿女数量等多因素阻碍他们实现理想的居住方式,使他们不得不居住在养老机构。在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社区应整合社会多方资源将照护服务递送到居家高龄失能老人身边,同时提高机构照护服务质量,使身居养老机构的高龄失能老人在接受专业化照护服务的同时感受到居家的温馨,以实现高龄失能老人理想的居住方式,满足他们对长期照护服务的需求。     

居住安排对老年人自评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

在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研究居住安排对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影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使用2017～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实证检验了居住安排对老年人自评生活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相比于居住在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与家人同住的老年人自评生活质量更高,而独居老年人的自评生活质量没有明显差异。机构养老对少子女或无子女、高龄空巢的老年人积极意义更加明显。日常照料、精神慰藉和医疗服务可及性是提升老年人自评生活质量的三种重要的机制。其中,机构养老的短板是精神慰藉功能较弱,非机构居住的不足在于医疗服务可及性相对较差。对此,文章提出加强养老机构的精神慰藉服务建设、增加机构养老服务供给、注重关爱非机构居住老年人的政策建议。     

流动还是留守?家庭流动安排对农村老人社会网络及心理健康的影响

农村劳动年龄人口流动对老年人生活状况和身心健康都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CLASS2014数据,基于家庭流动安排将农村老人区分为留守老人、流动老人和一般老人,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三类老人的社会网络和抑郁水平进行比较,并通过中介效应检验讨论了社会网络在老年人家庭流动安排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留守老人抑郁水平最高,流动老人抑郁水平与普通老人差异不显著。(2)留守导致老年人家庭网络萎缩,朋友网络维持不变,流动导致老年人朋友网络萎缩,家庭网络基本维持。(3)家庭网络在留守和抑郁水平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对于农村老人来说,随同子女流动到城市可能是更好的选择;离家子女尽可能保持与留守老人的联系和支持,以切断家庭网络萎缩在留守与心理健康之间的中介路径。     

养老金收入与收入不平等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文章利用中国收入分配课题组2002和2007年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养老金对中国老年人健康的影响作用。结果显示,2002～2007年,随着养老金收入水平的提高,老年人自评健康状况越来越好,相比其他家庭人均收入,养老金对保障老年人健康的作用越来越突出;养老金通过家庭内部老年人口之间的再分配,发挥的作用更明显。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和城市贫困问题的凸显,不平等对老年人的健康影响开始显现;对于单独居住老人,养老金的健康保障作用越来越重要。     

农村老年人口生存方式分析——一个"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视角

文章将"宏观"普查数据和"微观"村庄调查数据结合起来,考察当前农村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生存方式.研究显示,农村超过90%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有1个及以上的存活儿子,约70%有两个及以上存活儿子.只有一个儿子的老年人在直系家庭生活的比例较高.但有多个儿子的老年父母与已婚儿子分居各爨成为主流,他们失去生活自理能力后,由诸个儿子"轮流"赡养占较大比例.就整体而言,农村老年人缺少可以支配的经济资源,尽管他们的衣食之需得到基本满足,但居住条件明显不如中青年子代,医疗消费很低.农村老年人与中青年人的生存方式并没有获得"同步"改善.     

中国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根据实际调查数据 ,对高龄老人的居住方式进行交互分析 ,发现各个交互类别中高龄老人与后代共同生活仍占居多数。对高龄老人是否与后代同住的多元logistic回归肯定了年龄、城乡、以前职业、婚姻状况均存在显著影响。模型还专门设立表达存活子女的数量和结构的两类自变量 ,结果发现 :子女数从无到有具有突出的门槛效应 ,但后续递增的影响并不显著 ,高龄老人对子女的依赖存在很强的性别偏好     

老年人生活状况的城乡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 1996和 1997两年在厦门地区举行的城乡老年人日常生活及供养状况抽样调查资料 ,描述城区和农村两地老年人的背景特征 ,探讨老有所养、所医、所为和所乐等方面的城乡差别 ,在此基础上提出消除这些差别的几点对策。     

中国失能老人长期照护服务使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2014年中国老人健康长寿跟踪调查数据(CLHLS),将安德森健康行为模型作为理论框架剖析中国失能老年人群对长期照护服务使用的影响因素.实证研究表明:安德森模型中的3类变量中只有使能因素和需求因素对服务的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前倾因素则不显著.据此,文章得出与前人研究不同的结论: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境和文化背景下,老人对于长期照护服务的使用更多的是受到客观环境的影响,即便个人有使用某种健康服务的特征和倾向,但仍受制于政策环境、个人与家庭能力以及健康状况等能力和需求要素.此外,文章引入家庭照料者意愿这一变量,对安德森模型进行本土化改造的探索,并对服务需求评估工具、家庭发展能力和社区服务未来走向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